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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也许在我未打开这幅凝重的画卷、未沉浸在这个《团长》的世界里之前，我自己都不会相信，它竟会如此执着地将我的心丝丝缕缕地缠绕，剪不断、理还乱，连续几个月我的思想和情绪彷佛都失足陷进了一个盘丝洞，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控制、也超越了我的底线。而更为可怕的是，我居然失去了挣脱的欲望，在一次刻骨铭心的体念和震撼之余、在深刻犀利地痛过之后，我居然因为这样一份失陷和沉沦而有了一丝丝的迷醉。能带给我震撼的文艺作品很多，但多半只能使我产生一种“shock”的状态，症状强弱不等但却一定短暂，因此Shock之后很容易就渐渐看得淡了。但《团长》不同，它使我一直保留着一种探秘的新奇、咀嚼的甜蜜、悠长缠绵的感动、燃烧热血般的兴奋。宣泄和倾诉已是当时当地、不得不做的一种选择。因此，我将我心中淤积、泛滥的情绪化诸于笔端，于是就有了前些日子的《为了那份刻骨的爱和痛――团长观后笔记》。郝兽医、克虏伯、何书光、张立宪、上官、小醉、阿译、迷龙、虞啸卿、孟烦了、龙文章，当我试图走进他们的世界，实现一次次的心灵和思想的对话之后，我忽然发现，我其实是根本无法解脱的，因为我所作的一切，恰恰是在帮助自己滤去情感化的元素，实现一个思考和还原的过程，而这样一种过滤和积淀反而使心中始终盘桓不去的一些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显出其厚重。因此，这一次在上一篇的基础上，我很想和朋友们聊聊那些关于《团长》的事，可以是《团长》本身带给我的种种思考，也可以是由《团长》引发的种种争议、碰撞和这些现象本身带来的种种反思。
千头万绪地从何处开始呢？还是从《团长》引发的一些争议入手吧!
《团长》横空出世即遭来漫天飞舞的大棒，其中来得最急、最狠的那一根就就叫做“团长对不起那段历史”。发出这样言论的人，一付痛心疾首的模样，其实仔细分析他们的言论，一方面我只能说康兰和这个团队了不起，因为很少有创作团队被赋予过如此之高的期望值；另一方面，我只能感叹一些人自身的狭隘、偏执和自以为是。因为正是这些挥舞着刀枪剑戟“砸”向《团长》之人，对《团长》赋予了非比寻常的期望值，他们所期望的甚至远远超过了一部历史素材的文艺作品所应该承担的。他们的期望的大致有三点：第一，通过《团长》告诉观众远征军的历史是什么；第二，通过《团长》为那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和一群不该被淡忘的英雄正名；第三，他们固执地希望荧屏上出现一群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铁血军人，并一定执着地期盼着一曲气势恢宏的英雄史诗。但是，当我们刻意或无奈地将一段历史尘封了六十多年之后，一些文艺人凭着自己的良知、勇气和一分亏欠之心，试图去探一下曾经的“雷区”，尝试着唤回一些我们不该忘却的记忆之时，他们其实已远比我们这些人、包括批判他们的人做的要多得多。还原历史和为历史正名的责任，到底谁更应该去关注和实施？当我们把这样的负担加诸在一批文艺人的身上，我们实在是太抬举文艺作品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功效，甚至是太过天真和理想了。历史的问题难道不是应该以一种对待历史该有的方法和手段去解决吗？而《团长》所引起的这场争议如果能为最终有这样一个历史结果而起到一丁点的关注、反思和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团长》的创作团队是一定会由衷地感到欣慰的。
其实我这样阐述时，已经推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关于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也一直是业界争执不休的问题。但是，无论双方如何争议，聚焦都是在真实性的“度”上面，对历史和文艺创作之间区别性的认可，却从来都是一致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无聊和无知到以为以历史为素材的文艺作品可以取代历史。历史和文艺、哪怕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历史应该是忠实地、客观地再现曾经发生了什么；而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则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反思的责任。它应该有这样一种能力，可以引领我们去思考历史为什么会这样？造成昨天历史必然的一些规律会怎样影响今天？历史和今天、和今天的人物有内在的关联吗？因此，历史回答我们的是是什么，是知识性的、偏于客体角度的一种阐述；而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是以价值论为导向的、偏于主体角度的一种演绎。“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这一句话非常简单地说尽了我们为何要研究历史、为何需要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一切原因。历史是呈螺旋状重复和再现的，忠实地、客观地了解它，是一切分析的前提；而文艺承担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引领文化和思想的责任，以文艺作品的形式引发对历史的全民性的反思正是一个民族持续发展且避免重蹈覆辙的有效手段之一。
那么，《团长》是什么？《团长》当然不是远征军军史，它只是一部文艺作品，一部以历史题材为创作元素的文艺作品，也就是在纪实性上，比传统的历史剧更远离了历史一大步，更注重于从主体角度去演绎和阐释一个带有历史背景的故事的文艺作品。文艺批评的美学观和历史观辨证统一，是恩格斯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在某些人以“革命”和“主流”的名义，为《团长》扣下各种各样的“帽子”之前，至少是不是应该辨证地先从艺术审美和历史真实两方面去做评判？我们是不是先得弄清我们要加诸在《团长》之上的，是否已超出了它的责任的范畴？有些问题，到底是历史学的责任，是编制和阐述历史的人的责任，还是一部文艺作品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就文艺应承担的分工而言，《团长》有没有引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它基于历史的规律之上追问的一些问题，是否在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意义？
我不想讳言，作品题材和风格的选择那是创作者的自由，但当他们一旦选定从历史的长河中撷趣一朵浪花之时，就必需承担一分无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兰晓龙和康洪雷也一样，当他们选定以远征军的历史为故事的背景，来演绎一部电视剧的时候，他们就无可逃避地必需承担起对这段历史的一份责任和义务，那就是对历史的敬重，也是一个文艺人应有的良心和责任性。但对历史的敬重之心在一部以历史题材为创作元素的电视剧中究竟应该怎样体现？也就是对一部作品历史观的评价问题。
个人以为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判断。其一对历史事实的尊重。我们可以追问和思考，即使是虚构的故事，是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历史事件的面貌？在细节处理上是否尽可能地做到对当时环境的还原？在历史事件的发展上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或发展规律？而我个人以为，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团长》虽不能说全无瑕疵，但却也基本做到了可圈可点。《团长》是一部描写中国远征军的文艺作品，相信即使没有前期那铺天盖地的宣传，每一个观众都能从电视剧中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信息，虽然，它没有用真实的地名、人名、战役名，它一直就是低调地把自己摆在一个艺术再创作的位置上，但是，我们仍然会自然地将它和中缅边境、和滇西大地上曾发生的一切联系起来，我们的记忆越过惠通桥、越过咆哮奔腾的怒江天险、越过布满白骨和鲜花的胡康河谷、越过弥漫着硝烟的畹町、腾冲的青山绿水、越过那座曾经被鲜血浸透的、却肃然耸立的松山，因为《团长》中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这些曾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原型，并在原型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艺术虚构和想象的。虽说《团长》在一些细节上并不是十全十美，依然存在着一些疏漏，但是，力求精细和完美，却是《团长》创作团队传递给我们的另一个信息，由于曾经的军旅生涯，《团长》的主创在军事细节上专业性、真实性的追求与其他同类作品比，无疑是有优势的。但是，细节真实性的考较恰恰也是最难的，不光是百密一疏的问题，如果一定要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军事专家等等等等的专业水准来要求、来挑剔一部文艺作品，那我们是否也太过苛刻了？个人认为，善意指正一些疏漏和错误是好事，但只要不影响作品主题的阐释和演绎，也不必太过苛求和较真的，因为这毕竟是一部文艺作品而已。第三，《团长》中那些虚构的故事完全符合真实历史的发展轨迹，包括中英两军在缅甸战场上的境遇、滇西战局的发展、抗战末期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对未来社会变革的暗示等等都是贴合历史的真实性、符合历史发展、沿革的规律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团长》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写在第二章之前的题外话：
在上一篇和大家聊了《团长》的历史真实性和对历史的敬重，同时也阐述了文艺与历史的区别及两者各自承担的责任。从学术的观点上看，历史应该更严谨、更忠实于事情的本来的面目，但是，这丝毫没有轻忽文艺的意思。一方面，历史是需要时间和空间的积淀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几十年宛如一滴小水珠而已，真正想要还原历史，隔了六十年的距离也许还是太短；另一方面，历史文献由于学术研究的特点，严谨和刻板有余，生动、形象和感染力不足，因此，如果不是为了做学问的目的、不是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的，多半是不会去死啃历史文献的。而文艺作品不同，由于不是所谓的“正史”，它有了更多自由的空间，而许多历史事件的还原，往往又是由文艺率先捅开那一层窗户纸的；其二，文艺是生动、活泼，具有广阔的受众面的。因此，相比历史文献，也许某些文艺作品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影响更加深远。如我们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它对中国百姓的影响远较《三国志》要大，还有日本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对战后一代人的影响决不是那些经史典籍可以比拟的。
为什么这些作品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是它们完全按葫芦画瓢描述的历史吗？不是，它们之所以对本国人民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是因为作者在历史的基石之上，更多地融入了他们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思考和见解，这也是他们超越历史之外的主体阐释，期间所包含的民族精神最内核的部分、包含了本国文化深层次的一些要素，连同他们那优美、流畅的语言、形象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共同构成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使它的受众被打动、被感召，也引领着他们去思考和行动。
我并不认为《我的团长我的团》在艺术上的造诣、对广大民众的影响上能和这样的传世绝唱相比拟，但是，它确确实实自觉地、努力地、严谨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在做，它基于历史的基础上的想象和艺术创造，与一般的“戏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它主体演绎和阐释的部分，其内在的思想是如此严肃、凝重、深刻，它所表现出来的姿态又是如此地绝决、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气概（尽管很多时候又是以一种调侃、荒诞和黑色幽默的表象显现）。这样的作品所体现的文艺人的品格和责任心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能以此为追求、而且付诸于实践的人不多，达到这种境界的作品也不多。2009年的电视剧作品看到现在，也许只有一部《人间正道是沧桑》堪与之相媲美的。因此，《团长》中主创们的主体阐释的部分，正是构成其作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最为华彩的部分，同时，也是我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将花费大量笔墨，和朋友们分享、探讨的主题。
当兰妖把道德政治符号化的英雄摈弃在创作视线之外时，他又在不停地塑造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何谓英雄？按传统的释义，英雄是指具备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他自己或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但个人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是比较模糊和混淆的，而且我不想因超凡的能力而使英雄的释义再次滑向“神化”的泥沼。英雄，就其存在的层次而言，可以分为两层，第一层，个体英雄，第二层，共业英雄；而就其内涵而言，必需符合三个必备的条件，第一，以道德为基石，第二，致力于从事对众生有意义、有福祉的事，第三，自由自立。
就英雄的两个层次而言，英雄首先是以“人”的形式存在，然后才谈得上“类”，也就是说，个体英雄是前提和基础。一个人如果连个体英雄都做不成，那他决不可能成为共业英雄；带领广大民众建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的福祉，是需要托举风鹏的“势”的，即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这样的条件并不是每时每刻、每个个体英雄都可以邂逅的。共业英雄首先必定是个体英雄，而个体英雄却未必有机会成为共业英雄。因此，在探讨英雄这个命题上，我们显然应该把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个体英雄的层面上。
英雄，首先必需基于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这里的道德不是某种政治或统治的需要而教化、弘扬的价值观，它应属于人性光辉最本质、最基本层面的东西，比如仁爱、比如悲悯，之所以在构成英雄的内涵里首先谈道德基石，是因为我以为“一将功成万骨朽”不能称为英雄，而我更不想英雄观在失了道德基石的基础下，成为孕育希特勒式人物的理论依据；其二，致力于从事对众生有意义的事，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只需注意，此处的“众生”是受某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和约束的，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个内涵理解为英雄的理想或信仰；在第一、第二个条件全部符合的前提上，谈第三个内涵才会有现实意义。自由自立，那是一种精神的自由、个体生命的自由，彻底摆脱“他者”的依附、得到解放的“自立”的个体。而这个自由自立，恰恰是成为个体英雄的根本。因为，能否成为英雄，根本上就是一个能否成为自由自立的“人”的问题。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名我十分景仰的文化人――鲁迅先生，早在上个世纪，在封建主义和以尊长为本位的社会本体主义的桎梏之下，鲁迅先生受西方尼采哲学思想的启迪，结合和融通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哲学，超越性地提出了“立人”的观点。鲁迅先生在《文化偏至论》中言道：“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我们运用鲁迅本体论的“立人”思想，来阐释英雄观中的“自由自立”，那就是摒弃物质的羁绊、打破群体的束缚、摆脱“他者”（并不是指他人，它是个抽象的集成概念，包括王权、秩序以及人对自然和社会经验性的认知和判断）的依附，个体自性的解放达到精神和思想 “灵明”的境界、一个自由的、充满创造力的境界。
兰晓龙说他不相信英雄，但是在他的笔下所致力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那些个平凡的、充满着个体缺陷的、卑微的小人物，在抹去尘埃的瞬间，我们却看到了属于英雄的内涵和光华。
许三多，又呆又木，连话都说不清楚。但是他善良、谦恭；他说，“活着就是要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这就是他最朴素的理想和信仰，而且对于自己的理想、对于他关注的战友，他始终执着地坚持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准则；习惯的思维方式、有悖于理想的现实环境、周边人们讥诮的目光、嘲讽的话语，都无法使他屈从和改变，在实践自己理想之路上，他的思想和精神是自由的，也是充满着创造力的，荒漠上那条充满着生命热诚的路，就是这种自由和创造性的结晶。
龙文章，什么都是假的，生活的重压之下生命也多了一种扭曲的、猥琐的色彩，但是，他说“每个人都是无辜”的，每个生命都是值得珍爱和尊重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仁爱和悲悯一直就是他的道德基石，这份仁爱和悲悯，不仅给了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他的战友，甚至是战场的敌人；他始终如一地将坚持“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作为自己对众生利益的最高诉求，是因为他知道除了事物必然存在的自然规律之外，一切其他的“道”都是“伪道”，都不可能真正给人们带来福祉；强权的压制、外界利欲的诱惑、甚至是生死的考验，都不能束缚和控制他那自由的、高贵的、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和精神。哪怕在即将被押赴刑场之前，他都能谈笑自若，他说，“这些年仗打的，难得有人像我这么走狗运的，死之前还能有空想些事”；他试图劝诫虞啸卿，“错一定输给对，年轻总会取代年老，只要它真的年轻”；当张立宪把枪顶上了虞啸卿的脑袋，为龙文章赢来一个逃生的机会时，他却亲手放弃了这个机会，那是因为面对着他执着于的理想，他不想放弃和逃避，他甚至不想输给自己那苟且偷生的念头，“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打得更难打的仗了，这么难，要还输了，对得起死人和活人？”；另一方面，他认为“师座还没到地头，我不死，你清不了；我跑了，你顶罪，西线要没了头脑。你也能分善恶，知道敬人，换了个更糊涂的，只怕会死更多的人”这就是龙妖孽最后时刻仍在执着的坚持，坚持做对的事情，那一刻他的心中没有怨恨、没有悲伤、甚至没有遗憾，他那一颗充满悲悯的心所关注的还是天下的苍生、还是那些值得珍视和尊重的生命！这是怎样一种“人”的个体！在思想和精神完全自由掌控的境界，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顶天立地、气贯长虹！而这就是兰妖带给我们的、使我们地动山摇般地震撼、心悦诚服地景仰、锥心泣血地心痛的龙文章！他是一个卑微、猥琐的小人物，还是一个俯仰于天地之间的大英雄？
所谓不相信英雄和反英雄，在兰妖那里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第一，兰晓龙从来就不相信那些政治道德教化符号化的“高大全”英雄。第二，兰妖始终就认为英雄可以是我们周围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甚至就是你和我。只要我们也能坚持自己的良知和底线，树立做有意义的事的理想，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自性，突破外界种种诱惑、干扰和羁绊，追求思想和心灵的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英雄。
英雄原就是平常人，认识一个80后的小朋友，言谈中我经常为她所表露出来的宽容和爱心所深深打动，她家境并不好，受教育背景的限制，工作也一直比较动荡，但她却总是乐观、开朗地对待生活所赋予她的磨难，同时，她还从自己微薄的薪资里资助了一位贫困地区的孩子就读。她的想法很单纯：“尽一点力吧，希望这些孩子的未来能比我过得好”，2008年5月，她失去了工作，但我却接到了她来自成都的电话，电话那头，她含泪告诉我，她在灾区，想看看能不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能不能多帮到一些人。这个极其平凡的小姑娘，在那一刻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应为她的良善、大爱，因为她为求他人幸福而致力去做的事，因为她那颗为他人造福的心不受自己的烦恼、困顿的影响和左右。而放眼望去，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英雄其实很多很多。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团长》的结尾，这个结尾的喻意是极其深刻的，而其中有一点，却正是印证了兰晓龙的英雄观。六十年后的禅达，84岁的孟烦了踯躅在禅达的长街之上，他再一次邂逅剧中那一个个已经逝去的英雄，只是这些“英雄”再也不复当年的模样，今天的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唯一相同的是，前世今生都是一群普通、平凡、卑微的小人物。在这里主创们非常强烈地传达了一个隐喻或象征的信息，英雄原是平凡人、原就在我们中间、在各行各业的小人物中间。他们决不完美、他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们却是我们必需满身心地去尊重和景仰的人、必需竭尽全力地、努力要求自己去学习的人，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做到个体英雄所必需具备的三个条件。我们可能拥有比这些英雄更能成为英雄的先天条件，比如智慧、比如体力、比如良好的成长环境，但是我们却往往一如《团长》中兰晓龙特意为我们树立起的那面镜子――虞啸卿。虞师一样有良知、有道义，一样有保家卫国、还我河山的抱负和理想，但是在最后的那刻，他无法达成自性真我的最高境界，强权、淫丨威、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顾盼，终于束缚了他的心智，在那一刻他的思想和灵魂都不是自由的，因此，虞啸卿，一个原本最应该成为英雄的人，最终却成不了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可以理解他成不了英雄的种种主观或客观的理由、我们可以谅解他最终不得已的选择、我们甚至还可以因为他从此背负的、吞噬心灵的亏欠之痛而扼腕叹息，但我们谁也无法改变他成不了英雄的命运。而虞啸卿的命运，又恰恰是我们很多人、很多人的命运。一面是心灵震撼的英雄，一面是映照着自我怯弱逃避、私欲纠缠的一面镜子，在《团长》的主创们把这样一种极端的对照，毫不留情地、不加一丝掩饰地、绝决地推在我们的面前时，感动是前味的体验，而后味却是内省后的一种苍凉和刺痛，然后，你又不得不问自己有关生命本体精神的最根本的问题。
英雄原就是平常人，认识一个80后的小朋友，言谈中我经常为她所表露出来的宽容和爱心所深深打动，她家境并不好，受教育背景的限制，工作也一直比较动荡，但她却总是乐观、开朗地对待生活所赋予她的磨难，同时，她还从自己微薄的薪资里资助了一位贫困地区的孩子就读。她的想法很单纯：“尽一点力吧，希望这些孩子的未来能比我过得好”，2008年5月，她失去了工作，但我却接到了她来自成都的电话，电话那头，她含泪告诉我，她在灾区，想看看能不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能不能多帮到一些人。这个极其平凡的小姑娘，在那一刻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应为她的良善、大爱，因为她为求他人幸福而致力去做的事，因为她那颗为他人造福的心不受自己的烦恼、困顿的影响和左右。而放眼望去，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英雄其实很多很多。
这里我想特别谈谈《团长》的结尾，这个结尾的喻意是极其深刻的，而其中有一点，却正是印证了兰晓龙的英雄观。六十年后的禅达，84岁的孟烦了踯躅在禅达的长街之上，他再一次邂逅剧中那一个个已经逝去的英雄，只是这些“英雄”再也不复当年的模样，今天的他们分布于各行各业，唯一相同的是，前世今生都是一群普通、平凡、卑微的小人物。在这里主创们非常强烈地传达了一个隐喻或象征的信息，英雄原是平凡人、原就在我们中间、在各行各业的小人物中间。他们决不完美、他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他们却是我们必需满身心地去尊重和景仰的人、必需竭尽全力地、努力要求自己去学习的人，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做到个体英雄所必需具备的三个条件。我们可能拥有比这些英雄更能成为英雄的先天条件，比如智慧、比如体力、比如良好的成长环境，但是我们却往往一如《团长》中兰晓龙特意为我们树立起的那面镜子――虞啸卿。虞师一样有良知、有道义，一样有保家卫国、还我河山的抱负和理想，但是在最后的那刻，他无法达成自性真我的最高境界，强权、淫丨威、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顾盼，终于束缚了他的心智，在那一刻他的思想和灵魂都不是自由的，因此，虞啸卿，一个原本最应该成为英雄的人，最终却成不了我们心中的英雄。我们可以理解他成不了英雄的种种主观或客观的理由、我们可以谅解他最终不得已的选择、我们甚至还可以因为他从此背负的、吞噬心灵的亏欠之痛而扼腕叹息，但我们谁也无法改变他成不了英雄的命运。而虞啸卿的命运，又恰恰是我们很多人、很多人的命运。一面是心灵震撼的英雄，一面是映照着自我怯弱逃避、私欲纠缠的一面镜子，在《团长》的主创们把这样一种极端的对照，毫不留情地、不加一丝掩饰地、绝决地推在我们的面前时，感动是前味的体验，而后味却是内省后的一种苍凉和刺痛，然后，你又不得不问自己有关生命本体精神的最根本的问题。
兰晓龙不相信英雄，但他相信那些生活中看似平凡、甚至有些卑微的小人物，他不遗余力地歌颂这些小人物的高尚，人性的高尚、理想和信仰的高尚、自由地、执着地实践理想过程的高尚。谁是人类历史的英雄？是那些头戴光环、神圣化、符号化的政治道德教化英雄？还是那些建立不朽伟业的、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共业英雄？答案却都是“否”。且不说神化了的英雄是否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即使是那些真实存在的共业英雄，离开了普通、平凡、卑微的人民大众，他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因此，人类历史的英雄只能是人民，如你我这般的普通的、平凡的、毛病和缺陷多多的、甚至有些卑微的人民。“我们必得不断提醒这单单瞩目胜者丰碑的世界,我们这族类的真正的英雄,绝非那般通过如山的尸体建立了典范、实现统治的人,倒是那些毫无抵抗能力，被胜利者用强力压迫的人——如卡斯特利奥在他为了精神自由,为了在地球上最终建立人道王国的斗争当中,被加尔文压倒一样。”（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接近一个世纪之前，一名旧中国的文化人，学科学、渡重洋，寻求救国之道。然后他发现科学救不了中国，他以他的敏锐、犀利和热忱转向对人的本体精神的思考，提出救中国必先解决“立人”的问题，而且从此立志献身于文化的事业，尝试以国人文化精神的转变实业现唤醒民众走向自由自立的道路。鲁迅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文化偏至论》）。百年之后，我们仍然回到了这样一个命题，关注于个体的进步和发展，树立“立人”的观念，追求个体作为“人”的存在的使命、意义和自由的、充满创造力的精神和思想。因为，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碾展，全民族的自由自立意识的觉醒，英雄主义精神的回归，对本体精神的思考必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能强大的根本。因此，当一部文艺作品，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英雄观，并又一次从文化和人性的向度上把我们推向对本体精神的思考时，我不得不将一声由衷的赞叹献给这位不相信英雄的编剧，一个自认为自己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内心深处极度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的人。
（三）《团长》，一场人性的战争
当我在上篇洋洋洒洒地大谈英雄观、谈“立人”、谈对人本体精神的思考的时候，我实际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因为我不得不去面对接下来必定会遭遇的一个命题，那就是“人性”。因为离开了对人性的思考，所谓“立人”和“尊个性张精神”都是没有根基的。而其实这样的压迫力，也并不是我自己作茧自缚自找的，而是《团长》一直以来就带给我的，感觉上它很象一把刀，一把越来越锋利的刀，它一步步把你逼到绝地，在你逃无可逃、避无所避的境地，一层层地剖析下去，直至生命最本源的问题。
而“人性”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负担得起的命题，因为这是一个对人类自身最根本问题的追问，也恰恰是我们自己最难搞得懂的问题。千百年来有多少圣哲先贤，试图用他们的理论和体系来解开这个终极性的问题，也留下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但人类却也彷佛越来越迷失了自己，人性异化在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也成了一个越来越难以调和的问题。因此，一直不敢奢谈人性，因为不认为自己负担得起。但是，如果要想真正走入《团长》的世界，“人性”又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因此，我只能鼓起最大的勇气作一下尝试，并尽可能用自己通俗的语言去阐释一些理论问题，但愿这样的阐释不至于太过枯燥或流于肤浅，实话实说，我对自己并不是太有信心，好在只是个交流分享而已。
我曾经说过造成《团长》目前的窘境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而前期铺天盖地的宣传中有关于描写远征军战争巨制的定位，造成了观众先期预期的错误恰恰是造成遗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电视剧本身离大家预期的、传统模式的战争片有很大差距，对战争本身的描述、演绎在《团长》里已被推到了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或一个特定环境的位置上。与其说《团长》想还原一场战争，不如说它想还原一群人，一群个体生命在特定的战场上、在一个宏大又残酷的环境里、生命最自然真实的表现，无论是挣扎、迷失、觉醒、向往、救赎和抗争。
尝试着表达战争中个体的“人性”问题，康兰并不是第一个，早在几年前冯小刚在他的电影《集结号》里就做了这样的尝试。如果我们不至于太过健忘的话，历史是惊人的相似，《集结号》当年曾遭遇的毁誉参半的评价，差不多一样被加载在《团长》身上，有过之无不及，甚至连口诛笔伐的调调都几乎如出一辙。难道在中国，探讨个体“人性”真的是战争片的一个“雷区”吗？难道在全球战争片逐步由战争本身的再现过渡到战争人性复原的潮流中，我们却还是一定非要坚持战争片以对战争和战争表现的集体概念为主题、以英雄史诗为唯一的表达方法的审美倾向吗？
正如在《士兵突击》中，为了完成对候选者最后的考评，袁朗曾耗时一个多月，殚精竭虑力图为被考核者营造一个逼近真实的战争环境，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最真实的本性才能被展露无遗。战争是如此极端又特殊的环境，在它面前，人个体的力量并不比蝼蚁来得强。战争又是残酷的，生命如朝露，生与死再也不是终极问题，它就在你的面前，你彷佛时时刻刻都站在一条生死边缘线上，甚至不知道下面一步走出去是坦途还是深渊，在这样一种惨烈到几乎没有选择的境地，和我们平日的生活状态不同，一切温情的面纱都被撕开，一切粉饰的假面再也无法戴下去，于是每一个人在那一个场景里、在这样的一种压迫力之下，以一种近乎赤丨裸的原始状态，将最真实、最本色的人性展现出来。
而《团长》，它的镜头越过了那恢宏的战争画面，却对焦到这样一群人的身上，在这场战争的卷轴中，他们原本极其渺小，渺小到即使付出生命都不会引起他人的重视，很多时候，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长官而言彷佛只是个数字。不管最初他们以何种理由走进了这场战争，现实中屡次经受的失败却残酷地告诉他们，个人的意志和力量之微薄、生命之脆弱、保全生存之不易，即便曾经沸腾过的血液，在那一刻早已冷却。栖身在收容所的这群人，在他们身上首先体现的就是人性最基本层面的需求。何谓人性？从字面上看，人性即人的本性，但要真正解答这个人的本性，却必需从几个不同的层面上来谈。我认为存在于大自然的、所有有生命的“物”都是有其“性”存在的，一切生命的本质在于维护和肯定自己的生存，这种维持自我存在的倾向，构成了所有生命体、包括人类在内，最基本层面的“性”。因此，“人性”首先体现了一种“自我保存”的需要，也是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比如必需要解决饥渴、温暖、安全、性丨欲等等这些生命存在最基本的需求。对那群“溃兵”而言，为了活下去，解决温饱和相对安全是他们当时全力以赴的事情。于是，为了一锅白菜猪肉炖粉条，他们可以坑蒙拐骗，没有尊严、没有廉耻、甚至以怨报德，因为，对他们而言生存已是个不堪负荷之重，在生存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一切其他的需求都彷佛只能是一种奢侈。
但是，人毕竟不同于其他生命体，人具有自身的能动性。虽然一样通过感观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知，但人是唯一综合地具备了储藏经验的记忆、保有和使用象征的潜能（语言是象征的符号）、唤醒经验、并将一切有机地串联起来构成推理的能力，人的能动作用的结果使人比其他生命体更多了一种“求我幸福”的需求。那是在满足存在的基本需求之外的、更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比如对超越生存所必需的物品的拥有欲、对感情的索取、对被同类所认同的需要等等。“自我保存”和“求我幸福”构成人性的第一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一种“自在人性”。自在人性是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自然的属性，即使在惨烈的战争环境里，生存条件极度脆弱、生存资源极度匮乏，除了求生之外的其他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可以被暂时的压抑，但它们却一直就是存在的。比如情感，对家乡故国的眷恋情怀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心里。在猪肉白菜炖粉条冒出的氤氲烟雾里，迷龙的那曲终不成调的“松花江上”,还有那双被“迷”得泪水朦胧的眼；当虞啸卿初次出现在收容所，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招兵演说时，因为被提到的“川军团”，因为虞啸卿的湖南话，要麻和不辣，一个四川人、一个湖南人，流露出来的、对家乡的那份无法掩饰的激动、兴奋和骄傲；当龙文章在庭审的公堂上，如数家珍地一个个地数落开去：“北平的爆肚涮肉皇城根、南京的干丝烧卖、上海的润饼蚵仔煎、看得我直瞪眼的花花世界、天津麻花狗不理、广州艇仔粥和肠粉、旅顺口的咸鱼饼子和炮台、东北的三鲜、狗肉汤、酸菜白肉炖粉条……”，镜头掠过他那群炮灰兄弟们的脸，脸上尽是梦游般的神色和一丝抹不去的伤痛，他们其实和他们的团长一样，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故国家园那是一份永远难以割舍的情感。比如爱情，虽然生命有如在风中摇摆的树叶，但仍然无法阻挡他们对爱情的向往。当迷龙与上官邂逅，他眼中流露出的梦幻般的光泽、那彷佛在下意识中径直把他带过去的腿，那轻柔地摘取上官发上沾着的树叶的动作，那如梦呓般却又没有任何迟疑的一句“你能不能嫁给我？”。彷佛是悬崖峭壁上一朵怒放的鲜花、荒漠中一片青翠的绿洲，康兰就是这般坚定且执着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残酷、最绝望的境地，人类对于幸福、对于美好的追求终不会泯灭，因为那是人性中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你可以压制它、扭曲它，但你根本就无法彻底地拿走它。再比如，对被同类认可的渴求、也可以说是对尊严的一种渴求。当一个可能被整编进远征军的传言传来，为了那支印象中原本只青睐嫡系的军队、那支曾打过让英国人都服的胜仗的军队，仅仅是一个消息、一个可能，但为了争取一份可能有的荣耀，原本的一潭死水却已经骤起波澜，哪怕迷龙的拳头可以征服每个人的身体，他却无法征服他们那颗渴望找回尊严的心。
“自在人性”的表现就是对“求我保存”和“求我幸福”的一种诉求，但是否人一旦满足了“自在人性”的需要，就一定会感到幸福呢？答案却未必，因为人具有透过感官知觉去认识现象的本质的能力，所以人是唯一发现自己生存问题的生命体，这些生存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也是被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称作“生存的两歧”的终极性的问题。比如生和死的两歧，生命的诞生是个偶然，而死亡却是必然，人既降生于世，就有“自我保存”对生存的渴望，但同时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一最终结局。比如灵与肉的两歧，人是由肉体与心灵组成的实体。一方面，人随时得满足形而下的肉体的需求与冲动；另一方面，“灵”即人的理智，又要求对这种需求与冲动加以一定限制。于是，人不得不在思维、生活过程及自己的感情行为中面对“灵与肉的两歧”。再比如个人化与孤独感之间的两歧，人从母体诞生后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个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使人的自我力量不断增强并日趋自由；另一方面又切断了他与周围环境缔结的原始纽带，失去了安全感、相互依赖感，滋生了孤独感。正是由于人生存状态中有这些两歧性的、始终无法调和的问题的存在，人会无可避免地滋生某种恐惧、焦虑、孤独的情绪。就有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留斯，出生的时候，被他母亲提着他的角踵浸在冥河里，虽然从此刀枪不入，但角踵却成了其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命门”，人类也是如此，这些生存的终极性的矛盾和问题，也成了人性中最稚嫩和柔弱的地方。而战争之所以残酷、之所以“非常态”，还因为它彷佛是一种催化剂，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有关于人类生存的终极性问题，却在战争的催化作用下再也不是遥远的、内心深处隐含着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它们忽然就走到了前台，现实得一如悬在我们头上的那柄利剑。人性的弱点在生死边缘的压迫力之下，失去了最后一层遮羞布的掩盖，在光天化日下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此处就暂以孟烦了为例，做一个简单的剖析。出场伊始的孟烦了，战争环境和现实的冷酷，已经拿走了孟烦了当初曾有过的热情和希望，人性中脆弱的那一部分开始在他的身上肆无忌惮地肆虐着，成了那一刻束缚灵魂和精神的桎梏。比如体现在烦了身上的、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对时刻都可能成为“炮灰”的命运的悲观、绝望又不甘心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为了满足果腹的生理需求，不但裹胁了“救命恩人”的粉条，甚至把抽屉里唯一仅剩的一块银元也卷走了，但事后却又时刻承受着被这种失去理智和廉耻的冲动行为吞噬心灵的痛苦；比如由于强烈的个体自我意识，在生存空间狭窄得一如缝隙般的战场之上，保存自我、为自己率先赢得生存空间的自私欲望之下，他煽动别人去当排头兵，自己却总是躲在后面，在自我意识主宰一切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能相信和依赖别人。虽然，他是处在热热闹闹的一群人中间，但他却不属于那一群人，他自己把自己和人群隔离了、把心灵封闭了，然后又独自一人饱受着无可依恃、无人分担的孤独。
非常感慨于《团长》的主创们们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去揭示人性中最脆弱的那一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刻意的粉饰，彷佛就这样把自己溶入了那个背景，在那一刻、直面那一群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自在人性的最自然的种种表现，这一刻他们是凌厉的、是绝决的。但《团长》更让我惊喜和震撼的是，主创们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揭示和还原人性的弱点之上，他们并不是以表达战争对人个体的心灵摧残作为作品的终极目标，他们往前更走了一步。于是，他们表达的人性已经到了第二个层面，一种主观能动之后，对人性固有的弱点自我调整和调节后所表现的人性，是一种“自为人性”；而同时他们也打响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人性的战争、人的个体战胜自我弱点的战争。
从理论上看，人之所以和动物不同，是因为人有能动性，人总是在希望和追求着一种超越，超越这些生存的矛盾、超越自身的弱点。于是，在人存在的这个层面上，艺术、文化、宗教、科学就此诞生和发展，它们一方面给人类的“超越”提供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也为人“超越”的渴望提供着一种精神层面的寄托。因为超越的目的，人类创造了艺术、文化、宗教、科学，其中也包含了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人类创造的这一切，又影响着人对人性的自我调节和修正。而在人之性的层面，这种对超越的能动作用，就构成了人性的第二层面――“自为人性”，也就是人在自己主观意识的支配下能动地对“自我保存”和“求我幸福”项下的各类欲望和行为的一种调整。
自在人性是人的本能的一种自然反映，因此我们很难以善和恶去定义，但“自为人性”不同，它是能动的，但能动却并不代表积极，它的调整同样存在着往两极发展的可能，它即可生成德睦友爱、无私无畏，也可生成残忍暴虐、自私怯懦。因此，我们所谓的人性具有善与恶的两面性就是针对这个层面而言的，而对因人性弱点而生成的“恶”的一面不能毫无原则的容忍，也是因为人是有能动的能力的、始终存在着往积极方向调整的可能性。一个人的“自为人性”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会受环境、个体成长的历史和经验、个体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程度、个体和组织之间互动经历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昨日之懦夫，今日之英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的事情经常会发生。谈人性其实离不开历史、也离不开人的社会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性虽然首先是个体自我的属性，但它又受人的社会性的影响。人类为了“自我保存”、“求我幸福”而激发的矛盾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个体幸福的最终目标很大程度上只有依赖于群体和组织，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因此，求我保存、求我幸福是最原始的自发目标，而达成这个目标在很多时候却必需先为他人的幸福而付出，具体可演化成一家庭、一团体、一宗族、一阶级、一国家乃至全人类之幸福。正是人性中社会性意识之觉醒，人才可能从自我出发，但却打破自我的束缚，在更广阔的天地里，使自为人性的积极调整成为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