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争论“心之本体”的问题。心已是本体，本体之上岂复有本体？心（未发之性）无本体，功夫所致即是本体（已发之情）。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请问：因何喜？因何怒？因何哀？因何乐？于此则明心之本体，亦明发与未发是其功用。须知:发与未发是良知发与未发，致中和即致良知。
朱子讲：本心存，则天理明；本心亡，则天理灭。何故？心即是理，心外无理。
有人问：何谓本心，何以知其存亡？
我反问：谁在思考？谁在发问？谁在造作？尤未发明“本心”乎？
非善非恶、不一不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与宇宙同在，与万物同表，宏大至天地，细微至发梢。你有我有大家有，这个叫做“本心”。但是说得太玄虚了，一般人理解不到，更体悟不了，所以才加上仁义礼智信等诸多界定词，盖四端七情皆是其功用，而又不止于此。
邵康节在《皇极经世•观物篇》里讲:“用也者，心也。体也者，迹也。心迹之间有权存焉？圣人之事也。”此节已阐释《中庸》之旨趣。所以归有光在《震川集•喜怒哀乐之未发二节》中同样讲道:“《中庸》论人心体用之妙，而推之以极功化之隆也。夫人之所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中者，心也。庸者，用也。“中庸”者，阐圣人用心之道也！
《中庸》一开头就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明确了自己探讨的是道的问题，是万物本源的问题，并且把这种认识上的本体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进而阐释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明旨趣在于阐心之用，化育天地万物，并强调道，圣人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圣人讲率性，不讲悟道。为什么呢？自性是道。《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离于自性而言道，谓修之证之悟之，其果能得乎？
圣人之道，总归不离于人心，其大则泛乎天地之间，造化万端，其小则细如发丝，无间不入，其深则入骨入髓，其用则修齐治平。呜呼！阐此圣道可以尽于此生乎？
佛家说:觉不离相，驻相不觉。自性即觉故。这与朱子理气论是一个道理。朱子说:“说穷理，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原不相离。”这就是说事物是具体的事物，道理是抽象的道理，没有事物，哪来的道理？没有一定的道理，事物岂会凭空出现？“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归根结底，还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圣人的“理”，是实实在在的理，不是凭空得来的。如果只说“理”，而不回到现实的器物世界，“理”就成了空理。“理”学也就变成了“唯理论”，终至于“理生万物”，绝灭人伦。这向来是朱老夫子最反对的。儒家虽然研究“形而上”的问题，但最终是服务于需要修齐治平的器物世界和感官世界。这也是儒学区别于佛教的根本分殊，所以朱子说:“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若只说大本，便是释氏之学”，又说:“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会，此乃谈玄说妙之病，其必流于异端，不可入于尧舜之道。”可见，朱子之“理”是实实在在的“实理”，其义大致有四，曰:“天理之实”、“性理之实”、“事理之实”、“功夫之实”，真实可行，人人都可以达到，都可以做“圣贤”。古人岂有虚言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岂假外求？可见，学问功夫须契合本心。“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这是由“本体”而说“功夫”。“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者，本源也！“左右逢其原”，即开阖出入、流行发用须臾不离本体。《大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圣人所谓“天命”、“天性”，这都是在讲人的本心，这个能发扬良知良能的本体！
《孟子•尽心上》有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故知，致知者，致其良知也！格物者，事上磨练也！可见，要发扬人的良知良能，首先要发扬本心，本心不存空泛的道理学得再多也没用。发扬本心须去事上磨练，舍此别无二径！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君子之道，以小见大，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君子致其中和而已矣！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先贤曰：“夫人之所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于此节试阐述之：喜怒哀乐之谓情，极为明了。惟情有发与未发，性岂有发与未发？既无发与未发，岂有善与不善？性者，心之体也。于此则明心之本体无善无恶之理。所以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讲：“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而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心”是一个抽象概念，在于发与未发之间。总而概之，天地万物，发育流行，鸢飞鱼跃，潮起潮落，无不是“心”的功用。未发之时，则心是一人人皆有，而不可指其一而言之的“理”；已发之时，则心的功用显现，是可以具体而言之的“气”。理者，性也。气者，情也。性情统而言之，就是“心”。这个就叫做“心统性情”。
心之未发，谓之性。性者，心之体。心之已发，谓之情。情者，意之动。在天地万物而言。心之体者，即理也；意之动者，即气也。理主而气运，惟心统之。心统性情，亦统理气。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率性之道。中庸，就是阐心之用。心统性情。心之未发，谓之性；心之已发，谓之情。性者，心之体；情者，意之动（心未动）。这是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了的。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请问：因何喜？因何怒？因何哀？因何乐？于此则明心之本体，亦明发与未发是其功用。须知:发与未发是良知发与未发，致中和即致良知。
朱子讲：本心存，则天理明；本心亡，则天理灭。何故？心即是理，心外无理。
有人问：何谓本心，何以知其存亡？
我反问：谁在思考？谁在发问？谁在造作？尤未发明“本心”乎？
非善非恶、不一不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与宇宙同在，与万物同表，宏大至天地，细微至发梢。你有我有大家有，这个叫做“本心”。但是说得太玄虚了，一般人理解不到，更体悟不了，所以才加上仁义礼智信等诸多界定词，盖四端七情皆是其功用，而又不止于此。
邵康节在《皇极经世•观物篇》里讲:“用也者，心也。体也者，迹也。心迹之间有权存焉？圣人之事也。”此节已阐释《中庸》之旨趣。所以归有光在《震川集•喜怒哀乐之未发二节》中同样讲道:“《中庸》论人心体用之妙，而推之以极功化之隆也。夫人之所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中者，心也。庸者，用也。“中庸”者，阐圣人用心之道也！
《中庸》一开头就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明确了自己探讨的是道的问题，是万物本源的问题，并且把这种认识上的本体与人的心性联系起来。进而阐释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明旨趣在于阐心之用，化育天地万物，并强调道，圣人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圣人讲率性，不讲悟道。为什么呢？自性是道。《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离于自性而言道，谓修之证之悟之，其果能得乎？
圣人之道，总归不离于人心，其大则泛乎天地之间，造化万端，其小则细如发丝，无间不入，其深则入骨入髓，其用则修齐治平。呜呼！阐此圣道可以尽于此生乎？
佛家说:觉不离相，驻相不觉。自性即觉故。这与朱子理气论是一个道理。朱子说:“说穷理，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原不相离。”这就是说事物是具体的事物，道理是抽象的道理，没有事物，哪来的道理？没有一定的道理，事物岂会凭空出现？“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但归根结底，还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圣人的“理”，是实实在在的理，不是凭空得来的。如果只说“理”，而不回到现实的器物世界，“理”就成了空理。“理”学也就变成了“唯理论”，终至于“理生万物”，绝灭人伦。这向来是朱老夫子最反对的。儒家虽然研究“形而上”的问题，但最终是服务于需要修齐治平的器物世界和感官世界。这也是儒学区别于佛教的根本分殊，所以朱子说:“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若只说大本，便是释氏之学”，又说:“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会，此乃谈玄说妙之病，其必流于异端，不可入于尧舜之道。”可见，朱子之“理”是实实在在的“实理”，其义大致有四，曰:“天理之实”、“性理之实”、“事理之实”、“功夫之实”，真实可行，人人都可以达到，都可以做“圣贤”。古人岂有虚言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岂假外求？可见，学问功夫须契合本心。“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这是由“本体”而说“功夫”。“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原”者，本源也！“左右逢其原”，即开阖出入、流行发用须臾不离本体。《大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可见，圣人所谓“天命”、“天性”，这都是在讲人的本心，这个能发扬良知良能的本体！
《孟子•尽心上》有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故知，致知者，致其良知也！格物者，事上磨练也！可见，要发扬人的良知良能，首先要发扬本心，本心不存空泛的道理学得再多也没用。发扬本心须去事上磨练，舍此别无二径！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君子之道，以小见大，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君子致其中和而已矣！
《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先贤曰：“夫人之所为心者，性情而已，而天下之道在是焉。”于此节试阐述之：喜怒哀乐之谓情，极为明了。惟情有发与未发，性岂有发与未发？既无发与未发，岂有善与不善？性者，心之体也。于此则明心之本体无善无恶之理。所以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讲：“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而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心”是一个抽象概念，在于发与未发之间。总而概之，天地万物，发育流行，鸢飞鱼跃，潮起潮落，无不是“心”的功用。未发之时，则心是一人人皆有，而不可指其一而言之的“理”；已发之时，则心的功用显现，是可以具体而言之的“气”。理者，性也。气者，情也。性情统而言之，就是“心”。这个就叫做“心统性情”。
心之未发，谓之性。性者，心之体。心之已发，谓之情。情者，意之动。在天地万物而言。心之体者，即理也；意之动者，即气也。理主而气运，惟心统之。心统性情，亦统理气。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率性之道。中庸，就是阐心之用。心统性情。心之未发，谓之性；心之已发，谓之情。性者，心之体；情者，意之动（心未动）。这是一开始就开宗明义了的。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