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少数COVID-19患者会感染其他许多人，而大多数人根本不传播病毒?
重点：
1、新冠状病毒80%的患者是由10%的超级传播者传染。
2、大多数传染是在密闭环境下，密切接触产生的。
3、对切断传播，带口罩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特大嘴巴的人。
3月10日，当61人聚集在华盛顿弗农山的一座教堂参加唱诗班练习时，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先唱了2个半小时歌，茶歇吃着饼干和桔子，又唱了一会儿歌。但其中一名患者已经感冒三天了，后来结果发现确诊COVID-19。根据5月12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份报告，在接下来的几周内，53名合唱团成员生病，3人住院，2人死亡。
在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发生了许多类似的“超级传播事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Gwenan Knight和他的同事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其中列出了新加坡一间农民工宿舍爆发的疫情，与近800例病例有关。80例感染与日本大阪的现场音乐场馆有关。韩国有65例尊巴舞病例。在船上、疗养院、肉制品加工厂、滑雪场、教堂、餐馆、医院和监狱，也出现了集群。有时候，一个人感染了几十个人，而另一群人则在不同的地点，在几代人之间传播。
全球报告的COVID-19病例接近500万例，一场更大规模的暴发是可以预料的。但是SARS-COV-2，就像它两个兄弟SARS和MERS一样，似乎特别容易攻击密切接触者而不伤害其他人。科学家们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因为它表明，限制可能发生超级传播的聚会将对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其他限制措施，例如户外活动，可以放松一些。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amieLloyd-Smith研究了许多传播案例，他说:“如果能预测出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环境，数学计算表明，完全有办法可非常迅速地遏制疾病传播能力。”人们目前对超级传播事件理解还不透彻，也很难对其进行研究，因为研究结果可能会让这些超级传播者内心难过，使他们产生对污名化的恐惧。显然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玛丽。
关于SARS-CoV-2传播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每个病人引起新感染平均数上。如果没有社交距离，这个繁殖数(R0)大约是3。但真实情况是，少数人会感染很多人，而大部分感染者很少或根本不传播他人。事实上，后者是一种才是常态，劳埃德-史密斯说:“最常见的数字是零。多数患者不传染。”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R之外，科学家们还使用一个称为分散因子(k)的值，它用来描述疾病传染性。k值越低，来自少数人的传播就越多。在2005年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劳埃德-史密斯等估计，超级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的案例是：2003年的SARS的k值为0.16。2012年MERS的k值约为0.25。在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数值大约为1，表明1918年的流感很少有超级传播者的情况。
目前对SARS-CoV-2病毒的k值的估计各不相同。今年1月，伯尔尼大学的朱利安·里奥(Julien Riou)和克里斯蒂安·奥尔索斯(ChristianAlthaus)用不同的R和k组合模拟了中国的疫情，并将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他们的结论是，COVID-19的k值略高于SARS和MERS。香港大学的加布里埃尔•梁(Gabriel Leung)表示，这似乎是对的。“我认为这不太像SARS或MERS，我们在那里观察到非常大的超传播集群，”梁说，“但我们肯定会看到很多集中人群，其中一小部分人产生大部分传染。”但是，Adam Kucharski最近估计COVID-19的k值低至0.1。其含义是10%的超级传播者造成了80%的传染效果。如果是20%导致80%的传播，就非常接近一个神奇的数字8020了。难道这是病毒产生这么大传播的背后逻辑，使用了最佳策略，隐蔽性强，传播效率高，让我们防不胜防。
这可以解释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行，包括病毒为什么更早出现在中国，为什么一些早期病例没有引起流行，如法国在2019年12月3日的病例未能启动一个更大爆发流行。库恰斯基说，如果k值是0.1，那么大多数感染链就会自行消失，而SARS-CoV-2需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引入一个新国家至少4次，才有机会在这个国家流行。如果说中国的流行是一场意外火灾，在世界各地激起了火花，那么大多数火花最终都熄灭了。病毒就像是森林火灾，总是不断有野火出现，一些地方形成了不同程度小火灾，火种到处扩散，大多数自动熄火，但极少数变成火灾，关键是救火队是不是及时有效。很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景象。
牛津大学克里斯托弗•弗雷泽研究了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超级传播，他说，为什么冠状病毒比其他病原体聚集得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开科学问题”。它的传播方式可能是一个因素。SARS-CoV-2似乎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但偶尔也会通过气溶胶传播，使一个人能够感染许多人。弗雷泽说，大多数已发表的大型传播集群“似乎与气溶胶传播有关”。他的推测是，飞沫产生普通传播，气溶胶产生爆发流行。
病人也是重要因素。有些人会比其他人传播更多的病毒，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不同，或者是因为他们体内病毒受体的分布不同。2019年一项针对健康人群的研究显示，一些人在说话时呼出的颗粒物比其他人多得多。唱歌可能比说话释放更多的病毒，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唱诗班的爆发。戴口罩的重要性就显然了。人们的行为也有影响。有很多社会接触或不洗手使你更有可能传播病毒。
“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这一文章几乎全面阐述了我们的预防手段之高度有效性。
科学家们最接近了解的因素是COVID-19聚集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很明显，封闭空间风险要比室外高得多，”奥尔索斯说。中国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湖北以外地区冠状病毒传播情况，发现在1月4日至2月11日期间有318个病例群，其中只有一个是在户外传播的。日本一项研究发现，室内感染风险几乎是室外的19倍。
有些情况可能特别危险。肉类加工厂可能很脆弱，因为许多人在低温环境下紧密合作，有助于病毒存活。但奈特说，这也可能与它们往往是嘈杂的地方有关。关于华盛顿唱诗班的报道让她意识到，有一件事将众多群体联系在一起：它们发生在人们呼喊或歌唱的地方。但是不同类型的歌声传播病毒的效果差别巨大。也许缓慢、轻柔的呼吸不是危险因素，但沉重、深沉或快速的呼吸和喊叫才是危险因素。不怕说话，就怕病人高声嗨！
已经将病毒抑制在较低水平的国家需要特别警惕超级传播事件，因为它们可以轻易失去来之不易的成果。韩国5月初放宽社交距离规则后，一名后来在COVID-19检测中呈阳性的男子访问了首尔几家俱乐部。公共卫生官员紧急确认了数千名可能的接触者，已经发现了170个新病例。
库恰斯基说，如果公共卫生工作者知道集群可能发生在哪里，他们就可以设法预防它们，避免关闭社会的广泛领域。“关停是一种非常钝的工具，”他说。“你基本上是在说：我们对病毒在哪里传播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病毒都作为目标。”
奈特说，这项研究容易产生偏见。人们更有可能记得参加过一场篮球比赛，但会忘记去剪头发的经历，这被称为回忆偏差，它可能会让集群看起来比实际更大。具有有趣的社会视角的群体，比如越狱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媒体报道，从而跳出研究人员的视野，而其他群体则仍然隐藏着。大多数无症状感染的群集可能完全被忽略。
隐私是另一个问题。解开患者之间的联系可以揭示谁是病毒群的起源，或者暴露有关人们私生活的信息。在关于合唱团的报告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省略了一个座位图，可以显示是谁把病毒带到现场来。在新的韩国聚集区，一些俱乐部是同性恋场所，这导致了反同性恋的强烈反对，也加大了接触者追踪的难度。
弗雷泽正在通过对病毒分离株进行测序来跟踪非洲的艾滋病毒传播，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权衡，但可以通过良好的监督和与社区的参与来管理。流行病学家有“义务”研究群体，他说:“理解这些过程将改善感染控制，并将改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重点：
1、新冠状病毒80%的患者是由10%的超级传播者传染。
2、大多数传染是在密闭环境下，密切接触产生的。
3、对切断传播，带口罩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特大嘴巴的人。
3月10日，当61人聚集在华盛顿弗农山的一座教堂参加唱诗班练习时，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先唱了2个半小时歌，茶歇吃着饼干和桔子，又唱了一会儿歌。但其中一名患者已经感冒三天了，后来结果发现确诊COVID-19。根据5月12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份报告，在接下来的几周内，53名合唱团成员生病，3人住院，2人死亡。
在2019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发生了许多类似的“超级传播事件”。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Gwenan Knight和他的同事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其中列出了新加坡一间农民工宿舍爆发的疫情，与近800例病例有关。80例感染与日本大阪的现场音乐场馆有关。韩国有65例尊巴舞病例。在船上、疗养院、肉制品加工厂、滑雪场、教堂、餐馆、医院和监狱，也出现了集群。有时候，一个人感染了几十个人，而另一群人则在不同的地点，在几代人之间传播。
全球报告的COVID-19病例接近500万例，一场更大规模的暴发是可以预料的。但是SARS-COV-2，就像它两个兄弟SARS和MERS一样，似乎特别容易攻击密切接触者而不伤害其他人。科学家们说，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发现，因为它表明，限制可能发生超级传播的聚会将对传播产生重大影响，其他限制措施，例如户外活动，可以放松一些。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amieLloyd-Smith研究了许多传播案例，他说:“如果能预测出导致这些事件发生的环境，数学计算表明，完全有办法可非常迅速地遏制疾病传播能力。”人们目前对超级传播事件理解还不透彻，也很难对其进行研究，因为研究结果可能会让这些超级传播者内心难过，使他们产生对污名化的恐惧。显然谁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玛丽。
关于SARS-CoV-2传播的大部分讨论都集中在每个病人引起新感染平均数上。如果没有社交距离，这个繁殖数(R0)大约是3。但真实情况是，少数人会感染很多人，而大部分感染者很少或根本不传播他人。事实上，后者是一种才是常态，劳埃德-史密斯说:“最常见的数字是零。多数患者不传染。”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R之外，科学家们还使用一个称为分散因子(k)的值，它用来描述疾病传染性。k值越低，来自少数人的传播就越多。在2005年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劳埃德-史密斯等估计，超级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的案例是：2003年的SARS的k值为0.16。2012年MERS的k值约为0.25。在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中，数值大约为1，表明1918年的流感很少有超级传播者的情况。
目前对SARS-CoV-2病毒的k值的估计各不相同。今年1月，伯尔尼大学的朱利安·里奥(Julien Riou)和克里斯蒂安·奥尔索斯(ChristianAlthaus)用不同的R和k组合模拟了中国的疫情，并将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了比较。他们的结论是，COVID-19的k值略高于SARS和MERS。香港大学的加布里埃尔•梁(Gabriel Leung)表示，这似乎是对的。“我认为这不太像SARS或MERS，我们在那里观察到非常大的超传播集群，”梁说，“但我们肯定会看到很多集中人群，其中一小部分人产生大部分传染。”但是，Adam Kucharski最近估计COVID-19的k值低至0.1。其含义是10%的超级传播者造成了80%的传染效果。如果是20%导致80%的传播，就非常接近一个神奇的数字8020了。难道这是病毒产生这么大传播的背后逻辑，使用了最佳策略，隐蔽性强，传播效率高，让我们防不胜防。
这可以解释一些莫名其妙的流行，包括病毒为什么更早出现在中国，为什么一些早期病例没有引起流行，如法国在2019年12月3日的病例未能启动一个更大爆发流行。库恰斯基说，如果k值是0.1，那么大多数感染链就会自行消失，而SARS-CoV-2需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一般需要引入一个新国家至少4次，才有机会在这个国家流行。如果说中国的流行是一场意外火灾，在世界各地激起了火花，那么大多数火花最终都熄灭了。病毒就像是森林火灾，总是不断有野火出现，一些地方形成了不同程度小火灾，火种到处扩散，大多数自动熄火，但极少数变成火灾，关键是救火队是不是及时有效。很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景象。
牛津大学克里斯托弗•弗雷泽研究了埃博拉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超级传播，他说，为什么冠状病毒比其他病原体聚集得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公开科学问题”。它的传播方式可能是一个因素。SARS-CoV-2似乎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但偶尔也会通过气溶胶传播，使一个人能够感染许多人。弗雷泽说，大多数已发表的大型传播集群“似乎与气溶胶传播有关”。他的推测是，飞沫产生普通传播，气溶胶产生爆发流行。
病人也是重要因素。有些人会比其他人传播更多的病毒，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不同，或者是因为他们体内病毒受体的分布不同。2019年一项针对健康人群的研究显示，一些人在说话时呼出的颗粒物比其他人多得多。唱歌可能比说话释放更多的病毒，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唱诗班的爆发。戴口罩的重要性就显然了。人们的行为也有影响。有很多社会接触或不洗手使你更有可能传播病毒。
“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这一文章几乎全面阐述了我们的预防手段之高度有效性。
科学家们最接近了解的因素是COVID-19聚集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很明显，封闭空间风险要比室外高得多，”奥尔索斯说。中国研究人员正在研究湖北以外地区冠状病毒传播情况，发现在1月4日至2月11日期间有318个病例群，其中只有一个是在户外传播的。日本一项研究发现，室内感染风险几乎是室外的19倍。
有些情况可能特别危险。肉类加工厂可能很脆弱，因为许多人在低温环境下紧密合作，有助于病毒存活。但奈特说，这也可能与它们往往是嘈杂的地方有关。关于华盛顿唱诗班的报道让她意识到，有一件事将众多群体联系在一起：它们发生在人们呼喊或歌唱的地方。但是不同类型的歌声传播病毒的效果差别巨大。也许缓慢、轻柔的呼吸不是危险因素，但沉重、深沉或快速的呼吸和喊叫才是危险因素。不怕说话，就怕病人高声嗨！
已经将病毒抑制在较低水平的国家需要特别警惕超级传播事件，因为它们可以轻易失去来之不易的成果。韩国5月初放宽社交距离规则后，一名后来在COVID-19检测中呈阳性的男子访问了首尔几家俱乐部。公共卫生官员紧急确认了数千名可能的接触者，已经发现了170个新病例。
库恰斯基说，如果公共卫生工作者知道集群可能发生在哪里，他们就可以设法预防它们，避免关闭社会的广泛领域。“关停是一种非常钝的工具，”他说。“你基本上是在说：我们对病毒在哪里传播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病毒都作为目标。”
奈特说，这项研究容易产生偏见。人们更有可能记得参加过一场篮球比赛，但会忘记去剪头发的经历，这被称为回忆偏差，它可能会让集群看起来比实际更大。具有有趣的社会视角的群体，比如越狱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媒体报道，从而跳出研究人员的视野，而其他群体则仍然隐藏着。大多数无症状感染的群集可能完全被忽略。
隐私是另一个问题。解开患者之间的联系可以揭示谁是病毒群的起源，或者暴露有关人们私生活的信息。在关于合唱团的报告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省略了一个座位图，可以显示是谁把病毒带到现场来。在新的韩国聚集区，一些俱乐部是同性恋场所，这导致了反同性恋的强烈反对，也加大了接触者追踪的难度。
弗雷泽正在通过对病毒分离株进行测序来跟踪非洲的艾滋病毒传播，他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权衡，但可以通过良好的监督和与社区的参与来管理。流行病学家有“义务”研究群体，他说:“理解这些过程将改善感染控制，并将改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