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起，朱翊钧就躲在宫里不看宫外面的世界了，朝臣们也不看明朝以外世界的世界，甚至明朝本国的事情。差不多就在争国本期间，万历二十年前后，明朝同时暴发了三次大战役，统称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历经数年，最后均以胜利告终，这让我们想起张居正。如果有张居正在，以他的考成法，地方官也不至于马虎到这种程度，头两场战役实际是可以不用打。以张居正处理俺答汗的政治敏锐，断不会让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发展到需要发生战争地步。朝鲜战争也会更快的结束，中间不至于出现稀里糊涂的数次谈判。实际上这几场战争仍然是张居正的功劳，因为战争打的就是钱粮，三大征共费银一千二百多万两，其中仅朝鲜战争就花掉了七百万两白银，这些银子，都是张居正改革留下来的成果，几乎被三大征全部耗光了。当然，如果有张居正在，也不会发生争国本这么麻烦的事情。
万历二十一年，朱翊钧“三王并封”之议提出来的时候，是王锡爵首辅。王锡爵比申时行更没有魄力，申时行马马虎虎的把皇帝和百官两头都能摁住，王锡爵是都摁不住。他也想了一个办法，引用汉明帝马皇后、唐明皇王皇后、宋真宗刘皇后的例子，劝皇上让皇后王喜姐抚养朱常洛，这样不用加封王恭妃，朱常洛也不会被朱常洵压了一头。但朱翊钧不愿意，本来就不存在封不封王恭妃的问题，坚持要三王并封，也不同意皇后抚养长子。这大臣们就不愿意了，光禄丞朱维京和刑科给事中王如坚上疏反对，结果都被流放，然后大臣们申救。呵，你们还敢救，改为剥职为民。王维京同官涂杰、王学曾接着反对，同样剥职为民。不仅如此，朱翊钧还批评王锡爵不能诤谏。吏部员外郎顾宪成不仅上疏，还写们给王锡爵争辩，甚至冲到王锡爵家里去争，或者当朝拦住他，当面争。吓得王锡爵只能自劾失误，请求罢官回家。
这一回合下来，双方都没好处，三王并封也封不下去了，太子当然也没立成，朱翊钧坚持再等两三年，皇后没生儿子再行册立太子。过了半年，到了八月，趁着星象变化，王锡爵再次提出早定国本。王锡爵说，这话十年前说还可以，可现在长子已经十三岁了，还等什么？也是啊，皇后都已经三十岁了，在古代早已过了生育的最佳年纪，这个理由显得很牵强了。当然，身为臣子，不能拿皇后的生育说事。但是，总不能不让太子读书吧。接着，王锡爵又上疏说了另一个理由，说皇上您要不早立太子，外廷都以为陛下固宠郑皇贵妃所致，恐怕郑家举族不得安宁。王锡爵没魄力归没魄力，磨人的功夫还是可以的，朱翊钧估计也觉得这事情也实在拖不下去了，终于下旨，明年让长子出阁讲学，就是开始读书。但是，仍然没有册立为太子。
万历二十四年，礼部上疏请行皇长子冠礼，冠礼就是成人的礼仪。这有一个讲究，就是冠礼的时候得穿什么样的服饰，如果是亲王礼服则不妥当，因为还没封亲王，如果用太子的礼服，那就得先册立太子才能穿。这事情提上去，朱翊钧没答理，连这个都可以拖。到了第二年，上疏请皇长子冠礼的大臣们就更多了，逼着朱翊钧表态，此时的首辅是赵志皋。赵志皋上疏请行皇长子冠礼之后，次年行婚礼。万历二十六年，朱常洛又长了一岁了，十八了，在明代皇子已经是晚婚模范了。三月份赵自皋率群臣到文华门集体上疏，表示没有旨意就不走了。朱翊钧还是照样不答应，要结婚先把朱常洛住的慈庆宫修好再说，派太监田义把群臣斥退。赵志皋病退之后，接任的内阁首辅是沈一贯，继续请立太子。朱翊钧还是不肯，让户部先准备2400万两银子的费用再说，哪需要这么多钱，明摆着为难嘛。其实，这已经显露万历皇帝承认朱常洛是太子了，如果不然，那应该到宫外修居所，慈庆宫历来都是太子的居所啊。他就是抬杠。没多久慈庆宫修好了，到十一月，过了年朱常洛就十九岁了，实在没理由再拖了，这才叫礼臣安排朱常洛结婚的事情。礼臣的敕书上去了，又被叫停了，理由是有小臣拿这个邀功，等朱常洛移居以后再说吧。又过了一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诸臣包括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都上疏请立太子，冠礼、婚礼同时进行。廷议有的人说要不先冠礼、婚礼，然后再册立。沈一贯反对，不能让皇长子跟诸皇子一样的规格。
最后，据说有两件事致使朱翊钧下决心立太子。
一件是处理给事中姜应麟的时候，慈圣太后，就是朱翊钧的亲娘故意问，外廷都说要早定太子，怎怎么打发？朱翊钧说，朱常洛是宫女的儿子。老太太说，你也是。所以定太子实际是听了皇太后的圣谕。
这件事情见诸于各种史料【10】，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道理。首先是明代后宫不得干政，慈圣太后活了大半辈子，不可能去过问这事情。你管皇帝学习、吃穿，那是家事，管立谁为太子，那就是国事了。另一个是姜应麟的事情发生在争国本之初，老太太也不可能隔十好几年再拿这事情来问。

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父亲姜国华，嘉靖年间进士。万历十四年被流放了以后，在广昌居住了四年，后任余干知县，因为父亲去世归家丁忧。三年后（明代丁忧实际只有27个月）回到京城，国本之争还在继续，吏部因为推举提意见的御史诸臣，数次被万历皇帝严厉责备，姜应麟就没被任用。又打发回家住了二十年。一直到了光宗继位，起用为太仆少卿。不久被给事中薛凤翔弹劾，说姜应麟人老多病失礼，姜应麟又只好以病辞归，又滚回家去了。崇祯三年(1630)死去，赠为太常卿。
另一件事是，万历皇帝开始的时候还是很宠爱郑贵妃的，万历二十九年他病得厉害，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枕在王皇后的手臂上。王皇后脸上还有哭过的泪痕，再打听郑贵妃，却发现她趁自己病的时候私下秘密的不知道做了什么安排，因此开始觉得郑贵妃有些不靠谱了。
　　《先拔志始》神庙始专宠郑贵妃而疏孝端。辛丑年，圣躬抱病甚笃，瞑眩逾时而醒，则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泪痕犹湿。及侦郑贵妃，则窃密有所指挥。然宫中事秘，外廷勿详也。神庙由此蕴怒贵妃。
朱翊钧跟他的儿子们吃饭的时候，都有赏赐，曾赏给朱常洛一个玉碗，让郑贵妃代为收藏。有一天突然索取这玉碗，时间太久了，没人记得放在哪里了。问朱常洵赏赐的东西的时候，倒是马上就有。朱翊钧火了，抓这些宫人来问，这当然是为难郑贵妃，问话的时候她是不能进去的。郑贵妃蓬头赤脚，带着宫人们在殿门请罪。【11】第二天，九月十八日，似乎也想明白了，传旨礼部，准备册立太子的仪制，终于同意册立太子。刚一同意，又马上反悔，下诏改期。改不了了，沈一贯坚决封反诏书，称“万死不敢奉诏”。
经过几个首辅率领群臣前仆后继的十六年国本之争，以及宫里宫外的努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朱常洛终于被册立为太子，同时他的四个弟弟也加封为福、瑞、桂、惠王。
国本之争的十几年，也是万历皇帝怠政的十几年，并一志持续了后来的二十年。朱翊钧从一开始请病假以后，再也没有上朝，政务也极少处理。这并不仅皇帝一个人的怠政，也是大臣们的怠政。如果有考成法在，大臣们完成手头的政务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去争这有的没的国本的事务。朱常洛册立为太子之后，国本之争本来已无可再争，却并没有结束，留下太子之位不稳的各种猜忌不断，导致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等大事件。
这之后，诸臣把争议的矛头转了另一个方向，变成大臣们之间的争斗。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最后形成了明末的党争。朱翊钧从争斗的一方解脱出去，这之后的二十年继续怠惰，没有起到一个裁判的应有的作用，以阻止诸臣党争。

修正两个地方，特此感谢提出批评指正的童鞋：
1、郑皇贵妃是不是明朝第一个皇贵妃，按某些明代的史料（不是那么正规的），是说他是第一个在贵妃前面加个皇字的。实际从《明实录》来看，第一位皇贵妃是明景帝的唐兴之女唐氏。我们还是按实录为主，故原文予以删除。
2、关于福恭王的死因，史料是被李自成煮成了“福禄宴”。但是按他儿子，就是后来的弘光帝给他立的福忠王墓志，却不是这样的写的。

字看不清，原字句是：
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突有流贼数万攻陷府城，民军逃窜，王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二十一日遂死难焉。一时宫眷内官相率赴义，冒刃投缳者百余人。
福王墓是1924年被盗，墓志出土地点位于河南孟津县南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1986年，孟津县文管会征集到朱常洵圹志一合，题为《明福忠王圹志》。这位福忠王，就是福王朱常洵，他死后被谥为“忠”，故称福忠王。该志长宽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是朱常洵之子朱由崧，也就是后来在南京做了一年皇帝的弘光帝。
儿子为老子做墓文，自然说的很冠冕。但是我个人是不大信的，真有什么“独挺身抗节，指贼大骂”的话，那他儿子怎么流落去南京了？再说“宫眷内官相率赴义”云云，也不太可信。根据墓文，福王是正月二十日被捕，次日才被处决。
显然，朱常洵怎么死，跟他的墓志没有太大关系。目前来看，并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否定被“煮”这一说法，故暂予保留。

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