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孩子，坏官员
1975年1月15日，年仅13岁的南勇奋勇一蹬，以1分57秒30打破了延边州运动大会男子丙组速滑纪录，这样一个光辉的冲刺使他彻底走上了体育之路，由速滑运动员、体委人事司副司长从而足协掌门人。没人想到，2010年1月15日，就在南勇打破第一个纪录的35周年纪念日，他人生的冲刺嘎然而止，晚21时左右，他与杨一民共同被警方带走。
在恩师王东林老人的回忆中，一个倔强的男孩在月光下刻苦训练，琢磨每一个动作，认真清理滑道上的积雪……1980年考入沈阳体院以后，他很快成为学生会干部，发誓报效祖国、忠诚于体育事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进入跨世纪人才培养梯队。1997年当中国国家队兵败金州时，他正以人事司副司长身份坐在看台上目睹中国队以2比3负于卡塔尔队。那一天王俊生焦头烂额，而南勇即将以足协副主席、司库的身份进入中国足协。他曾经回忆，“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以严明的纪律打造一支中国足球的铁军”。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1978年，我离开专业运动队，负笈求学，来到了对当时的运动员来说是最向往的高等学府——北京体育学院。从此，我也成了首都这个城市中的一员，有机会跨入高等学府深造，振兴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从心底里油然而生，催促着我们忘我地学习。
四年本科的一幕幕动人画面，仍旧清晰地闪现在我记忆的脑海中：为了在图书馆争抢到有限的学习位置，每天晚上不到七点钟，图书馆的门口就人满为患，甚至曾因此而将图书馆的大门挤坏。我和同学们就这样如饥似渴，我又有幸迈入研究生部，回想当年情景，仍然心潮澎湃：同学们为了探讨未来中国体育和足球的发展，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有时，为了一个论点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针对时弊，慷慨激昂，拍案而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适逢其时，当足球项目逐渐被国人衷爱、足球热开始掀起时，我仰仗在母校期间的积淀，有幸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一名专业研究人员；而当足球改革潮起、职业联赛兴起时，我又从教学、研究中投身足球改革行列，成为中国足球管理部门中的一员。时间匆匆而过，我的人生轨迹没有出现很大的起伏。我要感恩的是，继续汲取她的养分，来回报社会，报效祖国。
虽然现在人们开始对杨一民口诛笔伐，但和南勇一样，在他被带走之前那一刻，他还是以懂专业，谦和礼貌，对国际体育潮流了如指掌……等好的口碑。
他们都是好孩子。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孩子，南勇能以35岁年纪成为国字头机关里、副司级、人事干部，这个职务在那个年代必须是又红又专、严格审查的；杨一民这个乡下孩子，通过求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成为博士导，在竞争残酷的足协机关以借调身份成为实力部门的高导主管，如果没有德艺又馨没有思想过硬，全无可能。


所以必须从中国体育的出处，寻找中国足球的出处，举国体制是恶之花的祸端：

二、体制才是恶之花
1978年亚运会，一个美（BS百度）联社记者这样发出电文：“这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有一个爱好，他们喜欢把别人前锋的球碰进自家大门，这个做法在他们国内也大行其道，他们叫这是关系球、人情球、政治球。曾经有支日本球队来华访问，中国球员频频照顾对手，这让日本球员不高兴，说——我们什么礼物都可以收，但这样的礼物不能收”……
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体育，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以“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而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体育是用来对抗美帝苏修的，就连中国女排三连冠，也与当时正热播的《霍元甲》是一致的，中国女排是爱国主义教材，而不是体育。这样，作为举国体制必然部份的“中国足球”也将成为爱国主义或者某种泛政治的产物，到了1994年，首次职业联赛甲A就成为每个城市的长官手中的城市名片，它不能输，当一个副省长要求必须拿下全年十一个主场中的十个，俱乐部官员们必然去跟每一个对手做工作，很多时候成功做通工作——因为对手的长官也需要拿下更多的主场以达到城市名片的作用，这时候，名片就成为名骗了。


当时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大行其道。尾随其后的是国企、私企、掮客、黑道、红顶商人、御用记者，及至2007年女足世界杯时，有些城市甚至强行动用居委会老太太上看台助阵，助阵奖盒饭；包括去年国庆传出的中国队找博兹瓦纳国家队做工作，以一笔现金获取了比赛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正值60周年大庆期间，不能输。
当假球黑哨虚假比分拥有高尚的名义，它们都会得到行政部门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必须从回忆中寻找假赌黑的根源，当1994年亚足联通报中国国家队和辽宁队受贿打假球时，举国暴怒，纷纷谴责亚足联用心险恶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过隐秘斡旋，维拉潘闭嘴，一段巨大公案按下不表，也为即将开赛的职业足球埋下祸根。


擦，度娘的文字狱搞得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