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桓公东迁考辨》
作者：谭晓斌
太史公对两周之际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很清楚。晋武帝时，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史料。虽然该书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在其它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它的信息。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洧水注》中引用了该书的内容：
《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
据《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名叫“友”。“多父”和“友”形近、“同”和“周”形近、“惠”和“宣”形近，这些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上》云：
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诛伊尹、文王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厉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
但是《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如果《竹书纪年》也称他是厉王之子，就与经典一致了，可见《史通》原文是“宣王之子”，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也就是说，《竹书纪年》称郑桓公是宣王之子。
《国语•周语中》记载富辰谏襄王以狄女为后，谏言中有“郑，出自宣王”一语，可知郑桓公是宣王之子，与《竹书纪年》相合。
三国时期东吴的韦昭为《国语》作注，写道：
郑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
当然，这是错误的。
《国语•晋语四》记载僖负羁对曹共公说，“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韦昭分别注云“文王子”、“武王子”，这是正确的，可见他在注“郑，出自宣王”时，为了调和《史记》与《国语》的矛盾，不得不胡乱解释。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流亡郑国时，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
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
此处记载取材自《国语•晋语四》：
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离违而得所，久约而无衅，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离外之患，而晋国不靖，二也。晋侯日载其怨，外内弃之；重耳日载其德，狐、赵谋之，三也。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若亲有天，获三祚者，可谓大天。若用前训，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可谓前训。若礼兄弟，晋、郑之亲，王之遗命，可谓兄弟。若资穷困，亡在长幼，还轸诸侯，可谓穷困。弃此四者，以徼天祸，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弗听。叔詹曰：“若不礼焉，则请杀之。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庑。稷不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听。
毫无疑问，太史公缩写了《国语》中的内容，在叔詹的谏言中并无“郑之出自厉王”这样的话，也无这样的意思。
太史公认为郑桓公是厉王之子，所以他说“郑之出自厉王”。这恰恰证明了，将“郑，出自宣王”解释为“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是错误的。
唐朝的钱徽撰《杨宁墓志》说，“本盖姬姓周宣王之子曰尚父，邑诸杨”。
此事得到了《四十二年逨鼎》的印证，其中有宣王对逨说的话，“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女奠长父休”。
“长父”即“尚父”，因为“长”和“尚”这两个字可通。
从宣王之子杨侯名叫“长父”来看，《竹书纪年》称宣王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郑桓公名叫“多父”比《史记》更可信。
“友”字是“多父”两字在传抄的过程中变成的，在太史公看到的资料中，很有可能已经是“友”字了。
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注》中说：
渭水又东迳郑县故城北。《史记》：秦武公十一年，县之。郑桓公友之故邑也。《汉书》薛瓒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余按：迁《史记》、《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又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侩之间。幽王霣于戏，郑桓公死之。平王东迁，郑武公辅王室，灭虢、侩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乃迁封于彼。《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谓公孙获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与许争乎？是指新郑为言矣。然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頠、王隐、阚骃之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
晋朝的薛瓒为《汉书》作注，提到“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据《史记•郑世家》，周幽王十一年，郑桓公和周幽王一同遇难，都被犬戎杀害了。因此，郦道元不同意薛瓒的观点，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桓公之子郑武公而非郑桓公。
薛瓒提到的郑桓公的事迹，来自《竹书纪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唐朝的颜师古在注《汉书•地理志》时引臣瓒曰：
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賄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也。
这便是郦道元提到的《汉书》薛瓒注言。
《汉书•地理志》中“京兆尹•郑”下原注称，“周宣王弟郑桓公邑”，东汉的应劭在注解此处时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平王东迁，更称新郑”。
薛瓒针对这两条注解提了自己的看法，他口中的“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无疑来自《竹书纪年》。
由此可知，晋文侯二年晚于周幽王十一年，在《竹书纪年》中，除了有郑桓公在晋文侯二年灭郐的记事，还有他在晋文侯四年灭虢的记事。“侩”、“会”、“郐”，这三字可通。
晋朝的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
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
由此可知，在《竹书纪年》中，晋纪年是从殇叔开始的，接下来就是文侯。
幽王十一年，相当于西元前771年，两年之后，郑桓公灭郐，这一年的纪年又是晋文侯二年，因此晋文侯元年无疑是西元前770年了，而在《史记》中，晋文侯元年相当于西元前780年，提前了十年。
《左传•桓公二年》说：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
《史记•晋世家》云：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昭侯元年当鲁惠公二十四年、晋昭侯七年当鲁惠公三十年，《左传》使用鲁纪年，“惠之二十四年”就是鲁惠公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就是鲁惠公三十年，鲁纪年是非常可靠的，可知太史公对晋文侯卒年的记载不误。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晋文侯三十五年、鲁惠公二十三年，相当于西元前746年。
从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前746年，可得文侯在位二十五年，太史公多算了十年，从而将他的元年提前了十年。
《史记•郑世家》云：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太史公对郑桓公的记载，主要取材自《国语•郑语》。
《国语》记录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论。
在这个故事中，郑桓公因为“王室多故，余惧及焉”，所以向史伯也就是太史伯请教“其何所可以逃死”的问题，史伯为他指明了方向，二人又讨论了周王室和秦、晋、齐、楚等诸侯的兴衰问题。
史伯为郑桓公挑选的地方是“济、洛、河、颍之间”，因为“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这一区域首先离成周很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诸侯实力较弱。该区域有“十邑”，“虢、郐为大”，但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因此郑桓公“若以周难役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等到“周乱而弊”，“骄而贪”的虢、郐二君，一定会跟郑桓公翻脸。郑桓公“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如果拿下了虢、郐二邑，那么其它八邑也会成为郑桓公的土地。郑桓公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既然史伯告诉了郑桓公“逃死”的方法，郑桓公也都照着做了，那么按照《国语》中的叙述模式，郑桓公必定“逃死”成功。但是太史公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这分明是“逃死”没有成功啊！问题出在哪里呢？
《国语•郑语》中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
很明显，问题出在了“十一年而毙”中的“毙”字上。这个字应作“弊”，但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我们从郑桓公和史伯的交谈中，可以看到“周乱而弊”、“周其弊乎”、“殆于必弊者也”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这样的话，因为《国语》中的预言一定是成功的，所以“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弊”。“弊”指的是“王室弊”，也就是“周弊”。
在太史公看到的《国语•郑语》中，“十一年而弊”中的“弊”字已经讹为“毙”字，他误以为是指郑桓公在幽王十一年毙命，便想当然地认为“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由于郑桓公东迁郑国是史实，因此他说“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竹书纪年》说郑灭虢、郐发生在幽王死后，郦道元对这一点是赞同的，但是他又对《史记》郑桓公死于幽王十一年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武公。
《韩非子•内储说下》云：
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
西汉刘向的《说苑•权谋》中也有这个故事：
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辨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郐。
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在讲郑桓公的事迹时，提到了“克郐朝食”，郑桓公灭郐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唐朝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世本》说，“桓公居棫林，徙拾”。《诗经》中的《桧风》即《郐风》，“桧”和“郐”这两个字可通。司马贞看到的《世本》中的“拾”字，原本应该写作“桧”或者“侩”之类的，在传抄的过程中讹变为“拾”。《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国伐秦，晋国六卿率领诸侯之师渡过泾水，“至于棫林”。这个位于泾水之西的棫林，就是郑桓公的始封之地。
晋文侯二年，相当于西元前769年，郑桓公灭郐；
晋文侯四年，相当于西元前767年，郑桓公灭虢。
作者：谭晓斌
太史公对两周之际的许多事情，并不是很清楚。晋武帝时，在汲郡的战国魏墓中出土了《竹书纪年》，这是太史公无法看到的珍贵史料。虽然该书未能流传下来，但是我们在其它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些有关它的信息。
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洧水注》中引用了该书的内容：
《竹书纪年》：晋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
据《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名叫“友”。“多父”和“友”形近、“同”和“周”形近、“惠”和“宣”形近，这些字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上》云：
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学者始知后启杀益、太甲诛伊尹、文王杀季历、共伯名和、郑桓公厉王之子，则与经典所载乖剌甚多。
但是《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如果《竹书纪年》也称他是厉王之子，就与经典一致了，可见《史通》原文是“宣王之子”，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也就是说，《竹书纪年》称郑桓公是宣王之子。
《国语•周语中》记载富辰谏襄王以狄女为后，谏言中有“郑，出自宣王”一语，可知郑桓公是宣王之子，与《竹书纪年》相合。
三国时期东吴的韦昭为《国语》作注，写道：
郑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
当然，这是错误的。
《国语•晋语四》记载僖负羁对曹共公说，“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韦昭分别注云“文王子”、“武王子”，这是正确的，可见他在注“郑，出自宣王”时，为了调和《史记》与《国语》的矛盾，不得不胡乱解释。
《史记•晋世家》记载晋国公子重耳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流亡郑国时，郑文公没有以礼相待：
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郑君不听。
此处记载取材自《国语•晋语四》：
公子过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之：亲有天，用前训，礼兄弟，资穷困，天所福也。今晋公子有三祚焉，天将启之。同姓不婚，恶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成而隽才，离违而得所，久约而无衅，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离外之患，而晋国不靖，二也。晋侯日载其怨，外内弃之；重耳日载其德，狐、赵谋之，三也。在《周颂》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谓亲有天矣。晋、郑兄弟也，吾先君武公与晋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夹辅平王，平王劳而德之，而赐之盟质，曰：‘世相起也。’若亲有天，获三祚者，可谓大天。若用前训，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可谓前训。若礼兄弟，晋、郑之亲，王之遗命，可谓兄弟。若资穷困，亡在长幼，还轸诸侯，可谓穷困。弃此四者，以徼天祸，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弗听。叔詹曰：“若不礼焉，则请杀之。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为黍，不能蕃庑。稷不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听。
毫无疑问，太史公缩写了《国语》中的内容，在叔詹的谏言中并无“郑之出自厉王”这样的话，也无这样的意思。
太史公认为郑桓公是厉王之子，所以他说“郑之出自厉王”。这恰恰证明了，将“郑，出自宣王”解释为“郑国之封出自宣王之世也”是错误的。
唐朝的钱徽撰《杨宁墓志》说，“本盖姬姓周宣王之子曰尚父，邑诸杨”。
此事得到了《四十二年逨鼎》的印证，其中有宣王对逨说的话，“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女奠长父休”。
“长父”即“尚父”，因为“长”和“尚”这两个字可通。
从宣王之子杨侯名叫“长父”来看，《竹书纪年》称宣王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郑桓公名叫“多父”比《史记》更可信。
“友”字是“多父”两字在传抄的过程中变成的，在太史公看到的资料中，很有可能已经是“友”字了。
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注》中说：
渭水又东迳郑县故城北。《史记》：秦武公十一年，县之。郑桓公友之故邑也。《汉书》薛瓒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余按：迁《史记》、《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于郑。又《春秋》、《国语》并言桓公为周司徒，又王室将乱，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贿于虢、侩之间。幽王霣于戏，郑桓公死之。平王东迁，郑武公辅王室，灭虢、侩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乃迁封于彼。《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谓公孙获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其能与许争乎？是指新郑为言矣。然班固、应劭、郑玄、皇甫谧、裴頠、王隐、阚骃之诸述作者，咸以西郑为友之始封，贤于薛瓒之单说也，无宜违正经而从逸录矣。
晋朝的薛瓒为《汉书》作注，提到“幽王既败，虢、侩又灭，迁居其地，国于郑父之邱，是为郑桓公”。据《史记•郑世家》，周幽王十一年，郑桓公和周幽王一同遇难，都被犬戎杀害了。因此，郦道元不同意薛瓒的观点，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桓公之子郑武公而非郑桓公。
薛瓒提到的郑桓公的事迹，来自《竹书纪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唐朝的颜师古在注《汉书•地理志》时引臣瓒曰：
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郑，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为周司徒，王室将乱，故谋于史伯而寄帑与賄于虢、会之间。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居于郑父之丘，是以为郑桓公，无封京兆之文也。
这便是郦道元提到的《汉书》薛瓒注言。
《汉书•地理志》中“京兆尹•郑”下原注称，“周宣王弟郑桓公邑”，东汉的应劭在注解此处时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与平王东迁，更称新郑”。
薛瓒针对这两条注解提了自己的看法，他口中的“幽王既败，二年而灭会，四年而灭虢”无疑来自《竹书纪年》。
由此可知，晋文侯二年晚于周幽王十一年，在《竹书纪年》中，除了有郑桓公在晋文侯二年灭郐的记事，还有他在晋文侯四年灭虢的记事。“侩”、“会”、“郐”，这三字可通。
晋朝的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后序》中说：
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
由此可知，在《竹书纪年》中，晋纪年是从殇叔开始的，接下来就是文侯。
幽王十一年，相当于西元前771年，两年之后，郑桓公灭郐，这一年的纪年又是晋文侯二年，因此晋文侯元年无疑是西元前770年了，而在《史记》中，晋文侯元年相当于西元前780年，提前了十年。
《左传•桓公二年》说：
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弑昭侯而立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
《史记•晋世家》云：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昭侯元年当鲁惠公二十四年、晋昭侯七年当鲁惠公三十年，《左传》使用鲁纪年，“惠之二十四年”就是鲁惠公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就是鲁惠公三十年，鲁纪年是非常可靠的，可知太史公对晋文侯卒年的记载不误。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晋文侯三十五年、鲁惠公二十三年，相当于西元前746年。
从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前746年，可得文侯在位二十五年，太史公多算了十年，从而将他的元年提前了十年。
《史记•郑世家》云：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太史公对郑桓公的记载，主要取材自《国语•郑语》。
《国语》记录的是历史人物的言论。
在这个故事中，郑桓公因为“王室多故，余惧及焉”，所以向史伯也就是太史伯请教“其何所可以逃死”的问题，史伯为他指明了方向，二人又讨论了周王室和秦、晋、齐、楚等诸侯的兴衰问题。
史伯为郑桓公挑选的地方是“济、洛、河、颍之间”，因为“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这一区域首先离成周很近，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诸侯实力较弱。该区域有“十邑”，“虢、郐为大”，但是“皆有骄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贪冒”，因此郑桓公“若以周难役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等到“周乱而弊”，“骄而贪”的虢、郐二君，一定会跟郑桓公翻脸。郑桓公“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如果拿下了虢、郐二邑，那么其它八邑也会成为郑桓公的土地。郑桓公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既然史伯告诉了郑桓公“逃死”的方法，郑桓公也都照着做了，那么按照《国语》中的叙述模式，郑桓公必定“逃死”成功。但是太史公说“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这分明是“逃死”没有成功啊！问题出在哪里呢？
《国语•郑语》中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蚠冒于是乎始启濮。
很明显，问题出在了“十一年而毙”中的“毙”字上。这个字应作“弊”，但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我们从郑桓公和史伯的交谈中，可以看到“周乱而弊”、“周其弊乎”、“殆于必弊者也”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这样的话，因为《国语》中的预言一定是成功的，所以“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弊”。“弊”指的是“王室弊”，也就是“周弊”。
在太史公看到的《国语•郑语》中，“十一年而弊”中的“弊”字已经讹为“毙”字，他误以为是指郑桓公在幽王十一年毙命，便想当然地认为“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由于郑桓公东迁郑国是史实，因此他说“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相应的处理。
《竹书纪年》说郑灭虢、郐发生在幽王死后，郦道元对这一点是赞同的，但是他又对《史记》郑桓公死于幽王十一年深信不疑，因此他认为“灭虢、侩而兼其土”的是郑武公。
《韩非子•内储说下》云：
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杰、良臣、辩智果敢之士，尽与姓名，择郐之良田赂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场郭门之外而埋之，衅之以鸡豭，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而尽杀其良臣。桓公袭郐，遂取之。
西汉刘向的《说苑•权谋》中也有这个故事：
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辨智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于门外而埋之。衅之以猳，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良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郐。
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在讲郑桓公的事迹时，提到了“克郐朝食”，郑桓公灭郐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唐朝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世本》说，“桓公居棫林，徙拾”。《诗经》中的《桧风》即《郐风》，“桧”和“郐”这两个字可通。司马贞看到的《世本》中的“拾”字，原本应该写作“桧”或者“侩”之类的，在传抄的过程中讹变为“拾”。《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国伐秦，晋国六卿率领诸侯之师渡过泾水，“至于棫林”。这个位于泾水之西的棫林，就是郑桓公的始封之地。
晋文侯二年，相当于西元前769年，郑桓公灭郐；
晋文侯四年，相当于西元前767年，郑桓公灭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