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至真斋主
《红楼梦》作者开宗明义说：“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即《红楼梦》采用了“真事隐”“假语存”的写作手法，关于这一点红学考证派和索隐派均无异议，问题的焦点在于对作者说的“将真事隐去”的理解产生了分歧。考证派认为“将真事隐去”是把“真事”隐没有了，即“真事”没有隐藏在书中，因此不应该用索隐的方法在书中寻找“真事”，要想知道被作者隐去的“真事”就必须考证作者的生平和家事。
自胡适创立考证派新红学至今已近百年，考证派红学家们都众口一词地反对索隐书中的“真事”。也就是说，作为主流红学的考证派只鉴赏、研究作者敷演的“假语存”表面故事，并且把书中明确说的增删者“曹雪芹”当做真名，硬按在曹寅的孙子头上，且是唯一的作者，再结合曹寅家由盛转衰的家事（因为没有曹雪芹的生平，只能以曹寅和曹頫揣测曹雪芹）来阐释作品思想主旨。考证派定错了作者和时代背景，而且只解读“假语存”表面故事，这是造成《红楼梦》真相被蒙蔽，思想主旨被曲解的主要原因。
而索隐派认为《红楼梦》“真事”就隐藏在书中，这也是作者“字字看来皆是血”写作这部书的真正目的，用蔡元培的话说，《红楼梦》用层层障幂做遮掩（假语存），留下破绽“机关”让读者索隐探求隐藏在书中的真相（真事隐）。运用“真事隐”“假语存”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是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气节的文人在满清文字狱高压统治下的无奈之举，这既保护了自己也使作品得以广泛传播，彰显了作者的睿智和才华。经过研究表明，《红楼梦》一书确实隐藏着大量“真事”，这些“真事”才是作者真正要传达给读者的内容，而且这些隐写的“真事”都发生在明末清初，大多不见于当时满清统治者组织编纂的史书。作者之意是要将“真事”告诉那些能破解隐义的读者，记住民族的血泪，吸取明亡的教训，并且把书中的“真事”流传下去。因此，研究《红楼梦》这部用“真事隐”“假语存”的写作手法写成的“隐书”“谜书”，必须采用考证与索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彻底揭开真相。
台湾学者、著名国学大师潘重规先生对中国文学“隐藏的艺术”深有研究，他阅读了很多明末清初历史文献和明遗民著作，梳理了从古洎今一些文学作品的隐写手法，由此对《红楼梦》的写作手法有了深刻清晰的认识。他在《红楼梦新解》一书中说：“愈看愈觉得《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中国文字这种种传统的隐藏艺术，是源远流长，深入到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同时这种种文字上的隐藏艺术，早已经成为富有民族思想的汉人，用做表达意志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清初这一段时期，无论是文人学者江湖豪侠，凡怀抱反抗异族的志士，都是利用‘隐语式’的工具在异族控制下秘密活动。在这黑暗时代铁幕当中，是自然的趋势。《红楼梦》亦是在这黑暗时代铁幕当中的产品，自然会用当时人共同使用彼此默契的革命术语，不过《红楼梦》作者用心更深，运用得更巧妙罢了。”
潘重规先生令人信服的研究，也引起了大陆主流红学家的注意。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在《一位值得尊敬的“红学界的问题人物”——潘重规先生和他的红学研究》一文中说：“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虽然可以从总体上归入索隐派，但与以往的索隐式研究存在着许多不同，有其个人的特点，比如将索隐式研究学术化，提升了这种研究方式的学术品位。由此可知，他涉足红学研究是循着一条从史到文的思路进行的。先是对文学史上特别是清初遗民的相关著述及‘隐语式’表达方式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然后以此反观《红楼梦》，将清初遗民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应用到《红楼梦》的解读中，形成对《红楼梦》的一系列看法。他追溯了中国文学特别是清初遗民隐语式表达的传统，为其拆字、谐音等方法寻找学理依据。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文学确实存在着潘重规先生所说的这些‘隐语式’的创作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运用广泛。具体到小说创作，一些作品确实可以运用谐音、拆字的方式来解读，比如《儒林外史》《孽海花》。事实上，《红楼梦》也确实运用了这种创作方式，比如作品中的一些人名如甄士隐、贾雨村、霍启、卜世仁等，读者可以利用谐音明白其背后的含义：真事隐、假语存、祸起、不是人。”
然而，苗怀明教授毕竟是考证派红学家，他持“曹寅的孙子曹雪芹”作者说，把《红楼梦》时代背景定位在了清中期，他也并未深入研究《红楼梦》“隐写的艺术”，他对《红楼梦》“真事隐”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书中人物名字的谐音提示等很浅显的隐写方式，而这些名字的谐音寓意也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命运，至于《红楼梦》都隐写了哪些“真事”？他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在文章中接着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红学与索隐红学的真正区别实际上不在于是否运用这种谐音、拆字方法，而在于如何正确、合理地运用，运用的依据、限度如何，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这是解读《红楼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法问题。”不过，苗怀明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潘重规先生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尝试。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隐语的解释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别出一说曰遁辞，不直言曰谲，以彼喻此曰譬。由此我们可以说，隐语是隐去本事或本意，而假以他辞来暗示的语言。根据隐语的作用，可以把隐语分为四类：1、密言。只少数人能懂，且在小圈子内使用流传的语言。比如，一些行业黑话、秘密组织的暗语等。2、测智。作为一种测试智力的游戏。比如，灯谜、射覆就属于这类。3、谲谏。委婉的规劝之语。比如，有些话直说怕对方接受不了，就要采用隐语式语言劝说。4、揭露。为了传播真相或针砭时弊，但又碍于文网迫害甚至治罪，于是就采用隐语式表达的方式。比如，一些采用密码、符号、谐音拆字等方式写作的文学作品。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隐语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很多民间红学研究者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破解《红楼梦》“真事隐”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潘重规先生在《红楼血泪史》一书中归纳了中国传统隐语艺术的几种形式，但是还不够全面深入。下面我就中国文学隐语艺术的形式，结合《红楼梦》一书中的运用作一些归纳研究。为了压缩篇幅，每一类传统文学中的隐语例子一般只举一例。
《红楼梦》作者开宗明义说：“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即《红楼梦》采用了“真事隐”“假语存”的写作手法，关于这一点红学考证派和索隐派均无异议，问题的焦点在于对作者说的“将真事隐去”的理解产生了分歧。考证派认为“将真事隐去”是把“真事”隐没有了，即“真事”没有隐藏在书中，因此不应该用索隐的方法在书中寻找“真事”，要想知道被作者隐去的“真事”就必须考证作者的生平和家事。
自胡适创立考证派新红学至今已近百年，考证派红学家们都众口一词地反对索隐书中的“真事”。也就是说，作为主流红学的考证派只鉴赏、研究作者敷演的“假语存”表面故事，并且把书中明确说的增删者“曹雪芹”当做真名，硬按在曹寅的孙子头上，且是唯一的作者，再结合曹寅家由盛转衰的家事（因为没有曹雪芹的生平，只能以曹寅和曹頫揣测曹雪芹）来阐释作品思想主旨。考证派定错了作者和时代背景，而且只解读“假语存”表面故事，这是造成《红楼梦》真相被蒙蔽，思想主旨被曲解的主要原因。
而索隐派认为《红楼梦》“真事”就隐藏在书中，这也是作者“字字看来皆是血”写作这部书的真正目的，用蔡元培的话说，《红楼梦》用层层障幂做遮掩（假语存），留下破绽“机关”让读者索隐探求隐藏在书中的真相（真事隐）。运用“真事隐”“假语存”的写作手法进行创作，是有社会责任感和民族气节的文人在满清文字狱高压统治下的无奈之举，这既保护了自己也使作品得以广泛传播，彰显了作者的睿智和才华。经过研究表明，《红楼梦》一书确实隐藏着大量“真事”，这些“真事”才是作者真正要传达给读者的内容，而且这些隐写的“真事”都发生在明末清初，大多不见于当时满清统治者组织编纂的史书。作者之意是要将“真事”告诉那些能破解隐义的读者，记住民族的血泪，吸取明亡的教训，并且把书中的“真事”流传下去。因此，研究《红楼梦》这部用“真事隐”“假语存”的写作手法写成的“隐书”“谜书”，必须采用考证与索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彻底揭开真相。
台湾学者、著名国学大师潘重规先生对中国文学“隐藏的艺术”深有研究，他阅读了很多明末清初历史文献和明遗民著作，梳理了从古洎今一些文学作品的隐写手法，由此对《红楼梦》的写作手法有了深刻清晰的认识。他在《红楼梦新解》一书中说：“愈看愈觉得《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中国文字这种种传统的隐藏艺术，是源远流长，深入到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同时这种种文字上的隐藏艺术，早已经成为富有民族思想的汉人，用做表达意志的共同工具。尤其是在清初这一段时期，无论是文人学者江湖豪侠，凡怀抱反抗异族的志士，都是利用‘隐语式’的工具在异族控制下秘密活动。在这黑暗时代铁幕当中，是自然的趋势。《红楼梦》亦是在这黑暗时代铁幕当中的产品，自然会用当时人共同使用彼此默契的革命术语，不过《红楼梦》作者用心更深，运用得更巧妙罢了。”
潘重规先生令人信服的研究，也引起了大陆主流红学家的注意。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在《一位值得尊敬的“红学界的问题人物”——潘重规先生和他的红学研究》一文中说：“潘重规先生的红学研究虽然可以从总体上归入索隐派，但与以往的索隐式研究存在着许多不同，有其个人的特点，比如将索隐式研究学术化，提升了这种研究方式的学术品位。由此可知，他涉足红学研究是循着一条从史到文的思路进行的。先是对文学史上特别是清初遗民的相关著述及‘隐语式’表达方式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然后以此反观《红楼梦》，将清初遗民的思想情感表达方式应用到《红楼梦》的解读中，形成对《红楼梦》的一系列看法。他追溯了中国文学特别是清初遗民隐语式表达的传统，为其拆字、谐音等方法寻找学理依据。不可否认，中国古代文学确实存在着潘重规先生所说的这些‘隐语式’的创作传统，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运用广泛。具体到小说创作，一些作品确实可以运用谐音、拆字的方式来解读，比如《儒林外史》《孽海花》。事实上，《红楼梦》也确实运用了这种创作方式，比如作品中的一些人名如甄士隐、贾雨村、霍启、卜世仁等，读者可以利用谐音明白其背后的含义：真事隐、假语存、祸起、不是人。”
然而，苗怀明教授毕竟是考证派红学家，他持“曹寅的孙子曹雪芹”作者说，把《红楼梦》时代背景定位在了清中期，他也并未深入研究《红楼梦》“隐写的艺术”，他对《红楼梦》“真事隐”的理解也仅仅局限于书中人物名字的谐音提示等很浅显的隐写方式，而这些名字的谐音寓意也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命运，至于《红楼梦》都隐写了哪些“真事”？他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在文章中接着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红学与索隐红学的真正区别实际上不在于是否运用这种谐音、拆字方法，而在于如何正确、合理地运用，运用的依据、限度如何，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一般人的认知。这是解读《红楼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法问题。”不过，苗怀明教授也不得不承认潘重规先生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尝试。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给隐语的解释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即别出一说曰遁辞，不直言曰谲，以彼喻此曰譬。由此我们可以说，隐语是隐去本事或本意，而假以他辞来暗示的语言。根据隐语的作用，可以把隐语分为四类：1、密言。只少数人能懂，且在小圈子内使用流传的语言。比如，一些行业黑话、秘密组织的暗语等。2、测智。作为一种测试智力的游戏。比如，灯谜、射覆就属于这类。3、谲谏。委婉的规劝之语。比如，有些话直说怕对方接受不了，就要采用隐语式语言劝说。4、揭露。为了传播真相或针砭时弊，但又碍于文网迫害甚至治罪，于是就采用隐语式表达的方式。比如，一些采用密码、符号、谐音拆字等方式写作的文学作品。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隐语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很多民间红学研究者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破解《红楼梦》“真事隐”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潘重规先生在《红楼血泪史》一书中归纳了中国传统隐语艺术的几种形式，但是还不够全面深入。下面我就中国文学隐语艺术的形式，结合《红楼梦》一书中的运用作一些归纳研究。为了压缩篇幅，每一类传统文学中的隐语例子一般只举一例。
，我们成为了一批没有信仰的人，被西方鄙视攻击我们是逆民，没有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