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建国后影响与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对诸葛亮的研究基本没有间断，而且经常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争鸣，学术气氛十分活跃。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诸葛亮。1954年，周一良作《论诸葛亮》，是建国后全面评价诸葛亮的第一篇文章。该文认为，诸葛亮家庭的成分是“中小地主阶级”，“由于他的阶级出身和文化教养，他的思想意识仍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他的清高自许，‘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没落了的地主阶级出身的儒生的想法”。作者充分肯定了隆中对策的价值，认为“就是诸葛亮所以成为三国时代卓越的政治家的地方”。对三分局面形成以后诸葛亮的功业和作用，主要是从政治措施及民族政策方面予以考察。诸葛亮治理国家的办法是“信赏必罚”，“这样便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统治阶级内部也知所警惕，人民受到相当的益处。和后汉时代的统治者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诸葛亮的统治，除去‘信赏必罚’之外，却看不出与民休息的意图。不但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诸葛亮统治下的益州人民似乎负担更加重，生活更困苦些”。对于北伐，作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北伐战争徒然加重蜀人负担，‘受其荒残’。由‘国富民强’沦为‘民贫国虚’。”关于平定南中，作者承认“诸葛亮所用的方式，比较起来自然是温和一些”，而且少数民族和汉族先进文化的接触，对于落后部族地区生产的发展自然有刺激和推进作用。然而，诸葛亮对南中的政策，“实际仍是承继过去的办法，平时压迫榨取，遇到反抗就出兵镇压”。在综合分析之后，作者认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是被夸大、被抬高了”。

针对周一良评价诸葛亮南中政策的观点及徐德嶙《三国史讲话》认为平定南中是“害多利少”的看法，柳春藩著文《关于诸葛亮平定“南中之乱”的评价问题》予以讨论。作者首先指出，“南中之乱”“实质上却是一个由地方官僚、地主阶级所一手造成的为他们的私利而服务的运动”，而且“这个运动还具有分裂割据的性质”。因此，“诸葛亮对以雍闿为首所发动的‘南中之乱’的平定，乃是对地主阶级分裂活动的镇压”。其次，作者分析了“征南中”的客观效果是“对这一地区各落后部族也带来一些好处”：客观上推动了南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的剥削压迫比较缓和，加强了边远地区和内地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非汉族人民的联系，等等。1957年，张思恩发表《关于诸葛亮“南中”留兵的研究》与《诸葛亮在南中的用兵及统治政策》两篇文章。前文肯定了《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诸葛亮在南中“不留兵” 的谈话， 后文的观点与柳春藩近似。是年，《云南日报》刊发了江应樑的《诸葛亮与孟获》与华峨、康峻的《诸葛亮为什么要南征》两文，对诸葛亮平定南中进行争鸣。 《诸葛亮与孟获》 一文肯定孟获是叟族酋长，而诸葛亮征南中的目的是“掠夺资财‘以供国用’”，“且更掠夺其人口当兵卒”。南中的反叛“其目的为反抗统治者的经济掠夺，所以不能把这个战争看作单纯的民族矛盾，而应看作是尖锐的阶级矛盾”。作者考证了诸葛亮南征的路线后指出，诸葛亮未到大理、永昌(今保山)一带，但历史上这一带却有许多传说，甚至滇西一带的少数民族都自言与诸葛亮有过关系，原因有五：一是隋唐以来移居云南的汉族，渲染孔明故事以自豪；二是元明统治者有意夸大孔明威望，以利于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其中以明为甚；三是羌族西迁，把历史故事带向滇西；四是吕凯在永昌打着孔明旗帜，产生了影响；五是各地古迹、传说受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影响。

另一次讨论是在马植杰与季为章之间进行的。 1956年8期《新史学通讯》刊出马植杰《诸葛亮论》一文，在谈“治蜀”时必谈用人，作者肯定了诸葛亮善于用人之后指出：“土著地主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因此诸葛亮对于土著地主虽然也选拔任用，但是对于他的继承者，却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作者在肯定了诸葛亮治蜀的各种成就以后却说：“不过这些益处，是很有限的。从地区来说，只限于蜀国一隅之地；从时间来说，更极其短暂。”其结论为：“诸葛亮的治蜀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但是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还是极其有限的，不能估计很高。”关于诸葛亮的民族政策，作者分析后认定“诸葛亮对于南方各部族可算是尽了利用与榨取的能事。在诸葛亮统治之下，南方各部族人民所受的官方榨取，可能比以前更重”。认为诸葛亮从事的北伐战争“不仅没有具备获得胜利的物质基础，并且也不为人民所拥护”。因为他主观上想统一中国，但客观后果却是劳民伤财。总之，作者认为诸葛亮属于应当肯定的人物，是第一流的人才，但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因为“一个历史人物，假如他不能代表先进的阶级与进步的势力，纵然很有才能，也是不会有什么较高的成就的”。

1958年，李西成撰《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肯定了诸葛亮的用人政策及法治，但指出“诸葛亮在发展生产上缺乏措施，或者说注意政治而疏于经济”。诸葛亮“较盐铁之利”“休士劝农于黄沙”及“分兵屯田”等措施“有一定的生产意义，但多是为军事服务，对人民的好处不大”。但曹魏注意了社会经济发展，而“蜀汉本身原是凭了‘政治清明’安定内部，而这还是建筑在严刑峻法的基础上，诸葛亮始终没有解决了军粮生产运输问题，当然也谈不到繁荣经济，这样就缺乏可靠的经济基础”，而这正是诸葛亮不能统一的“根本原因”，并且在“客观上起了阻碍统一的作用”。作者也批评了诸葛亮不注重经济发展、不顾客观实际北伐的错误。

《隆中对》是刘备三访隆中时，诸葛亮提出的著名对策。八十年代，国内史学界围绕《隆中对》 的作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但大多都是传统观点的延伸。傅克辉《论〈隆中对〉的成功和失误》和杨德炳《从〈隆中对〉的形成看信息在汉末魏晋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傅文”着重从经济原因论证了《隆中对》的成败得失，认为《隆中对》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透辟地分析了汉魏之际天下的政治、经济形势。从策论而言，确曾表现了诸葛亮超人的才能和非凡的洞察力。但三国鼎立局面出现不久，历史的发展就“偏离”了对策设计的“轨道”，这是因为荆州、益州已成为两个相互抗衡的独立政治、经济区。而三国初期长江流域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使“跨有荆、益”已没有实现的条件，而诸葛亮没有充分意识到鼎立局面出现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以致在政治、军事上接连失利。诸葛亮的悲剧，从一定角度讲也是从《隆中对》开始的。

田余庆《〈隆中对〉再认识》一文指出：“后人评论诸葛亮及其《隆中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出现溢美和回护之词。《隆中对》中睿智的判断，有时被赋予先验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认为是美玉的本色。”因此，作者主张“凭证据，究形势，验效果，论得失，探缘由”。田余庆分析了历史上一些关于弃荆入蜀问题的评价， 认为王夫之的观点“比较完善” 。作者称：“入蜀是刘备唯一的退路，入蜀后只能成偏霸而无兴复汉室之可言。”“我认为跨有荆益之失，主要不是失在草庐对策之时，而是失在孙吴已成为荆州支配力量之后。”

闵传超认为，诸葛亮是一位“德薄才平、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其根据是：诸葛亮生活在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的时代。他统治的蜀国完成统一大业条件差些，他倘若真的才智卓越，应充分利用蜀中有利条件，以发展经济为当务之急，让农民休养生息。然而诸葛亮隆中筹划只字不谈经济，主持朝政后更是“空劳师旅，无岁不征”，致使蜀汉“民贫国虚”，生产力受到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诸葛亮与曹操相比差距很大，北方经济超过南方，形成三国必然归晋的趋势。在用人问题上，诸葛亮宁用奴才不用人才。魏延、马超皆上流将才，但为其所忌，不得重用。张裔阿谀奉承，郭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却受重用。他还利用权力，直接参与、排挤乃至迫害有才干的文臣武将。闵和顺《〈隆中对〉写作时间考辨》一文，则否定“三顾”和《隆中对》：“我们肯定诸葛亮主动见刘备，意味着是对‘三顾茅庐’的彻底否定。诸葛亮既然可以在《前出师表》中捏造出‘三顾茅庐’的神话，就可以在另外的场合再造出一篇《隆中对》来。”其理由之一是：“从诸葛亮长于识治，短于将略的特点考虑，更觉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不可能提出《隆中对》那样高屋建瓴管用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理由之二是：“隆中其地，在赤壁之战后就并入了曹魏的版图，上距诸葛亮隐居隆中以及刘备‘三顾’求见的时间极为短暂，《魏略》的作者要收集那种情况是易于反掌的，然而竟只字未见提到；恰恰相反，《隆中对》的内容却绘声绘影地流传于相距数千里的成都，相比之下，岂不令人大惑不解? ”而且作者在《隆中对》中找出了几条“破绽”：一是“‘联吴构思’应以孙权强大为基础，而孙权当时不够强大”，作者甚至提出质问：“若《隆中对》时诸葛亮就有与江东联合的计划，刘备为什么不早派诸葛亮出使江东? ”二是“据荆连益”的方略是错误的，“占有荆州应先图江东，再据益州，连长江于一体以与北方抗衡”。三是“北伐部署”问题，它“不可预定于出山之前，而是在占有荆州全境的基础上提出的”。四是“民族问题”，若建安十二年(207年) 诸葛亮提出《隆中对》，“最严重的民族问题不在益州之外，而在荆州内部”。作者在此基础上认定诸葛亮写作《隆中对》的时间是一、二次北伐之间，即建安十三年(228年) ，其动机是“在诸葛亮看来，正是由于刘备不信任自己，不让他守荆州，任人唯亲地错用关羽，才导致荆州的丢失，造成蜀国的偏居和北伐的困难”。

谭良啸《论诸葛亮的治人之术》，则另辟蹊径，就以往治史者常回避的侧面，客观地分析了诸葛亮治国理政中的统治艺术，提出诸葛亮使用权术，有时是从刘备集团的利益出发，出于公心；有时则出于私心，为自身利益行事。诸葛亮是一个多侧面构成的复杂历史人物，心机与权谋正是其中之一，虽然只是一个次要侧面，但我们不应为伟人讳而使其理政思想单一化。
李正清、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篇专门探讨北伐战略思想的文章。该文认为诸葛亮主力攻秦陇、偏师向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当时北伐战争所作出的最佳军事抉择，至于“以攻为守”的政策，认真权衡则失多利少，造成了“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的局面。因此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是有得有失，后期甚至是失大于得。
殷克勤的《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得鹿不由人--从〈隆中对〉到北伐看诸葛亮战略思想的得失》，论证了贯穿于《隆中对》到北伐几十年间诸葛亮的军事思想，认为前期军事思想确有卓越之处，故使蜀汉取得一系列辉煌军事成就。而从北伐曹魏起，由于诸葛亮缺乏以谋取胜的战略设想，每次出征追求“十全必克”，谨慎行事，结果往往导致军事失利。

关于北伐的性质，国内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力量最弱小的蜀汉试图统一全国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北伐使蜀、魏双方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严重阻碍了三国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种观点以陈克华的《诸葛亮北伐析疑》为代表。
关于诸葛亮北伐中的屯田问题，林成西《论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的屯田》一文，否定了前人的蜀无必要屯田之说，认为在成都平原经济日益枯竭的情况下，汉中屯田具有解决缺粮与运粮的双重意义。但因“休士劝农于黄沙”失之太晚，汉中屯田没有来得及发挥更大作用。
黄剑华的《诸葛亮的人才观》，论证了诸葛亮取人用人的思想和特色，认为诸葛亮的用人措施协调了刘备原班势力与蜀中士人的矛盾，为蜀汉稳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基础。但从丢荆州、失街亭等悲剧中又可以看出诸葛亮也有用人不当之处。同时诸葛亮用人过于谨慎，不敢放手使用人才。
许蓉生的《诸葛亮和蜀汉政权的组织路线--兼论诸葛亮的用人》，在评价诸葛亮用人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观点。该文认为蜀汉国内存在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政治势力，诸葛亮在处理三大集团矛盾时，主要是依靠荆州集团，竭力笼络东州集团，使二者合为一体成为蜀汉政权的基本组织，面对益州士族势力，则笼络利用与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了牢固有效地控制益州的目的。
吴荣华《试论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政策》认为，南中大姓都是汉族后裔，与蜀汉王朝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实行民族压迫方面是一致的，因此诸葛亮的“南抚夷越”导致了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南方民族剥削的加重。黎虎于1984年发表《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一文，对诸葛亮进军南中事件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关于八阵图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谭良啸、余大吉两家。谭良啸认为，所谓的白帝城八阵图遗迹，系附会之说，实际上是古人在沙滩上取卤熬盐而垒的盐灶遗存.

对于诸葛亮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唐代诗人薛能(817?-880)。在《筹笔驿》诗中，薛能写道：“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朗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 ”意即诸葛亮送给司马懿妇女衣服侮辱他，但司马懿就是不出战，诸葛亮只有徒然增添气恼；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非议王朗任会稽太守时对孙策不征不战而“使孙策坐大”，然而他自己北伐曹魏并未取得胜利，死后见了王朗应该感到惭愧；木牛流马运输工具的制造是一项成就，但终究还是扰民；用《阴符经》中很多办法，难道不是奸诈吗?所以薛能的结论是“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为似有鳏”(《全唐诗》 卷五六○) 。 即若要报答刘备三顾之情，应该学习虞舜的“无为而治”。在《游嘉州后溪》一诗中，薛能认为诸葛亮一事无成，只应一生隐居不仕：“当时诸葛成何事? 只合终身作卧龙。” (《全唐诗》卷五六一) 而《早春书事》甚至称“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余身”(《全唐诗》卷五五九)。

北宋中后期，部分学者对诸葛亮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了探讨。苏洵 (1006-1066)根据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的观点，认为“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嘉祐集·强弱》)。在《项籍篇》中，苏洵又分析了诸葛亮对荆、益两地的态度，认为“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苏洵二子苏轼与苏辙亦对蜀汉政权及诸葛亮有所评论。苏轼(1036-1101) 《诸葛亮论》(《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四三)批评诸葛亮取天下之法是“仁义、诈力杂用”，所以失败。他认为刘备一方比曹操一方弱小得多，所依靠的就是忠信。但诸葛亮劝刘备袭杀刘琮而取荆州，刘备入川不久又夺了同宗刘璋的地盘，诸葛亮把刘璋赶出成都，这和曹操的诡诈已经没有区别了。在这个时候又打出“仁义之师”的旗号北伐，想让天下响应，就不可能了。苏轼认为，此时要破曹氏，只要用钱使反间计，让曹氏“骨肉内自相残”，然后发兵讨伐，就可成功。其弟苏辙(1039-1112) 在《三国论》(《四库全书》本《栾城应诏集》卷二)中指出，刘备集团放弃中原而进入巴蜀，选的地方不对；诸葛亮是治国之才却在纷争的风云中承担大将之任，才非所用，所以不能成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1049-1100)在《诸葛亮论》(《四库全书》本《苏门六君子文粹》卷三二《淮海文粹》) 中，则称诸葛亮只能做“霸者之臣”而不能做帝王之臣。理由是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就是以霸者之臣自居，选择刘备为主而辅佐，刘备也只是霸王之器而非帝王之器。
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颢兄弟从义理角度衡量诸葛亮，认为诸葛亮“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因为取刘璋是不符合道义的。刘琮已经投降曹操，此时取荆州而“兴刘氏”则不违反道义标准。

唐庚对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归于汉中之举提出批评，认为唐庚对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归于汉中之举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做“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这样做“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
何去非，写了一篇《蜀论》，对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战术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一些前人未发的意见。他认为，诸葛亮初见刘备而建议的“跨有荆、益”是针对现实提出的。诸葛亮得到了荆、益二州，但利用却不恰当。荆州“界于吴、蜀之间，而二国之所必争者也”。就其形势而言，吴方取荆州距离近而方便，蜀方争荆州则距离远而艰难。蜀方不能占有荆州和曹氏不能据有汉中是一个道理。处在这样的环境，“镇抚则安，动复则危”。诸葛亮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却依仗关羽之勇而攻魏国占有的襄阳，结果孙权趁机袭杀关羽而“尽争其荆州”。益州虽然地处偏僻，但魏国不敢轻易进犯。诸葛亮辅佐刘禅，因为急于立功，所以多次出兵，而每次都功业未就而己方已经疲惫不堪，这是急于立功而没有成功的气量。蜀与魏比，势力悬殊很大，曹**后魏国没有什么变乱。如果诸葛亮能在刘备去世后向敌人显示弱小，在国内“厉兵储粟”，积蓄力量，发现敌方有“一旦之变”，依靠在黄河、渭水上游的位置，顺流而下，就会成功。但诸葛亮没有这样做，打着仁义之师的旗号“以求吞魏”而恢复刘氏王朝，所以不能成功。另外，用兵要有奇策，诸葛亮却很少用奇，所以“魏人每雍容不应，以老其师”，结果大都空手而归。

南宋末年俞文豹(俞文豹，字文蔚，括苍(今浙江丽水) 人。《吹剑录》自序作于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 ，自称时已“漫游江湖四十年”，当生活在南宋末年。)作《吹剑录》(见《辍耕录》卷二五)，其中有一篇记录了他的哥哥俞文龙评论诸葛亮的谈话，中心是论诸葛亮是否明大义、究竟忠于谁的问题。俞文龙认为：“以为孔明之才谓之识时务则可，谓之明大义则未也；谓之忠于刘备则可，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俞氏列出四条根据：其一，刘备虽是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但血统关系疏远，“世数难考”；而且当时人对刘备评价不高，诸葛亮不知为什么而委身于他。即便刘备是刘氏皇族，只要汉献帝在位，就要象刘秀听命于更始帝那样。其二，刘备三顾时对诸葛亮说“主上蒙尘， 孤不度德量力， 欲伸大义于天下”，这是很正确的；但听了诸葛亮“跨有荆、益”而成就霸业的计划后，刘备再也不考虑汉献帝了。其三，曹操攻破荆州、打败刘备以后，诸葛亮去见孙权求救，和孙权只谈“鼎足之说”，一句也没有提到献帝。是靠着周瑜骂曹操为“汉贼”，才激怒了孙权，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荆、楚一带的人“从之如云”，是“从汉”而非“从备”。其四，刘备称汉中王在建安二十四年，汉献帝尚在却敢于自己称王；刘备在武担即位是听说献帝遇害，此时的诸葛亮不能像董公劝说刘邦为义帝服丧声讨项羽那样去联合孙权讨伐曹丕，却竟然上表劝刘备称帝。即便是曹操那样的奸雄，当魏公、魏王也是靠天子之命；曹丕当皇帝也是献帝禅位以后。刘备虽是宗室但也是臣子，是经过谁同意称王称帝的? 诸葛亮一再强调“兴复汉室”，实乃为刘备而非为献帝。《出师表》虽然表达了诸葛亮的忠心，不过是忠于他所委质的刘备父子，并不懂得大义。从他早年自比管仲、乐毅来看，其志向不过是在蜀地割据而已。俞文龙又对“刘备是汉宗室，刘备称帝则汉祚存，诸葛亮忠于刘备即是忠于汉”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无献帝则可”，献帝尚在而“君臣自相推戴”，则非人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