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认为，人是永远被追求却永远达不到的目的性存在，是一种永远处在发展状态而未完成的存在物，人的这种未完成性体现在并贯注在人的生命和生活历程中，使人成为一种自由的创造物。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区分了三种不同存在层次：拥有、作为、存在。“拥有”是存在的最低层次，处在这一层次的人们，热衷于积累财富。处在“作为”层次的人，热衷于生活方式和活动，而不是热衷于物质财富和金钱。处在“存在”层次的，也就是最高层次的人，从他们的真实自我而不是“拥有”和“作为”中获得满足和宁静。
“他人即地狱”是萨特（1905-1980）在其戏剧《间隔》（又称《禁闭》）中的一句台词。在《间隔》中，三个亡灵在地狱中互相隐瞒，互相戒备，互相封闭，互相折磨，每个人都是“刽子手”，又是受害者；既成为别人的障碍，又使自己坠入深渊。

萨特是二十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巴黎上过两所著名的中学，蒙田中学和亨利四世中学，这都是法国最好的中学。萨特受的教育是法国的精英教育。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入伍以后一直在气象部工作。
1940年6月21日，萨特被德军俘虏。这个经历彻底改变萨特，他说有一个在二战之前的我，还有一个在二战之后的我。1940年圣诞节，他写了一出戏演给其他的犯人看，也演给当时德国的军官和士兵看，结果非常受欢迎。1943年，萨特认识了加缪，并且成为好朋友。
等到巴黎解放，萨特已经名气很大，美军邀请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去美国，萨特在被邀请的名单上。为什么说他人即地狱？就是他总是在那儿。他为什么必须在那儿？因为他的存在使得我才能存在，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没有他告诉我我是谁，我就不知道我是谁，我无法存在。

萨特3岁时右眼患了角膜炎，引起斜视后逐渐失明。萨特的独幕剧《隔离审讯》被法国人视为现代戏剧的经典，主要讲述了3个恶人下地狱后，也不忘睁着眼睛监视对方，彼此折磨着。萨特的政治生涯是从当一名气象兵开始的。主要工作是把自己观测到的风向及时向炮兵连汇报。
1955年9月，萨特协同女友波伏娃对新中国进行了为期45天的访问，并参加了国庆庆典。1980年萨特去世的时候，他的灵柩从医院出来到蒙帕纳斯墓地，都在巴黎十四区。短短的路程当中，巴黎市民在没有任何人组织的情况下自发为他送行。
新闻短片在法国当时晚间新闻的头条连续放了两分多钟，法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在二十世纪有如此殊荣。如果想看到类似的盛况，只有在1885年雨果去世的时候才有过。有些人甚至把二十世纪的法国称为萨特的世纪。

《间隔》：“我万万没想到，地狱里该有硫磺，有熊熊的火堆，有用来烙人的铁条。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用不着硫磺、火堆、铁条，地狱，就是他人！”萨特对此解释说：“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我是说，要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那么，他人就是地狱。
世界上的确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地狱里，因为他本人太依赖别人的判断了。但这并不是说，和别人就不可能存在另一种关系。”在《间隔》中，所有的人都是有罪之人，他们互为地狱，他们之间的关系正是生前与他人关系的反映。
亨利·克劳德博士在《他人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人与人的关系有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孤立状态。在这种人际关系中，双方都缺少某种东西——要么是给予受阻，要么是接受无能，人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第二层次是坏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中，你接触的那些人，让你感觉不舒服，不想与其交往，但又不得不交往。
第三层次是虚假的良好人际关系。这个层面上，你接触的人让你感觉很好，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感觉，常常来自客套、礼貌，他们并不是真心对你好。第四层次是真正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最佳的人际关系，能让你成为成为真正的你，是一种能调动你的思想、灵魂的人际关系。

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他人无法超越，绝对外在于我的他者，以彻底的异质性成为我的陌生人。他的出现使得我打开家门迎接他，跳出内在的自我世界，不得不与他建立起伦理关系。
身处世界，自我与他人之间不得不产生相对应的关系，所以“他人即地狱”并不是将他人完全置于“自我”的对立面，而是强调“自我”与他人之间非正常或恶化的关系对“自我”的负面影响。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呈现了人与人之间处于冲突关系的状态。
在更广阔的人类社会里，冲突不仅仅存在于人和人之间，也能够存在于不同群体，例如，种族、性别甚至国与国之间。假如没有他人，我就不能是现在这样的我，然而现在这样的我因为他人而存有丧失自由、选择能力和判断的危险。当他人的意志干扰一个人的意志时，两种意志就会陷入水火不容的不可调和的状态。

如若你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人，那么他人就是你的地狱。也就是倘若自己是恶化与人关系的原因，那么自己就需承担地狱之苦的责任。“他人”的目光是可怕的，它肆无忌惮的干预我的选择，使我在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甚至被迫做出我本不希望的选择。
海德格尔提出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不是什么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是“人在世存在”，就是说，人首先是世界上的一个存在者。海德格尔特地用“畏死”来说明：我们在畏惧死亡的时候就会深切的体会到，我们的存在都是自己的事，谁也替代不了。
萨特指出，人如何存在就应该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即人首先存在于世界之上，然后人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就决定了人的本质，所以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身不由己，这个阻碍就是“他人”的目光。

我们自由，不是因为我们希望自由，而是我们生来就不得不自由的存在。所以萨特说：“人被迫自由。”海德格尔说得更彻底：人不自由的时候感到不满，人自由的时候感到恐慌。我们常常以“别人都这么做”这样的想法逃避自由。
《禁闭》创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3年），最初取名《他人》。全剧只有4个人物，除1个不参与剧情的侍者外，其余3人，不分主次，在情节和台词中平分秋色。房间里的三个人——或者说三个灵魂，构成了一个彼此需要又彼此伤害的三角关系。
三个人构成一个世界，一个地狱，一个由“别人”构成的地狱。在萨特看来，人首先是一个存在者，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决定了他的本质，而事实上人们却常常在现实中身不由己，他人无时不在地干预着人们的选择，妨碍着人们的自由。这即是所谓的“他人即地狱”。

萨特说，在开头人是一无所有，只是后来人要变成某种东西，于是就照着自己的意志而造就他自身。这种面向未来，不断造就自己的主张，是存在主义的第一要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说法，呼吁我们要积极造就自身，勇于反思、质疑和打破生活的既定方式，去创造生活的崭新样态。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他者对于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必不可少，自我的形成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依赖于自我成功地将自己与他者区分开来。
在西方哲学的源头，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曾经谈到了同者与他者（the same and the other）的关系，认为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而他者的差异性同样也昭示了同者的存在。

在17世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重要命题，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在笛卡尔以后，客体逐渐沦为被认识、把握、征服的对象。人们普遍相信，他们可以运用理性来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从而达到驾驭世界甚至宇宙的目标。也就是说，客体逐渐成了外在于自我的“他者”。
20世纪初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不满西方意识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分法，认为意识本身已经包含了意识的对象（客体）。试想如果没有客体，何以形成意识？意识的两端，主体和客体，去掉任何一端，意识将不复存在。
胡塞尔在后期特别关注主体与主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会与他人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互动，因此个人的意识总是依存于由不同意识构成的共同体，它总是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和修正。这种主体之间的互动或共同体被称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

人通过视觉器官凝视周围的一切，将可视的环境尽收眼底，通过认识和把握四周的一切，产生对环境的统辖感，成为它们的主宰。他者对我们的凝视、评价和判断，使主体产生一种自我意识。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哲学家、现象学传承者列维纳斯是对他者概念进行系统化深入思考的西方哲学家。
他异性和不可知性使他者具有一种神秘感，同时在面对他者时，自我也会感到某种威胁，产生对他者进行收编、控制的冲动。列维纳斯认为，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就是自我不断消化他者、吸收他者，不断将他者纳入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感知和认识的过程。
福柯认为主体性的形成某种程度上决定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discourse），即那个时期不断被重复的、与信仰、价值和范畴有关的言语或书写。话语决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以及应该怎么说，它构成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构成了对经验的组织和再现，以及再现经验及其交际语境的语码。

话语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说法，它能把信仰、价值和范畴或看待世界的特定方式强加给话语的参与者，从而对其思想起到一种强制作用。福柯还认为，权力无所不在，控制着个体的行为。权力的实施不是靠国家的强制性武力，而是靠微观的控制性力量：规训（discip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