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以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这首诞生于明末清初连天烽火之中，由抗清豪杰张煌言亲笔手书的诗作，名曰《入武林》，它真实的反映了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气节和民族大义的汉族士大夫不畏强暴，继承先人遗志，坚持尊奉南迁明宗室为正统，以保卫恢复故明疆土为理念，与由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的军队进行殊死拼搏这一后人不得不正视且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虽然最终南明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以南明的失败和清廷的一统江山而告一段落，但这场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争战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在笔者看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战争在相当一部分的汉族士大夫和民众心目中，牢固树立了明室为主，清廷为“狄夷”的正反是非观念。
本来，立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到了最后的崇祯一朝，已经是腐朽不堪，以致于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人马攻入国都北京时，在京的明朝文武大臣除了少数人随崇祯皇帝殉节以外，大多数都以选择无条件投降的方式表达了承认过去曾被他们称为“流寇”的新贵李自成成为帝国新主人的人心所向。
不仅如此，人心的向背还表现在大批汉族士人官吏成批地望风投向满洲贵族所建立的清廷一方，并助其打败作为对手的明军和消灭与清廷相抗衡的南明政权反戈一击上，清豫亲王多铎在进入南京时，弘光朝以总督京营戍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赵之龙为首的官员170余人，马、步兵23.83万人集体不战归降，并且大开南京洪武门，行四拜礼，跪迎多铎进城。如此的卑躬屈膝，在中国古代史上的确是不多见的。
但随着入关的清军开始对明帝国旧有疆域的征服，以及伴随而来的残酷杀戮和具有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性质的国家政策的出台实行，使得原本期望通过改朝换代的获得实惠好处的汉族士人和百姓对新来统治者暴虐的一面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地举行激烈的反抗，在这个血腥而又相对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结出了民族之间积怨渐深的恶果。

有三个例子可以清楚说明这种宿怨的成因，其中一个是，以高举反清扶明大旗，举兵收复台湾而著称，曾被当代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称为民族英雄的郑成功的母亲翁氏，在顺治三年（1646年）遭到进入郑成功家乡福建安平的清兵无端残暴，悲愤之下自缢而死，除了留下了一个无处伸冤且让后人唏嘘不已的悲惨案例之外，(当时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已经降清，他自以为有功，自家“可免暴掠”，因此不设防备。)，更让年轻的郑成功自此与清廷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家仇，他至死都坚持反清复明，可说与此飞来横祸关系不小！
另一个例子是投降清廷的原明大同总兵姜壤，因为满洲贵族上层官吏“肆行凌虐”地方官和百姓而反水。
和许多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廷的原明官吏一样，姜壤当然谈不上对明室的“忠君敬上”，个人利益前途的取舍当然是他投降的清廷的原始动机，可即便如此，作为总兵的他却仍然受到满洲贵族的打压欺凌。
在大同驻扎有满洲贵族直接控制和指挥的满洲兵，他们依仗上司的纵容，常有不法行为，而汉族士绅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作为良知并未完全泯灭的武官姜壤却不甘于逆来顺受，因而与满洲贵族发生了冲突。
一日，一位有身份女子出嫁，正巧为路过的满洲贵族英亲王阿济格的侍从撞见，竟然将新娘劫掠奸淫。为此，姜壤亲自拜见同驻大同的清英亲王阿济格，进行抗争，但骄横的阿济格不但不予理睬，还硬把姜壤赶出了军门，这就使得姜壤极为愤怒，私下里下定决心要复仇，（当然这不是他造反的唯一原因）最后于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举兵反清。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到，降清的故明官吏虽名义上
同样已经是享受清廷俸禄供养的正式官员，“谢主隆恩”，但在现实中却不得不同样忍受具有民族歧视式的欺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原本就谈不上有强烈封建伦理纲常观念的一部分降清汉族官吏的反水也就不是简单的“心怀故国”，而是具有了类似于老百姓一样的官逼民反的激变性质的求生本能的自然流露。
第三个例子是清朝册封的汉人四藩中的靖南王耿仲明，因为所部被查出藏匿“逃人”，而畏罪自尽。
耿仲明作为最早投降清朝的汉人四藩中的两人之一（另一个是孔有德），加入了汉军正黄旗（正黄旗是清帝直辖的上三旗之一），先后追随皇太极和多尔衮，在对明及南明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并凭借此于在顺治六年五月被清廷册封为靖南王（先前称怀顺王），并赐给金册金印信！此时距离其降清之日已有十六年之久。
谁料想，耿仲明的靖南王做了还不到半年，就出人意料的在顺治六年十一月因为犯下藏匿“逃人”的大罪，畏罪自杀！
所谓“逃人”，就是对作为满洲贵族的私有财产---包衣（奴隶）因不堪忍受主子虐待，私下里亡者的称呼。
明末清初的时代，满洲贵族处于封建农奴制的阶段，八旗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农奴和奴仆（当然都是汉人），他们没有人身自由，地位低下，不但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和家内杂役，还常常遭受主子的任意虐待拷打。
虽然在包衣当中也分等级尊卑，部分被主子宠信的“高级”包衣也有自己的包衣，能够成为小主子，甚至上演“喜鹊变凤凰”的奇迹，比如清军入关后的第五位皇帝嘉庆皇帝的生母---乾隆的孝仪皇后，在入宫前其实就是汉人包衣魏清泰的女儿，正因为如此，她无法参加专为旗人女子提供入宫捷径的选秀活动，而只能以宫女的身份入宫服侍皇帝妃嫔，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意外地让她为乾隆皇帝看中并临幸宠爱，册封为贵人，最终竟然晋升为妃嫔等级中的最高一级皇贵妃，实际统掌后宫，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颐和园的“天地一家春”生下后来成为嘉庆皇帝的皇十五子永琰而在乾隆六十年被乾隆皇帝追封为孝仪皇后，从而书写了有清一代二十余位皇后中唯一的“灰姑娘”式的传奇。（清代的皇后几乎都是旗人官家小姐出身，孝仪算是仅有的一个例外，所以直到儿子嘉庆皇帝即位之后已经入土为安的她才被抬入满洲正黄旗）
但这样的例子仅仅具有个别的意义，绝大多数包衣在主子眼里仍被当成只是会说话的财产，难以逃脱被主子任意处置甚至杀戮命运。
在这种非人的处境之下，逃亡就成了看不到希望的包衣们脱离苦海的唯一选择，据不完全统计，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全国逃亡的包衣已达三万之众，“逃人”已经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
面对此等严峻的形势，清廷并没有因势利导的放弃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奴隶制，而是制定了严厉的针对“逃人”的刑法，其中规定，旗下有奴仆逃亡，由兵部申文各州县缉捕，督捕衙门督办；逃人捕回任由主人拷打，逃亡三次捕回即行处死；收留逃人的所谓“窝主”，官府可以不问情由一律处死，籍没（窝主）的家口财产给本主.
如此一来，一般的汉人百姓人家就很少有人敢于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收留“逃人”，而“逃人”在疯狂的追捕和严苛的惩罚面前，只有寻求有强大背景的人物充当靠山以求偷生，而耿仲明等手握兵权的汉人藩镇自然就成了理想的目标对象。
当然，由于清廷严厉的追捕，逃人即使躲入藩镇军中也难保迟早被暴露，顺治六年九月清廷刑部发出谕旨，明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三藩藏有逃人，要求彻查，结果耿仲明部查出逃人300余人，尚可喜部查出数百人，只有孔有德部未见藏匿者。
面对实际已经触犯清王朝刑律的事实，深知罪名难脱的耿仲明似乎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因此这个已经在沙场出生入死二十余载，曾经先投明军后降清军，曾做过故明东江镇将毛文龙义子，见过太多死亡的老将竟然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令人匪夷所思的于顺治六年十一月在江西吉安府自杀身亡，终年四十五岁。
客观而言，地位崇隆、战功卓著的靖南王耿仲明的一命归西，其表面原因是因为他违法收留逃人，知情不报；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清廷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恶果，耿仲明作为汉人，其部属也均为汉人，自然会对同属一族的逃人有所同情，亦不会在军中推行类似于满洲贵族苛待包衣的政策，那样必将导致军心大乱，无法作战。但作为臣子的他又必须遵守清皇室所颁布的法令，也就无法避免因消极抵制这种错误政策而被迫陷入“知法犯法”恶性循环而带来的厄运，从这个意义上讲，靖南王耿仲明同样是清廷错误民族政策的牺牲品！

虽说有黄道周等人的力挺，但朱聿键很清楚自己明朝疏藩的身份无法更改，而且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的名分，在忠于故明的士绅大臣中也没有崇高的威信，完全是一个被他们临时拉出来的“消防队员”；远在广西的桂王凭借身份的高贵（明神宗第五子），迟早会取而代之，因此他也不得不搞一些收买人心的举动，以此来换取众人对他这个“舶来皇帝”的支持。
比如为了拉拢在福建的士绅大臣支持自己，朱聿键一即位，就对拥戴自己的福建的实力派人物郑芝龙兄弟等人大加封赏，郑芝龙封为平虏侯，郑鸿逵为定虏侯、郑芝豹为澄济伯、郑彩为永胜伯。将拥戴自己的文官黄道周等二十余人封为大学士，入阁人数之多，在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
对于在浙江由浙系士绅大臣所拥立的监国鲁王朱以海和远在广西的明神宗之子桂王等人，朱聿键在监国诏书中就明确对桂王表示，“天下，王之天下。”在桂王去世之后，朱聿键又说：“永明王神宗嫡孙，朕无子，后当属诸”。这永明王即为后来称帝的永历皇帝朱由瑯。
对于在浙东宣布监国的鲁王朱以海，朱聿键则在九月派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为使者，前往绍兴颁诏，宣布两家无分彼此，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同时也向鲁王朱以海表示：“朕无子，王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终致于王。”
朱聿键的这番表态固然有他有意拉拢朱以海的意图在内，但当时南明客观上也的确需要上下齐心，共同对敌，从这一层面上讲，我们也就不能掩盖朱聿键诚心的另一面。
但正如前面所言，朱聿键的疏藩身份和低迷的人望，使他难以服众，虽然隆武政权得到了除浙东之外的各地的南明政权机构的承认，但浙江方面争论的结果却是拒绝承认朱聿键的正统地位（朱以海见朝臣中不少人主张尊奉隆武帝愤愤不平，宣布退归藩位，但在大学士张国维等人的坚持下，终于拒绝接受隆武政权的诏书，宣布迎回朱以海），这样唐、鲁正统地位之争愈演愈烈，两家渐成水火之势。
虽然血统的疏离让朱聿键饱受困扰，但平庸无能的败家子弘光做亡国奴的严酷现实让虽为疏藩但却胸有大志的朱聿键清醒得认识到“光复帝室，驱逐清兵”是比血统争论更重要的头等大事，他自幼饱读诗书，熟悉历史，对于起于草莽，历尽波折，最终重建汉室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非常钦佩，现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给了他一个效法光武帝刘秀的难得机遇和挑战（刘秀起兵时同样也是与西汉皇室的血缘已经离得很远。），他自然不愿轻易放弃（当然也有保持皇位的私心）
客观讲，朱聿键的确不同于无能昏聩的弘光，他有着让后世史家称道的个人能力和积极作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意志坚强。朱聿键在患难之中，“意气不挫”，坚意实
现“中兴”大业，认真读书，谨识大义，“枕戈泣血”，秉夜不休，具有卧薪尝胆的精神。
（2） 注重读书，博通典故，文笔极佳。朱聿键称帝后颁刻
皇明祖训，自制登基、亲征诏书，号称“监国三诏”以及给鲁王的诏书，为朝野上下公认的名文，“群臣皆莫能及”。（根据历史记载鲁王的才能的确不及唐王远矣，包括连清兵都“敬之若神”的“海内名公”隆武朝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大学士黄道周都力劝其监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朱聿键的才能不凡。）
（3） 生活节俭，毫不奢侈。史赞其“恭己俭约”身在宫中
“不御酒肉”，不备金玉，只用磁瓦、铜锡之类。宫中除了皇后之外，没有妃嫔。执事者只有30人，并提倡“躬行节俭，以裕兵食”。
（4） 勤政爱民。朱聿键称帝之后，“批阅奏章,秉夜不休，
有多至数十百言者，”能“朝至夕发”，绝无积案。

在具体的施政方面，朱聿键为人称道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 朱聿键改变弘光朝以“平寇”为主的方针，转而已“御
虏”为主的方针。
朱聿键称帝之后，通过汲取弘光朝覆亡和朱常淓降清的的教训，已经认识到，南明的小朝廷的真正敌人乃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因此果断的竖起了抗清大旗，不仅诛杀了清朝派来招降的使者马得厂，还下诏宣示天下指出：“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彝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朱聿键明确把清廷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指斥清军的暴行，把自己塑造成吊民伐罪、维护社稷的正确代表，不失为一手得人心的好棋。
第二、朱聿键清醒的认识到朋党给社稷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公舍明”的方针，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二十七日，朱聿键亲出考选推官策题云：“历代之受患，莫过于群臣朋党之最大。于今两京之覆，二帝之伤，皆此故也。……大明开天，党肇于神庙之季。东林、魏党；门户、马党，交激递变，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荡平，尽去诸党之名，惟在廷严说谎之条，在外正贪婪之罚。……迩日在廷，似犹有不醒之迷，欲启水火之战，朕甚惧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济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党难。’然党不去，寇不驱也，审矣。”（《思文大纪》）

因此，朱聿键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明确调整用人方针，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
当时，弘光朝首辅马士英因弘光朝的昏庸无为，不为鲁王政权所欢迎，转而向隆武政权靠拢，朱聿键内心是欢迎他的，但朝廷上很多大臣同样表示反对，朱聿键只好下诏定士英为“罪辅”、“逆辅”，让他在江浙“图功自赎”，但私下里又托人向马士英表达了某种歉意，称：“阁部臣马士英，朕必不负其捧主之心……”
应该承认，在南明大批文官武将，甚至宗室都争相投清的非常情况下，朱聿键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努力挽回人心，挽留人才，是正确的保护隆武小朝廷的自救的明智之举。
第三、 朱聿键称帝之后，比较注重爱民和吏治，规定“小贪必
杖，大贪必杀”；他还针对南明官军随意杀戮被迫剃头的汉族士民时，特别下诏“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严禁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屠戮。
当时，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罔顾中原汉人流传几千年的本民族传统文化，强制推行满族风俗文化，结果引起了汉族士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各地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掀起了一轮反清扶明的高潮。
朱聿键正是看准了这种民心民气可用，不失时机的实行了与满洲贵族针锋相对的举措，有利于争取老百姓对隆武政权的支持，凝聚摇摇欲坠的南明小朝廷的人心。
从今人的角度来审视朱聿键，很容易产生假如其身处故明时代，也许将成为一位有为的守成之君的暇思，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朱聿键在明宗室中虽然个人素养突出，也很想效法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光复故明的山河社稷，但自身素养的欠缺和客观现实的无奈，已经不可能在给他做光武帝刘秀第二的机会了。
回头看来，学者们在评介南明的历史时，往往都将失败归咎于南明政治制度的腐败无能，有意无意的忽略了南明方面宗室官吏素养方面的欠缺。
朱聿键作为南明君主中的出色代表，被后世史家寄予了无限同情，就如同崇祯皇帝被给予非亡国之君而亡国同情评分一样，但却忽略了朱聿键个人素养欠缺的一面。
依笔者愚见，朱聿键的个人素养欠缺是先天就造成的，这是他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克服的。
对比汉光武帝刘秀，朱聿键的不足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文采出众，儒学修养深厚，文韬武略不佳。
大家都知道，汉光武帝刘秀是个文武全才的统帅，从起兵伊始便冲锋陷阵，无论是前期以弱克强消灭新莽之战，还是后来消灭赤眉军和割据势力的诸多战役，他或亲自上阵冲锋，或幕后策划指挥，均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素养和谋略水准，更加手下有著名“云台二十八将”等一批出众的战将和谋士，有一支完全效忠于他个人，并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精锐之师，使得他在经受某些挫折和失利的情况下，很快走出阴影，反败为胜，扭转乾坤。
而朱聿键则长期生活在囚牢和王府之中，虽也受尽磨难，但与世隔绝，甚至难以了解外界的情况，在缺乏实力的情况下仓促的被推举为皇帝，虽饱读诗书，文化素养较高，称帝后表现出了的治管国家的才能，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个书生，对于排兵布阵、行军打仗完全是门外汉，（当然也和明末以带兵镇压造反武装的洪承畴、卢象昇、孙传廷等文官也没法比），而在当时清军大军压境、南明文武官员和军队大批投降的危急情况下，南明政权所需要的皇帝人选恰恰是像明成组朱棣这样富有胆识和统军作战能力的枭雄式人物。（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时的本钱只是燕王府的几百亲兵而已，而他的对手建文帝朱允炆手握几十万大军）
显然，朱聿键并不是这号英雄人物，也就有心却无力挑起在军事上扭转颓势的这副重担。
其二，不善凝聚人心，招贤纳士，组织听命于自己的军事政治集团
汉光武帝刘秀在哥哥刘縯遇害之后，只身北上河北，通过自己的一番努力，采用种种的手段，终于建立了一个完全在政治上忠于自己的牢固军事政治集团（虽然其中刘秀的处境也一度颇为艰难，甚至有南返逃离河北之心），手中积累了敢于和更始帝刘玄叫板的资本，开始走上了兼并其他割据势力的征讨之路。
而朱聿键在称帝之后，面对大量文武官吏的不断投降，人心涣散难挽的事实和与鲁王集团的对立，虽然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面对清强明弱的不争事实，难以在根本上挽回动摇的人心士气，就在隆武政权灭亡前夕，隆武帝发现朝中大臣暗中投寄给清廷的请降书达二百余封，面对此等大势已去，他也只能无可奈何的一律在午门前一烧了之，并告诫诸臣“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
当然朱聿键个人素养上的不足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他的无奈更多的是由客观的局势所决定的，非他个人所能改变。
不可否认，朱聿键进取之心很强，刚一即位就要御驾亲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自己想有所作为已越来越不可能。
在隆武帝的计划中，他提出了五路兴兵的总体方针，即郑鸿逵、郑彩各带二路大军，从陆上远征浙江与江西；其中，郑鸿逵部主要在赣北与浙江作战，而郑彩部分为两支出击江西，主要在江西中部作战。另有二支水师分路出兵，一支北上，一支南下；再次，隆武帝在郑芝龙军，作为殿后。
正如前所述，隆武政权是在以郑芝龙为首的武将和黄宗周为首的文官等一批福建籍官吏的支持下建立的，同鲁王政权一样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郑芝龙，又名郑一官，号飞黄，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是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早年随舅父黄程在澳门从事海上贸易，后投奔侨居日本的华侨李旦门下，为李旦收为义子，因为人精明能干，为李旦所赏识，委派其专门负责越南的生意，不过数年，便成为巨贾。

随着战事的展开，黄道周连吃败仗，头脑开始变得较为清醒，他意识到自己非统兵御敌之才，于是向隆武帝恳求，放他回乡养老，所余部队可交给其他将领。但隆武帝并没有同意。 [s R F+D!
于是黄道周在兵弱饷匮，损失很大的情况下，仍然不顾一切进攻，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官黄道周再次发动进攻，目标是安徽的徽州府，第二天，清徽宁池太提督张天禄立即率军分三路围攻在安徽婺源县境明堂里下营的黄道周，黄道周部众被打散，他本人被张天禄部下总兵胡茂祯部俘虏。
黄道周被俘后，送至南京囚禁，由于他名声在外，清廷派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功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将史可法与洪承畴对比。洪承畴又羞又愧，上疏请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准。后绝食十二日，期间其妻蔡氏来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
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就义于南京，在东华门刑场上，他面向南方再拜，后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书遗家人：“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最后头已断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们从他的衣服里发现“大明孤臣黄道周”七个大字。
黄道周终年六十一岁。
隆武帝得到黄道周殉难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赠为文明伯，谥忠烈。
清代著名学者蔡世远概括黄道周的一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渊博的学问可比邵雍，忠贞为国直言敢谏可比李纲，慷慨赴难从容就义可比文天祥。（黄道周通天文、理数诸书。工书善画，诗文、隶草皆自成一家，世人尊称之黄圣人、石斋先生。）
甚至连清乾隆皇帝在黄道周殉难百年之后，都以赞赏的口吻称他：“不愧一代完人！”
黄道周以他的壮烈殉道，完美的诠释了明末清初那些不愿屈服于异族的汉族士民们“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 。”的高尚品质，但却无助于改善隆武政权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
作为黄道周们而言，他们轻生死，重大节，面对困难毫不畏惧，甚至甘愿现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无疑是值得后人学习肯定探讨的永恒话题，但在辩证唯物主义这把直尺的丈量面前，我们也无须否认他们的弱点和不足。
曾经有学者论及崇祯皇帝的用人，认为他愚贤不分，忠奸莫辨，白白浪费了大量可用之才（黄道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而重用温体仁、周延儒这样的奸邪之辈，是不能知人善任的体现。
笔者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笔者以为，明朝末年固然有吏治腐败、党争残酷、财政危机、持续的天灾等等足以导致明帝国崩溃的危险因素存在，但最后导致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却是农民起义和满洲贵族的军事侵袭这样的人为的原因，作为明王朝文官集团成员的黄道周们，也许在治国方面会出类拔萃，但解决或控制此类内忧外患却并非他们的所长，而是需要出色的军事才能的武将们挺身而出，假如说明朝开国时期击败蒙古凭借的是徐达、常遇春、蓝玉等开国元勋群体，嘉靖朝消灭倭寇依靠了戚继光、俞大猷等出色帅才，万历抗倭尚有李如松等悍勇猛将冲锋陷阵的话，那麽明末自万历朝开始，由文官集团一直主导的辽东战事和关内镇压造反武装的攘外安内行动却一败再败，接连丢城失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洗脱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在南明时期，史可法、黄道周、瞿式耜等文官都是绝对的干才，但南明的永历朝自何腾蛟、瞿式耜败亡之后，就完全依靠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在西南经营的一块根据地和掌握的武装力量才得以支撑到1662年（永历朝后来的很快覆亡和孙可望投清泄露了李定国军的虚实有不小关系），作为草莽出身的孙可望等人能做到的（其实这一点郑成功也做到了），黄道周、瞿式耜等人显然无法做到（通过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看），不能不说和南明缺少李定国式的人物有直接关系！
从历史记载的情况来看，隆武帝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败仗连连，隆武帝仍然执着的要发动亲征（虽然这是一种有进取心的积极表现），隆武元年十二月，他离开福州，准备移驻战事激烈的江西赣州，但直到第二年八月，都没能走出福建。

虽然隆武帝并不贪生怕死，在出发之前，他曾表示“宁进死，不退生。”宣布再有请驾回天兴，并清避广东者”，从重议罪，但由于郑芝龙千方百计的阻挠，他去江西的亲征计划终成泡影。
郑芝龙的阻挠当然是有目的的，作为由他一手扶植的隆武帝，曾经对他言听计从，但随着他个人的跋扈和对隆武帝光复祖宗社稷的冷淡，双方的蜜月结束了，隆武帝在黄道周等忠贞的臣僚的支持下，对郑氏的某些作为采取了处罚，如因郑洪奎部将黄克辉擅自撤退将曾经保护他到福建的郑鸿逵由太师降为少师；因作战消极而削去郑彩的伯爵等等。郑芝龙的本意原打算借隆武朝廷的名义巩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区惟我独尊的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随着双方在隆武帝亲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再加上隆武帝得知楚督何腾蛟招安了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十余万人，实力大增，决意移驾江西，摆脱郑芝龙的控制，转而依靠江西方面的明军和何腾蛟，与何腾蛟两面夹击进而光复南京。
作为生长在南阳的隆武帝早就与曾为南阳县令的何腾蛟相识，得知何腾蛟在湖南的消息，隆武帝马上就封其为湖广总督。
隆武帝把何腾蛟当做了救星式的人物，以为凭借当年的旧交情，何腾蛟会对他言听计从，他的计划会马到成功，可事实上，投降何腾蛟的大顺军余部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而且明军因为军饷困难而导致军心涣散，军纪败坏，战斗力较差，以至于何腾蛟雄心勃勃所发动的岳州、荆州之战以明军的大败而告终，实际上也就不可能策应江西的明军，隆武帝即使到了江西，也不会有甚麽大的作为。
隆武帝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隆武政权覆灭的前夕，当何腾蛟的使者姗姗来迟觐见时，他还大为震怒的斥责何腾蛟派遣的迎驾军毫无动静，却根本想不到自己所信任这位都督其实也只是在敷衍对实际情况毫不了解的他而已。
尽管隆武帝的亲征计划实际已是“水中月，镜中花”，不可能实现，但隆武帝因此与郑芝龙兄弟的决裂却客观上把自己更快的推向了败亡的深渊。
在郑芝龙看来，他本来就是一由海寇投诚的官吏，心目中并无甚麽强烈的忠君思想，之所以拥立隆武帝不过是贪图荣华富贵的功利思想在起作用，现在清军大兵压境，隆武帝又与他离心离德，转而投清也就理所当然。
隆武二年三月，正当隆武帝为自己的计划进展缓慢而忧心冲冲时，郑芝龙与自南京而来的洪承畴的招降使者已经开始谈论投降的条件了，在洪承畴许诺封节制三省王爵的诱人条件面前，郑芝龙做出了决心投诚，撤出兵士而不阻截清军南进的承诺。
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清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统军进攻鲁王政权的钱塘江防线，鲁军一触即溃。
到七月十六日，清军拿下了金华，鲁王政权在浙江的统治宣告结束。
八月十三日，贝勒博洛、闽浙总督张存仁、巡抚佟国鼎带领满、汉军从衢州出发，收取福建，由于郑芝龙早通清军，早早令守关部将撤守，因而清军到来前一个多月，浙南通往福建的咽喉要地仙霞关便已几乎无人防守了，清军在八月十七日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仙霞关，当天便攻克了隆武帝暂住的延平府。
隆武帝在延平府闻清军入关，急忙与曾皇后上马，大惊狂奔，其间大学士何吾驺等人弃驾而去，随行他的只有忠诚伯周之藩、给事中熊伟带领的500多人，二十七日到达汀州。
二十八日，尾随而至的清军以明军之衣帽伪装，骗得守军打开城门，进入汀州，隆武帝后及亲随手持刀矛在府堂欲做抵抗时，为清军弓弩手所射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忠诚伯周之藩、给事中熊伟以及一些跟随隆武帝的宗藩。
隆武帝后的同时殉难，标志着南明隆武政权的灭亡。

后记
隆武帝未曾想到，他的生命与小朝廷的终结的这样突然而又迅速，完全是拜拥戴他登基的头号功臣郑芝龙所赐，而且他至死也没有没有明白这一点，要不然他逃跑的时候就不会那样仓促，殉难时身边的护卫的兵士就不会那样的少。
古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是百战不殆的汉代名将韩信因丞相萧何而飞黄腾达，最后亦因萧何而命丧黄泉的典故，用这个故事来类比隆武帝和郑芝龙的恩怨纠葛，的确有些惊人的相似----无论身前曾有多么荣耀，成就有多大差异，可在因利益纠葛而导致背叛与出卖面前，却同样的殊遇同归。
隆武帝朱聿键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悲情，他出生宗室之家，本来应尽享富贵荣华，可他却曾经面对祖父的冷酷无情，崇祯皇帝的刻薄寡恩，这些来自本应关心爱抚他的亲人的冰霜利刃让他体验到了生命九死一生的无奈与苍凉。
朱聿键有运气，感受了很多人一辈子也尝不到的做皇帝的滋味，但这运气却如流星般一闪而逝，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朱聿键有福份，贤惠的妻子在危难中以人类原始质朴的爱挽救了他的生命，但这福份却以他们夫妻的同生死划上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感叹号。
朱聿键有志气，他磨难之中意气不挫，发愤苦读，学而有成；国难临头，徐图自强，矢志复国，难奈大势如年华般逝去，唯留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孜孜进取心。
回望三百多年前的这段历史，朱聿键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瞬，但他的功过得失、七情六欲、性格优缺却会在后人身上继续出现复制，从这一意义上讲，他的个人历史不会随着岁月的逝去而湮没，而是将以耐人回味的暇思而获得存在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