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占庭帝国的学术体系中，历史学占有突出的地位。拜占庭帝国史学家著述勤奋，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珍 贵 的 历 史 文 献。③ 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大致有四种写作形式: 教 会 史 ( ecclesiasticalhistory) 、世界编年史( world chronicles) 、军事政治史( military-political histories) ，帝国中期后又出现了皇室传记( imperial biography) 。拜占庭帝国史学家对待古典史学具有不同的态度。军事政治史和皇室传记作家更多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普鲁塔克等古典史学家的影响。④ 这两类史学著作的创作主体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室成员、军政贵族和官员，他们分布在宫廷、行政、军事和司法等领域，间或还有一些与军政人物有密切交往、直接参与政务的高级教士。他们在著述时有的正在位，有的则已退休( 其中有的被迫成了修道士，但进行军事政治史写作) 。总之，他们和他们的读者主要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拜占庭帝国世俗精英阶层。⑤ 他们对古典史学家的研习和模仿有标识自己精英身份的作用，有时还出于获取历史书写话语权的考虑———缺少古典写作技巧会遭到轻视，不利于在他们的目标人群中有效传播其历史叙事。⑥ 因此，这些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史学家大多写作当代史，并且善于“借用( 古代) 伟大史学家的文字材料使他们所记载的当代的具体事件尊贵化，同时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⑦。与基督教观念更为浓厚的教会史和世界编年史作家相比，他们也被称为“古典化的史学家”( classicizing historians) ⑧。而在古典史学家中，修昔底德对早期拜占庭军事政治史的垂范作用最为鲜明。

“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史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军事政治史学家们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文本的巧妙模仿和改写。瑏瑠 从总体上看，拜占庭帝国史学家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本身的兴趣并不浓厚，他们学习修昔底德作品的目的是借鉴、模仿他的措辞与场景叙事。① 当时修辞学校的教材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普拉提亚之围”、“雅典瘟疫叙事”和一些经典的演说词列为主要的学习内容，②这使得当时的学者们普遍熟悉这些内容。因此，当军事政治史学家“要记载相似的围城与瘟疫场景，或者借统帅之口分析军政形势时，他们在叙述中经常会使用修昔底德笔下的一些著名片段。”③一些教会史学家也很熟悉古典史学，并在写作时受到其影响，但却出于教会的价值观而几乎不直接模仿古典史学家。例如，教会史写作的开创者、公元 4 世纪前期的尤西比乌斯十分了解古典学问，他为了写作《编年史》( 内容是从《圣经·创世记》中的亚当到 4 世纪初的历史) 而引用了许多古代史学家的著作。但他本质上由于推崇基督教信仰而蔑视古典教育，于是在他写作《教会史》时便几乎不直接引用古典著作。④ 公元 6 世纪的教会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也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熟悉并偶尔提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普鲁塔克等人，但他并不模仿他们。⑤ 通过对拜占庭帝国早期史学文本的分析和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军事政治史学家对修昔底德传统选择性的继承，以及教会史学家对古典史学有意识的沉默，体现出拜占庭帝国文化中的一种内在张力
在措辞上，普罗柯比在开篇即模仿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句话是: “雅典人修昔底德编写了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记述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战的。”而普罗柯比的《战史》则有明显对其模仿的痕迹: “凯撒里亚人普罗柯比编写了罗马人的皇帝查士丁尼在东方和西方所进行的反对蛮族人的战争。”普罗柯比继承修昔底德军事政治史写作传统的意识是清晰可见的: 他同样宣称自己的叙事主题是“战争”，而且连动词都使用了颇具修昔底德特色的“编写”( ξυνε' γραψεν) 。⑥ 在编写体例上，修昔底德根据每一年夏季和冬季的交替顺序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⑦而且在有些年份结束时会签上自己的名字。例如，“冬季结束了，修昔底德编写的这场战争的第 9 年也结束了。”对此，普罗柯比在《战史·哥特战记》中也予以模仿。例如，“冬季即将结束，普罗柯比编写的这场战争的第一年也结束了。”⑧普罗柯比对修昔底德的模仿是易于察觉的，因此很早便引起研究者们的
关注

而在战争场景中，“普拉提亚之围”是早期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史学家时常模仿和改写的对象。① 例如，从普里斯库斯所著的《拜占庭史》留存的残篇来看，他在记述公元 441 年匈人围攻拜占庭帝国的耐苏斯( 位于今塞尔维亚境内) 时较细致地改写了修昔底德的“普拉提亚之围”。据汤普森统计，普里斯库斯有 6 处借用了“普拉提亚之围”( 修昔底德，2. 75. 5，76. 4) 中的词汇，用以描述匈人( 普里斯库斯称之为“斯基泰人”) 在攻城战中采取的行动:
1． ( 匈人) 用有毛皮和皮革覆盖的、柳木编制的掩护物挡住攻击( 普里斯库斯，残篇 1b) ;它( 指普拉提亚人搭建的木墙) 有毛皮和皮革覆盖( 修昔底德，2. 75. 5) 。
2． 为了让那些人在战斗中安全……保护他们免受火箭和其他投射武器的攻击( 普里斯库斯，残篇 1b) ;为了使那些工人和木墙能够安全，免遭火箭的袭击( 修昔底德，2. 75. 5) 。3． ( 匈人) 也将攻城武器带到了城墙外( 普里斯库斯，残篇 1b) ;( 伯罗奔尼撒人) 也将攻城武器带到了城外( 修昔底德，2. 76. 4) 。
4． 长梁被松弛的链子吊到相互依靠的木头上( 普里斯库斯，残篇 1b) ;他们( 普拉提亚人) 用铁链将长梁的两头拴紧……他们松开链条，放出长梁( 修昔底德，2. 76. 4) 。
5． 为了那些工人们的安全，他们有如前所述的掩护物( 普里斯库斯，残篇 1b) ;……有掩护物……工人们可以安全( 修昔底德，2. 75. 5) 。
6． 伴随着长梁的冲击力，被撞击的墙体全部都粉碎了( 普里斯库斯，残篇 1b) ;( 长梁) 落下的冲击力撞碎了攻城槌的前部( 修昔底德，2. 76. 4) 。②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两个文本有不少细节上的差异，③但普里斯库斯模仿修昔底德用语的痕迹是明显的，“普拉提亚之围”很可能是他写作时参考的范本。普罗柯比与阿伽希亚斯也都通过模仿和改写“普拉提亚之围”来分别描述公元 536 年的那不勒斯围城战和公元 555 年的奥诺古瑞斯( 位于今格鲁吉亚西部) 围城战。④ 此外，罗马帝国时期的约瑟夫斯、阿里安、卡西乌斯·狄奥、德克西波等史学家都受到过“普拉提亚之围”的影响，①这一“围城战文本改写”具有长久的传统。

另一个颇受拜占庭帝国史学家关注的是瘟疫场景，世俗史学家和教会史学家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书写欲望。公元 542 年，从埃及传入的瘟疫在君士坦丁堡和帝国境内大范围流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② 普罗柯比在记载这次瘟疫时明显模仿了修昔底德对公元前 430 年雅典瘟疫的叙述。③ 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在描述瘟疫前介绍自己立场与目的的语句，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修昔底德文本的化用:就请每一位了解这种疾病的智者和星象家都表达他们的看法吧，而我将说明这种疾病从何处开始，并以何种方式致人死亡。④就请每一位了解这种疾病的医生和非专业人员都表达他们的看法吧……而我作为一名患者和亲眼目睹他人经受此病折磨的人，将在这里叙述这种疾病的发展过程并说明它的症状……⑤在这里，普罗柯比将修昔底德的语句略作修改，用进了自己的文本内。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修昔底德笔下的“医生和非专业人员”改成了“智者和星象家”。原来，普罗柯比叙述瘟疫的目的与修昔底德毕竟不同: 修昔底德认为当时的医疗及各种手段都无力解决这种疾病，他的记载是为了让后世的人们对其不至于无知; 而普罗柯比虽然不是教会史学家，但他在中世纪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下宣称这种巨大的灾难无法解释，只能归因于神意。⑥ 所以，他通过改编修昔底德的现成语句，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用各种理论解释瘟疫的“智者与星象家”区分开来。此外，普罗柯比还在描述瘟疫症状时多次借用了修昔底德的词汇。不过，他未提及修昔底德的名字。⑦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埃瓦格里乌斯在他的《教会史》中也记载了公元 6 世纪肆虐许久的瘟疫，直接提及修昔底德，并明确将此时的瘟疫与修昔底德叙述的雅典瘟疫相比较( “有些方面相似，另一些则很不相同”) 。他甚至和修昔底德一样认为瘟疫起源于埃塞俄比亚( 而非埃及) 。但他并没有模仿修昔底德的写作。⑧ 从中可以看出，普罗柯比与埃瓦格里乌斯都熟悉修昔底德的作品，也都受到基督教灾难观念的影响，但他们各自选择的历史写作形式( 军事政治史和教会史) 不同，于是模仿或不模仿“雅典瘟疫叙事”成了他们的显著差别。笔者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书写体系中是存在一种内部“学科壁垒”的，是否直接模仿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学家可以反映出两大史学写作群体的身份认同与价值取向。①除了模仿“普拉提亚之围”与“雅典瘟疫叙事”等纪事片段外，拜占庭帝国军事政治史学家也模仿和改写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词与对话录。例如，普罗柯比模仿和改写过“米洛斯对话”、“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讲”和“尼西阿斯的信”( 可以算是尼西阿斯对雅典人的一次讲话) 等。② 阿伽希亚斯也借用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密提林辩论”、“忒拜人对斯巴达人的讲话”、“克基拉人对雅典人的讲话”。③ 护卫米南德很可能也模仿过修昔底德的演说词。④ 而埃瓦格里乌斯在《教会史》中肯定了修昔底德的修辞技艺，⑤还引用过“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中的一句话( “逝者受到的是无可比拟的敬意”) ，⑥但他就像对待“雅典瘟疫叙事”一样，并没有模仿修昔底德的演说词。这再次证明拜占庭帝国的世俗与教会史学家各自历史书写的背后存在着一种知识背景相通但学术传承相异的话语系统。⑦

二、拜占庭帝国中后期修昔底德传统影响力的下降

在拜占庭帝国中后期，修昔底德的文本仍在被传播和学习，《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传抄可能有过停歇，但所幸并未真正中断。现存最早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兽皮纸手抄全本 C 本⑧与 E 本⑨都出自这一时期的拜占庭抄写家之手。受教育阶层大多对修昔底德传统仍有所了解。例如，公元 12世纪的雅典主教米哈伊尔·侯尼亚迪斯( Michael Choniates) 在写给高官德米特里奥斯·托尼基奥斯( Demetrios Tornikios) 的信中，认定对方是熟悉修昔底德传统和他笔下的雅典瘟疫的。瑏瑠 但是，模仿修昔底德进行史学写作的现象中止了。而且，拜占庭帝国学者对修昔底德的态度也有所变化。究其原因，这既与拜占庭帝国的社会转型有关，又涉及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变迁。

首先，公元7—8 世纪帝国的动荡局势导致教育和文化的衰落。查士丁尼逝世后，拜占庭帝国陷入危 机之中，内部发生多次血腥政变，外部则不断遭受异族的入侵。其中，对文化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埃及

先后落入萨珊波斯人( 公元619—628 年) 和阿拉伯人( 公元642 年之后) 之手。此后，拜占庭人不仅失去了亚历山大里亚这一重要的教育、学术中心，而且很难再获得埃及出产的纸莎草———这对古典著作的传承有很大的影响。① 与此同时，教会一度垄断了学校教育，世俗教育只能在家庭私塾中进行，②而“毁坏圣像运动”又使教会与世俗两大统治集团陷入长期的纷争。其间，教俗两界许多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对包括修昔底德的作品在内的古典文化的传习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所幸拜占庭帝国的教育体系没有被完全破坏，而大多数古典著作也都保存了下来，使拜占庭帝国文化在公元 9 世纪时得以复兴。

其次，虽然巴尔达斯和弗条斯在公元 9 世纪中期重振了拜占庭帝国的教育，古典学问仍受到重视，但此时学者们的学术兴趣较拜占庭帝国早期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学识渊博、代表当时最高学术鉴赏能力的弗条斯在他编著的《群书辑要》( Bibliotheca) 中，为希罗多德撰写的词条只有寥寥数行，而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居然都没有单独的词条。而且，弗条斯并不欣赏修昔底德的文风，他认为卡西乌斯·狄奥模仿修昔底德，但比修昔底德“更清晰”。④ 他很可能与罗马帝国初期的修辞学家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一样认为修昔底德的作品晦涩难解。另一位拜占庭大学者、公元 11 世纪的普塞洛斯也持相似的观点。⑤ 12 世纪的修辞学者约翰·泽齐斯在研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皇宫本时更是对修昔底德的文风有过严厉的批判。⑥ 号称慕古、喜用古阿提卡文体写作的安娜·科穆宁( 公元 12世纪) 虽然了解修昔底德传统，但连她都将铁米斯托克利与亚西比德的事迹搞混，可见其未必真正精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⑦ 修昔底德的文字多有艰深之处，以希腊语为母语的拜占庭学者若未经较多的训练，也会有阅读上的障碍。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选段在当时修辞教育中的减少( 虽然并未消失) 直接导致学者们对其产生了一种相对的疏离感。在拜占庭帝国中期，最受推崇的修辞大师是公元 4 世纪的著名神学家纳西昂的格里高利( Gregory of Nazianzus) ，他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修昔底德在修辞学上的地位。在古代的修辞大师中，德摩斯蒂尼的受关注度也要高于修昔底德。

再次，由于文化和学术风气的变化，帝国中期的拜占庭史学家模仿的对象也从修昔底德转向了其他前辈史学家。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人为了进一步将自我身份构建为“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因此普遍重视古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而对古希腊历史的兴趣并不浓厚。公元 7 世纪以后，他们逐渐不能直接阅读拉丁文著作了，只能凭借罗马治下( 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时期) 的希腊史学家来回顾罗马史。波利比阿、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哈利卡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阿庇安、普鲁塔克、卡西乌斯·狄奥、赫罗狄安等人关于罗马史的著作满足了他们的需求。① 相比修昔底德作品时常艰深的文字，这些史学家使用的通俗希腊语( Koine) 也更容易为这一时期的学者们接受。随着皇室传记的流行，原本在拜占庭帝国教育中就占一席之地的普鲁塔克更受到关注，影响了约翰·佐纳拉斯( 12 世纪) 、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 十二三世纪) 等史学家。② 此外，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也更愿意学习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史学家，比如普罗柯比( 如公元八九世纪的“忏悔者”塞奥法尼斯和尼基弗鲁斯) 和阿伽希亚斯( 如公元 10 世纪的“执事官”利奥) 。③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人仍知晓并大体上尊敬修昔底德，④但修昔底德传统在他们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三、修昔底德传统在拜占庭帝国末期的复兴

到了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 1261—1453 年) ，拜占庭帝国又涌现出一批知识精英。他们自觉延续了尼西亚时期的文化构建工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日趋衰败的形势下继续加强对希腊古典文化的研究和讨论，进行了一场文化救亡运动。① 而对修昔底德军事政治史写作传统的复兴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也应当放入其中来加以考察与评估。
14 世纪，拜占庭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泽努斯被废黜后，进入修道院认真写作历史，叙述他所处时代的一系列事件。他模仿修昔底德详细记载了公元 1347 年肆虐于拜占庭帝国的黑死病。据米勒研究，约翰六世 9 次借用了“雅典瘟疫叙事”中的用词或叙事手法，其中 4 次用来描述瘟疫的症状( 患者难闻的呼吸、口渴难耐、痊愈后的免疫力及疾病的传染性) 。② 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写作时精心参考了修昔底德文本。而且，他对鼠疫的叙述与现代医学的看法基本上吻合。他留下的确实是那场黑死病的历史，并没有因模仿修昔底德文本而使记载失实。③
到了 15 世纪，亲身经历并记录下拜占庭帝国覆灭和奥斯曼土耳其崛起的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和米哈伊尔·克利托布罗斯都爱模仿修昔底德笔下的演说词。④克利托布罗斯甚至利用“伯里克利的国葬演说”和“伯里克利最后的演说”中的话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编写了演说词:
我们的先辈通过许多斗争和巨大的艰险才建立了我们所拥有的帝国，他们获得了它并通过父子相承的方式保存了它，如今传到了我( 指穆罕默德二世) 的手中。⑤
首先，我( 指伯里克利) 将从我们的祖先开始谈起。……相同的族群通过世代承袭始终占据着这片土地，并由于勇敢而使它将自由传至今日。……父辈们……在经过艰辛之后……不仅获得了这个帝国并且保存了它，还将其传给了你们。
他改写修昔底德演说词不止这一处。赖因施指出，克利托布罗斯还选取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将领福尔米翁和斯巴达将领伯拉西达的演说词以及阿里安笔下亚历山大在高伽美拉进行的战前动员，将三者的句子改写，都用进了穆罕默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演讲。⑦

此外，克利托布罗斯在记载土耳其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城墙时，还像拜占庭帝国早期史学家那样灵活运用了“普拉提亚之围”中的文字。① 而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学习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作品，关注国家经济，详细记录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财政税收情况。② 约翰六世、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和克利托布罗斯三人代表了拜占庭帝国末期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的最高水平。
从总体上看，公元十四五世纪拜占庭帝国学者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有着显著的积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传承了古希腊人的学问，并直接影响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③ 对修昔底德传统的再次推崇和模仿的复兴也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④ 然而，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已是日薄西山，国势岌岌可危。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统治者与知识分子最终未能挽救国家，这与他们本身的局限性也密切相关。作为重新构建国家意识的手段，他们对古典作家的研习和模仿不仅缺乏群众基础，而且往往拘泥于文字，未能从中真正领会历史经验，处理好国家的外交和内政。⑤ 这一时期拜占庭人的历史书写中还透露出明显的消极情绪。例如，约翰六世比普罗柯比更加相信瘟疫来自神意。他甚至认为，上帝降下瘟疫是为了“改良人类”! 这位失势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命定论。⑥ 末代的拜占庭人更是被信仰危机所困扰。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利斯和克利托布罗斯作为古典文化修养很高的学者，已无法从东正教的视角来解释拜占庭帝国的覆灭，⑦而是从古典史学家( 主要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的宗教观念中去寻求拜占庭败亡的解释。⑧ 在君士坦丁堡易主后，克利托布罗斯选择与土耳其人合作，将家乡印布罗斯等三座岛屿和平移交给奥斯曼帝国，并为穆罕默德二世写作历史。这虽然是形势所迫，但不得不说，他对修昔底德作品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已偏离了拜占庭帝国学者原先文化救亡运动的轨道。在这之后，希腊本土的古典教育濒临消 亡，对修昔底德作品的研习要到 18 世 纪 才 恢 复，而且更多是受到当时西欧的影响。

很好，较系统展示了修昔底德传统在东罗马历史书写的流变，请问一下，可以给下相关参考文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