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执政后，选拔举荐人才是一项重要国策。可是，有些人为了作官，不惜伪造资历，进行欺骗。李世民知道后非常气愤，下令凡是有造假行为者，限期自首，否则处死。限期过后，有人被查出伪造资历，李世民下令斩首。可是，当时的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戴胄却只判了造假者流刑，并将判决结果呈奏李世民。李世民一看很是恼火：“我下令说造假者不自首处以死罪，你却只判流刑。这不是故意使我说话不算话吗？”戴胄说：“皇上坚决要杀他，我也难以阻止。只是臣身为法官，受皇上和天下人重托，不敢不依法律。”李世民道：“你为了恪守法律条文，就让我失信于天下？”戴胄说：“法律本身便是表明行大信与天下的，而言语往往因一时的喜怒而发。皇上因一时愤怒而要杀掉造假的人，这不是依法办事。现在皇上已明白这不符合法律，如果改为依法处置，便是向天下百姓示以大信。如果皇上迁就自己的情绪而有法不依，臣实在为皇上感到惋惜。”李世民觉得理亏，只好尊重了戴胄的判决结果。这事后来被当作王权向法律让步的典型事例广为传诵，但人们却忽视了事情的起因正是李世民试图用权力驾驭法律。

　　另一件事发生在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的儿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依仗权势争夺官婢，触犯了法律，被都官郎中薛仁方拘留审查。李世民闻讯大怒，认为是有意刁难他的亲戚，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杖，并免去他的官职。幸好魏征站出来打抱不平：“外戚不法，理应查处。薛仁方为国家执法，怎能对他随便施加刑罚，来达到外戚挟私报复的目的呢？”李世民被驳得哑口无言。虽然恢复了薛仁方的官职，但仍下令打薛仁方二十棍杖。而且，杨誉的违法行为也不了了之，未受惩罚。

　　大概是明目张胆地用权力干涉法律容易遭人非议，李世民后来改变手法，玩起了花招。贞观十六年（642年），广州都督党仁弘犯了贪赃罪，数额特别巨大。大理寺（最高法院）五次上奏，要求依法判处党仁弘死刑。可党仁弘是李世民的相交知己，又是朝廷的有功之臣。当年唐高祖李渊起兵时，党仁弘把自己的两千多名军队交李渊指挥，协助他夺得了长安。在李世民征讨伐洛阳军阀王世充时，党仁弘大力筹备粮饷，立下了汗马功劳。党仁弘曾担任过南宁、广州等地的都督，所至之处，治理有方，对开发大唐的南疆建立了卓越功绩。李世民一向很器重他。

　　面对大理寺的连番奏请，李世民施起了苦肉计。贞观十六年十二月一日清晨，李世民让侍臣准备好请罪用的草席、香裱之类，把朝廷五品以上的官员召集到太极殿前。他站在殿前的平台上，以沉重的语调宣布：“法律，是整个国家的法律，君臣上下都应遵守。今天，我办了一件违法的事。党仁弘贪赃本该处死，我念他有功于朝廷，且年事高迈，便把死刑改为罢官。这种做法是一种乱法的行为，我知道自己错了。但是，我的感情又迫使联干出了自己不愿干的事情。为了检讨自己的罪责，我决定从今日起，在南郊坐草席自责，每日只素食菜饭一次，谢罪三天，以示对自己的惩罚。”

　　群臣听了李世民的“自责”，一个个感动得要哭。房玄龄等老臣们说：“赦免罪臣是君主的特权。皇上的诏旨就是法律，古今各代，概莫例外。陛下何必这样谢罪自责呢？”大臣们纷纷请求皇帝收回“请罪”之举，李世民都不允许。群臣见李世民非“请罪”不可，就跪在地上频频叩头：“圣上若不接受臣下诤谏，我们就不离开这里！”大臣们从清晨一直跪到午后，谁也不起身回府。李世民见苦肉计的效果已经差不多了，便说：“既然诸位爱卿不让我去南郊谢罪自责三日，那就允许我在这里自责吧。”他降下诏书说：“从党仁弘这件事的处理上可以看出，我有三条过失：一是知人不明，二是以私乱法，三是赏罚不明。这几条弊病，我将竭力克服，也望诸位极谏。”于是，罪大恶极的党仁弘被免除了死刑，改为流放。李世民一番表演，轻而易举就打败了法律。可笑的是，现在许多人居然为李世民的苦肉计大唱赞歌，说他是丢开皇帝的面子委屈自己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实在是对法律二字的亵渎。

　　因此，今天我们在学习法制史时，不能再被李世民的花招所蒙蔽。有一点应该弄清楚，并不是制定了法律就表示国家进入了法治社会。只要政体中还存在权利驾驭法律的可能，就不可能真正达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境界。（文/谢志东）

这个没什么黑的，唐朝真正的法治是唐律疏议的制定，李治时期开始的。李治的作用和贡献远超过李世民，但也不能说李世民没有任何贡献。

这篇帖子值得一看 毕竟二粉们特别喜欢吹贞观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