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在《新建设》第四期上提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时，说「历史上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
朱人瑞同志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论著「替殷纣王翻案」是根据郭老意见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后束世澂同志对他所提功绩有几点质疑，认为有「为翻案而翻案之感」，但他认为「商纣是应该替他翻案的」。接着方格成、李谷鸣两位同志又提出了「怎样正确运用史料评价殷纣王」的问题，认为「这个否定人物，并没有『含千古之奇冤』，所谓『翻案』，似乎是小题大做」。
我同意束世澂同志的意见，并且还认为这样翻案，实在没有必要。
郭老「替殷纣王翻案」，指出纣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相貌也很端庄魁梧」，这对于我们了解纣这个人物是有用的，但似乎不够作为正面人物的条件。殷王纣是有这些天赋的：「知足以距谏，文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臣皆出己之下」历史上记载纣的故事，对这些特点，从未隐瞒过。
郭老替纣翻案的理由，只有一条，说「他对中国民族的发展，做了一些好事，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不小的功劳。……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这条理由，如果属实，翻案就有必要。可惜核对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殷纣曾平定过东夷的变乱，是不是就算一统的开端呢？就从郭老自己的文章里也不能证实这一点。在「驳说儒」里郭老认为征东夷「不能专属于帝辛一人」，「帝乙帝辛两代在尽力经营东南」。他还引《后汉书·东夷传》为证，说：「殷代自仲丁而后，随时都在和东夷发生关系。」那么，怎么能说一统由纣开端呢？照《古本竹书纪年》所载，东夷和夏民族早就有很多关系。(1)《后汉书·东夷传》说：「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可见对夷族的关系，并不开始于纣。《左传·昭公四年》说「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那么，黎之蒐以前，东夷还是臣服的，征服东夷，至少也该说是从帝乙开端，甚至一直上推到夏代。相反地，纣重新征服了东夷，武王伐商又叛了，周公和伯懋父等都征服过，所以也不能说克服东夷是纣最后完成的。那么，纣的征服东夷，既非开始，也非最后，怎么能把功绩归在他的身上而说他是中国一统的开端呢？
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的范围很广。东夷在卜辞里，本来是「人方」，周朝人称为「东夷」，原在山东一带。到了淮水流域，就称为「淮夷」或「南夷」。至于长江流域则称「荆、舒」和「越」，跟「夷」又有不同。这些部族和国家在当时都有很高的文化。山东、河南一带的龙山文化，远在史前，不用说了，就是湖北、安徽等地的青铜文化，时间相当于殷代，风格跟安阳不同（如：湖北出土的四羊尊，安徽出土的龙虎尊等），但青铜的工艺水平都很高，决不是殷纣伐了东夷以后才开拓出来的。

如果从「历史家的观点」来分析纣的行事，我认为过去对他的评价，没有什么歪曲，更没有翻案的必要。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可见有些古人在估计他的罪恶时，也比较实事求是，并未把不属于他的罪恶全归在他的名下。我们现在既不需要把他作为亡国之君的一个典型，夸大他的罪恶，也不需要有意得为他开脱，替他翻案。
朱人瑞同志为了替殷纣王翻案，除重复郭老的观点之外，还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挥。首先确定所谓「三项原则」，说：「兴者」对「前王」之恶，不仅必然要不遗余力地予以揭发，甚至一定会作夸大了几倍甚至数十倍的敌意宣传。在这「三项原则」的指导之下，他全盘否定了《尚书》中提到的纣的六条罪状，如说「酗酒」是「欲加之罪」，毫无根据；「不用贵戚旧臣」是由于微子一派和纣作对，让周人钻了空子；「登用小人」是因为纣失败而「被滥加的罪名」，这一条不但不该被列为罪行，相反，正是纣「用人唯才」、「重视俘虏」的「功迹」，加以正面肯定的；「听信妇言」则说是由于「殷代女性的活跃」，是「周人的少见多怪」；「信有命在天」在纣的时代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留心祭祀」是「弥天大谎」。此外，朱人瑞同志为了翻案，还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分析了殷王朝亡国的原因，最后把微子启列为「亡国的罪魁」，说造谣中伤（诽谤纣）、派人投敌（太师疵、少师彊越坅投敌）、发动内讧以至招致外侮的全是微子启一人，也就是说，殷王朝的覆灭，与纣是毫不相干的。

这里，拟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分别与朱人瑞同志商榷。
商末周初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武王伐纣是这个奴隶主王朝推翻那个奴隶主王朝，没有改变社会制度。商王下面的大小贵族们都占有大批奴隶，在武王伐纣以后，大部分还是「有尔土」，「畋尔田」（见《尚书》《多士》、《多方》），依然还是奴隶主。当时记载殷纣罪恶的，只能是商周的奴隶主、当时的被压迫阶级没有文化，不可能记述这些事实，连奴隶主们都在起来反对的暴君，奴隶阶级更不会把他当做好人。
在当时这种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上，商王纣时代的奴隶主们是很豪富的，他们过的是奢侈淫佚的生活，酗酒更是那时社会上的普遍风气。成天喝酒，不做正事，喝醉了酒，还干出很多蠢事和坏事。这种坏现象是奴隶主贵族社会中经常发生的。远在殷朝未亡以前，《微子篇》里就批评这种风气，殷亡以后，周公又屡次用作经验教训，一直到康王时代的盂鼎上还把殷人的亡国归咎于「酗酒」。可见殷朝贵族们的酗酒，总是事实。

为了替纣翻案，朱人瑞同志却竭力为他开脱，说周人没有见过用大量粮食来酿酒，少见多怪，所以说「喝酒喝掉了国家」。可是「喝酒」跟「酗酒」并不是一回事。微子是殷朝的大贵族，难道也没有看见过用大量粮食来酿酒而少见多怪吗？周朝人对酒禁很严，可是在《酒诰》里只管教周人，犯禁的要被拘杀，而对殷人却很宽，说不用杀，「姑惟教之」。可见殷人酗酒到了怎样的程度，已经是亡国遗民，还是改不了。当然，把商人亡国完全归咎于酗酒，是不恰当的，但朱人瑞同志从「纣之百克而卒无后」一句来说，既然他百战百胜，可见他有冷静的头脑，「说他酗酒迷乱，是夸大的」。又说「纣亡了国就被称为酗酒迷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不知道，武王伐纣，并没有举酗酒为罪状。(2)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以及康王时代的盂鼎，都是内部的文告，又何必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
从「酗酒」的问题上，可以看出殷人的亡国是由于整个社会的腐败，当然，纣以商王的地位在里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周武王吊民伐罪，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愿望，他所指出的纣的罪状，现在还有完整记载的是《牧誓》，在古书上有引文的是泰誓，下面是它们的原文：
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牧誓》。
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史记·周本纪》引《泰誓》。
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墨子·非命上》引《太誓》。(3)

从这些材料里，武王所提的罪状有：（一）用妇人之言。（二）夷处。（三）不肯事上帝鬼神。（四）毁坏三正。（五）信有命在天。（六）不用王族。（七）重用四方之多罪逋逃。（八）暴虐百姓，奸宄商邑。（九）为淫声以取悦于妇人等。远不止崔适所举的五条跟顾颉刚所加的一条。我们研究商纣的历史材料，总需要把《尚书》复查一下，单单是靠崔述、顾颉刚等的第二手资料是不够的。
固然，这些罪状是从敌人方面提出来的，但它是有客观事实作根据的。朱人瑞同志虽然也承认这些事实，但说：「本质上并非坏事，周人却把他们歪曲成为罪状。」我们认为「本质上是否坏事」，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为了主观成见，轻下断语，为了翻案，轻予开脱。
以「惟妇言是用」来说，照《尚书》的原文看，商王纣的许多坏事，是和他的听妇言分不开的，但是朱人瑞同志「假设」纣王妇是有能力的，「可能是妇好一流的人物」，这种假设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卜辞里武丁时代有过妇好，参与过政治，朱人瑞同志因此就说「殷代女性这样的活跃，是落后的周民族所想象不到的」，说这是「周人少见多怪」。其实，这个所谓「落后的周民族」里，照样有活跃的女性。《太誓》里，周武王说「予有司（乱）十人」，孔子解释为「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周初金文里常常看见王姜等的活动。那么周武王既不会「想象不到」，更不会「少见多怪」，他举出「惟妇言是用」，作为殷王纣的第一条罪状，决不是毫无根据的。

纣自认为「有命」，《墨子·非命下》引《泰誓》去发说「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解释得最清楚。朱人瑞同志脱离了历史材料，不分析具体事实，就说，相信命，相信天，「就纣的时代来看，应该是无可非议的」，说「要是纣不相信命，不相信天呢，不消说，又要成为滔天罪行了」。其实在那个时代里，人们由于愚昧而信命信天是一回事，纣的相信有命又是一回事。奴隶主们信命，也要人信命，为的是他们永远可以作主人，可以压迫奴隶。纣是奴隶主的头子，他相信有命，不仅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暴虐无行；而且要使老百姓听天由命，任其蹂躏。
不用王族而重用四方之多罪逋逃，是造成纣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原因，也是亡国的原因之一。照朱人瑞同志的分析，纣的亡国由于微子，因为没有立为王而不甘心，和纣王作对，是「亡国罪魁」。微子是纣的什么人呢？照《吕氏春秋·当务篇》说是纣的哥哥。但周武王数纣的罪状，却只说他「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和「离逷其王父母弟。」微子是当时元老，如果是纣的哥哥，武王不能不说，现在只说到「王父母弟」，可见《吕氏春秋》的传说是不可靠的。(4)《尚书·微子篇》里，记微子和父师的谈话，对当时的社会很悲观，觉得殷朝快要完了，父师的话也差不多。由于微子等人的悲观失望，想脱离王朝，不愿同受其败，所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后来武王克殷，据《左传》僖公六年的记载，微子曾「面缚衔璧」，向武王投降，《史记》还说他「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也只是为了保全他的家族，所谓祭器，也是他家里的祭器。当时殷贵族投降的很多，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也投降了，并且被封为殷朝之后。一直到武庚和管叔等一起反对周公，周公东征，杀了武庚，殷朝完全消灭了，才把微子一支作为殷商之后，但微子微仲都没有去做宋公，宋国的第一世是宋公稽，已经是微仲的儿子了。
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微子根本没有什么不甘心，也没有想和纣作对；悲观失望，怎么能说成是「造谣中伤」；计划归隐，怎么能说成是「派人投降」；他已经去国了，如何还能「发动内讧」和「招引外侮」。我们只要看微子投降到周朝还不过作为元老来看待，就可以知道他不是「汉奸」了。如果微子早跟周人挂上钩，克殷以后，他就应该是功臣与元勋了，而这和历史事实是不符合的。
《微子篇》里的父师少师，有不同说法，马融、郑玄说两人就是箕子和比干，似乎有些道理，箕子是纣的诸父，所以称为父师。但《史记·微子世家》则另有太师、少师。《殷本纪》说「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本纪》说是「太师疵、少师彊」。那么，太师、少师又好像是两个乐官了。《论语》《微子篇》「太师挚适齐，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学者们认为「疵」就是「挚」，「彊」就是「阳」，他们是反对纣的作淫乐而逃跑的，先到齐或海，后来又归于周，是很可能的。《太誓》里特别指出纣的为淫声，作为罪状之一，也许受了师挚的影响。但《微子篇》里是父师，并没有一个字关涉到音乐，跟太师挚的身份不合，可见跟微子交谈的父师少师，与抱了乐器而奔周的太师少师，实在是两回事。朱人瑞同志由于认定父师少师是乐官，又假设为微子的心腹，于是微子的悲观失望，就成为「面授机宜」，乐官的奔周，就成了送情报了。

另一方面，朱人瑞同志又把费仲的好利说成「善于理财」，对纣有好处，因而说「用人唯才」是纣的功绩之一。可惜历史事实并不如此。费仲好利，还受了周人一份大礼，美女、文马、九驷等，为他们向纣说好话。由于费仲在做内援，所以周人尽管「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还熟视无睹，甚至把崇侯虎的告密也泄露了出来。到周人灭黎国，祖伊警告他的时候，他还强调自己的「有命在天」。那么要找商王朝的内奸，实在不是微子启而是费仲一流人物。
周武王宣布纣的罪状，还可以用《商书》的《西伯戡黎》跟《微子》来对证。朱人瑞同志认为所说罪状，大致符合，说成是微子一派（反对派）在造谣。其实《微子篇》里反应当时政治的腐败，没有指出纣个人的罪恶，两处材料并不符合。但如果把商王所说跟周武王所举纣的罪状对照来看，倒是更能得到全面的印象的。尤其是祖伊所说「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更可以看出殷王纣早已众叛亲离，牧野一役，不过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而已。
从周朝人的许多文告里，也可以看到纣所以亡国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酗酒、淫佚、任用非人等等。武庚被杀后，把殷地封给康叔，所以周公对康叔的教训最多也最急迫。《多士》和《多方》都是周公用以告诫殷民的；《无逸》、《立政》，用来教导成王。把殷代的亡国，作为教训，把他们作为反宣传的文件，是毫无根据的。
根据上面这些分析，商王纣这个历史人物，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地方，他的为人在当时就有定论，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歪曲。如果对英雄末路有同情之感，把他比作楚霸王之流，也未尝不可，但历史学家，总得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那么，翻案是大不可必的。
(1)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2)《吕氏春秋·先识篇》「武王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不知何所本。
(3)《非命下》、《天志上》所引都略有出入。
(4)微子、箕子俱以采地称，而比干却向来称为「王子」，可见微子跟纣的关系不会是很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