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萨勒诺(Joseph Salerno)最近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着手将通常混为一谈的路德维希· 冯·米塞斯与弗雷德里希·A 哈耶克的经济学及社会学理论从本质上区分开来(dehomogenize)。尤其是，他证明了这两个人对计划经济的看法有显著不同，并论证道：事实上，在所谓的计划经济计算大辩论中，米塞斯最初的论证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正确，而且也是最终定论；而哈耶克对该辩论的独特贡献从一开始就是谬误的，且徒增混乱。下面的评论将为萨勒诺的论文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米塞斯著名的经济计算论点陈述如下：如果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没有私有产权，那它们也就没有市场价格。因此， 经济计算，即以某种通用交换媒介为单位（它允许基数式的会计核算）所表述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无疑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的致命错误在于缺少土地和生产要素的私有产权——这也就意味着经济计算的缺失。
对于哈耶克而言，计划经济的问题不是因为欠缺财产权，而是因为欠缺知识。他所持的独特论点与米寒斯的观点截然不同。(1) 哈耶克认为，归根结底，计划经济的缺陷是由十这一事实：知识，尤其是“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形的知识”，只以各个个体私人化占有的普遍分散形式而存在。因此，要在单个社会主义中央计划者的头脑中收集和处理所有既存知识，在实践上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哈耶克开给计划经济的“药方”不是确立私有财产，而是知识利用的去集中化。
然而，这无疑是一个荒谬的论断。首先，如果知识的集中化使用是问题的根源，也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家庭、俱乐部和企业，以及为什么它们不面临与计划经济同样的弊病。家庭和企业同样进行中央计划。一家之主和企业主同样制定妨碍其他人使用其私人知识的计划，而人们从没发现家庭、企业与计划经济有同样的弊病。对米塞斯来说，解释这个观察轻而易举：计划经济制度下私有财产缺失，而个体家庭和私人企业正是基于私有财产这一制度的。但对哈耶克而言，家庭和企业的平稳运作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一一个完全去集中化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得在其中根据自己所处具体情境的独特知识来自我决策，而不受任何中央计划或超个人（社会）规范（如私有财产的建制）制约的社会。
其次，如果所需要的仅仅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分散利用，那就很难说明，为什么计划经济的问题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所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根本不同。事实上，每个人类组织都由不同个人组成，无时无刻且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到分散的知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分散知识的利用不比私人企业或家庭少。与在一个企业中一样，计划经济下也存在一个中央计划；在中央计划的制约下，计划经济下的劳动者和企业的员工都要利用各自关于特定时空境况中的分散知识以贯彻执行该计划。在米塞斯看来，这些完全是没在点子上的。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内，计划经济与私人企业之间没有区别。计划经济相较于私人企业，因而也没有错到哪里去。
显然，哈耶克就计划经济核心弊病的论述是荒谬的。将企业、家庭与计划经济截然区分开来的绝非是否存在集中化的知识，或者是否缺乏对分散知识的利用，而是私有财产的缺失，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缺失。事实上，哈耶克在偶尔引用米塞斯及其最早的经济计箕论据时，似乎也偶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尝试把自己的论点与米塞斯的观点整合到一起，从而提出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综合，却以失败告终。
哈耶克的理论综合包含以下命题的结合：”从根本上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由许多人分散掌握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 “价格体系”可以作为＂沟通信息的机制”。尽管这个命题的第二部分让人模糊地想到米塞斯的观点，但如果不考虑哈耶克莫名其妙地对“价格”同“信息”与“知识”所做的关联，它和命题的第一部分的逻辑联系毫不明晰。而且，哈耶克加诸两者的关联更多的是在耍语义上的花招，而不是严格的论证。一方面，说价格传递信息倒没有什么害处。价格告诉人们过去的交换比率，但以此便得出计划经济的核心弊病在于欠缺知识，则是推论不出来的(non-sequitur)。唯有价格真的曾是信息这一论断才能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价格虽然传递知识，但它们是各种商品的交换比率，经由不同个人在私有制基础上升展的自愿合作而产生。没有私有产权制度，由价格传递的信息就不存在。私有财产是通过价格沟通知识的必要条件，也即其可能的前提(die Bedingung der Moglichkeit)。那么，像米塞斯所说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欠缺私有财产制度，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而像哈耶克所说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欠缺知识，则是混淆了前因后果，或者说混淆了前提和结论。
另一方面，哈耶克对“价格”与“知识”的界分有让人困惑的含糊性。知识有两种：制度性知识(institutional knowledge，即必须存在某种制度才能存在的知识，如价格的知识依赖于私有制的存在）以及原始知识或超制度性知识(raw or extr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诸如，这是一棵橡树、我喜欢花生、鸟会飞等）。哈耶克不仅未能识别两者的区别，而且没有注意到关于价格的知识与那种他认为实现计划经济与中央计划所必需的知识根本不属于同一类别。根据哈耶克的观点，部分人类知识在本质上仅以私人信息的形式存在，这一事实导致中央计划不可能：
“每个人实际上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有益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合作，这种信息才能得到利用。”
尽管这种知识的存在是确定尤疑的，尽管独有的私人知识不可能（没有信息损失地）被集中化，但是关于价格的知识绝不属于这种独有的私人知识范畴。确实，价格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支付的价格”，但这并没有使之成为哈耶克意义上的私人信息。相反，价格传递的是公共的信息，因为价格作为客观的交换比率是真实事件。也许要知道在所有日期和地点支付的价格，就像要知道每个人在每一时刻的物理位置那样困难。但很难说了解这两种信息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了当代的计算机技术，有可能轻松地克服困难。无论如何，尽管我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反之亦然），也可以假设我们两人能够同时拥有同样的价格信息，这并不比假设我们可以同时知晓同样的棒球比赛结果更成问题。因此，经由价格所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可以被集中的。可是，如果价格信息是公共信息且因此可被集中，那么根据哈耶克的观点一计划经济的问题源于企图集中根本不可能集中的私人知识的无效性，可以得出：缺少价格也即缺少私有财产也就与计划经济的困境无关了。不然，如果我们坚持米塞斯的论点，即计划经济的困境与私有财产和价格的缺失有关，则应抛弃哈耶克在计划经济论辩中的贡献，因为它们是错误的、混乱的和离题的。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本质的误解典型地体现了他思考中的根本错误，即他的极端主观主义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其经济学上，尤其还表现在其政治哲学中。哈耶克深信：＂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近百年内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进步都是对主观主义的进一步严格应用。',(4)这个说法为其众多拥护者令人厌烦地(ad nauseam)摘录和援引。尽管此话可能不假，但在逻辑上并不能推出：每向主观主义推进一步就必然带来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进步。但是，哈耶克似乎得出了这个结论，他因此成为展示此观点之谬误的绝佳例证。
米塞斯，以及跟随其步伐甚至更清晰的罗斯巴德，视经济学为人的行动科学。行动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一是主观方面（行动是理性的、可理解的），二是客观方面（行动总是要用到真实物品和物质材料）。因此，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非常坚实，他们的范畴和理论总是拥有真实的、可用于实际操作的意义：私有财产，基于私有财产的劳动分工、生产、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以及强加于私有财产、生产和交换之上的强制于预，如征税、货币干预、立法和管制。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哈耶克，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的伊斯雷尔·科兹纳和路德维希·拉赫曼，将经济学视为某种关于人的知识的科学。正因为如此，哈耶克的范畴和理论适用于纯粹主观的现象，且都是难以捉摸的甚至是虚假的。他不关心通过实物进行的行动，他关心的是知识和无知，知识的分配、分布和扩散，机敏，发现，学习以及计划与预期的协调和偏离。外部（物理）世界和真实（物质）事件几乎在他的观点中消踪匿迹。哈耶克的各范畴所涉的是心理状态及关系，与任何真实的物理状态与事件既毫不相干，也无一契合。
最值得注意也最令人不安的是哈耶克在其政治哲学中的极端主观主义视角。在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所共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深厚传统中，自由是以私人拥有和控制真实财产的自由来定义的，强制则意味着对他人的私有财产造成物理损害。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哈耶克把自由定义为＂一种人人皆可为本身目的利用自已知识的境况“ (5)，强制则指的是“ 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至于为了避免所谓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 (6)，或者，“强制发生于一人的行动被用于服务他人的意志、他人的目的，而非他自己的“ （很明显，哈耶克的定义不涉及稀缺财货和真实有形财产，也没有对这两种事态之一存在与否提出任何物理标准或指标。强制和自由指的倒是主观意愿、计划、思或预期的特定构造。哈耶克对自由和强制的定义作为一种对精神的判断(mental predicates)，方与任何真实的、物理的事态相容。
详细地批判和驳斥哈耶克的极端主观主义巳经超出本评论的范围。不过，除了哈耶克所展望的知识科学是否可能（即是否存在一种一方面脱离逻辑和认识论，另一方面与观念的历史无关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之外，还有两个需要痛省的结论。即便哈耶克的知识科学可能存在，在最好情况下也是不相干的，因为它在行动学逻辑上是无意义的；而在最坏情况下，它会推进相对主义，故而在智识上是有害无益的。
真实世界关乎动用物理财产的行动，关乎生产与交换，关乎货币与市场，关乎利润与亏损，关乎资本积累与破产。对这个世界而言，无疑存在朝向一般均衡（行动协调）运动的规律和永不止竭的朝此趋势的运作。类似地，在这个有着真实税收、货币干预、立法和管制的世界中，无疑又存在偏离均衡运动的规律以及不变的趋势。可以确信的是，不去认知这些规律和趋势，而采用相对主义的观点，其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相反，如果暗中将关注从行动和财产的有形世界转移到知识、观念、计划和预期的虚无世界，相对主义的观点则显得价廉物美。哈耶克的知识世界没有明确的规律和趋势。事实上，以纯粹主观的现象为语境，我们甚至难以想象“规律”和“均衡”意指什么，那里只有恒久的于变万化。
那么，哈耶克及其门徒喊出诸如我们除了依赖自发演进外，对改善处境无能为力，我们的未来全不可知，或我们只能参与－连串永无止境、开放式的对话之中等相对主义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如果对仅关涉纯粹主观现象的领域，对纯粹精神的、脱离肉体的人而言，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但是，以肉体形式存在的人，又为何要操心这些呢？若将其应用到包含实体行动和财产的世界，这样的建议就成了自我摧毁的胡话。
米塞斯著名的经济计算论点陈述如下：如果土地和其他生产要素没有私有产权，那它们也就没有市场价格。因此， 经济计算，即以某种通用交换媒介为单位（它允许基数式的会计核算）所表述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比较，无疑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的致命错误在于缺少土地和生产要素的私有产权——这也就意味着经济计算的缺失。
对于哈耶克而言，计划经济的问题不是因为欠缺财产权，而是因为欠缺知识。他所持的独特论点与米寒斯的观点截然不同。(1) 哈耶克认为，归根结底，计划经济的缺陷是由十这一事实：知识，尤其是“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形的知识”，只以各个个体私人化占有的普遍分散形式而存在。因此，要在单个社会主义中央计划者的头脑中收集和处理所有既存知识，在实践上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哈耶克开给计划经济的“药方”不是确立私有财产，而是知识利用的去集中化。
然而，这无疑是一个荒谬的论断。首先，如果知识的集中化使用是问题的根源，也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家庭、俱乐部和企业，以及为什么它们不面临与计划经济同样的弊病。家庭和企业同样进行中央计划。一家之主和企业主同样制定妨碍其他人使用其私人知识的计划，而人们从没发现家庭、企业与计划经济有同样的弊病。对米塞斯来说，解释这个观察轻而易举：计划经济制度下私有财产缺失，而个体家庭和私人企业正是基于私有财产这一制度的。但对哈耶克而言，家庭和企业的平稳运作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一一个完全去集中化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得在其中根据自己所处具体情境的独特知识来自我决策，而不受任何中央计划或超个人（社会）规范（如私有财产的建制）制约的社会。
其次，如果所需要的仅仅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分散利用，那就很难说明，为什么计划经济的问题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所面对的问题有什么根本不同。事实上，每个人类组织都由不同个人组成，无时无刻且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到分散的知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分散知识的利用不比私人企业或家庭少。与在一个企业中一样，计划经济下也存在一个中央计划；在中央计划的制约下，计划经济下的劳动者和企业的员工都要利用各自关于特定时空境况中的分散知识以贯彻执行该计划。在米塞斯看来，这些完全是没在点子上的。在哈耶克的分析框架内，计划经济与私人企业之间没有区别。计划经济相较于私人企业，因而也没有错到哪里去。
显然，哈耶克就计划经济核心弊病的论述是荒谬的。将企业、家庭与计划经济截然区分开来的绝非是否存在集中化的知识，或者是否缺乏对分散知识的利用，而是私有财产的缺失，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缺失。事实上，哈耶克在偶尔引用米塞斯及其最早的经济计箕论据时，似乎也偶尔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尝试把自己的论点与米塞斯的观点整合到一起，从而提出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理论综合，却以失败告终。
哈耶克的理论综合包含以下命题的结合：”从根本上说，在一个相关事实的知识由许多人分散掌握的体系中，价格能协调不同个人的单独行为“; “价格体系”可以作为＂沟通信息的机制”。尽管这个命题的第二部分让人模糊地想到米塞斯的观点，但如果不考虑哈耶克莫名其妙地对“价格”同“信息”与“知识”所做的关联，它和命题的第一部分的逻辑联系毫不明晰。而且，哈耶克加诸两者的关联更多的是在耍语义上的花招，而不是严格的论证。一方面，说价格传递信息倒没有什么害处。价格告诉人们过去的交换比率，但以此便得出计划经济的核心弊病在于欠缺知识，则是推论不出来的(non-sequitur)。唯有价格真的曾是信息这一论断才能成立。但事实并非如此。价格虽然传递知识，但它们是各种商品的交换比率，经由不同个人在私有制基础上升展的自愿合作而产生。没有私有产权制度，由价格传递的信息就不存在。私有财产是通过价格沟通知识的必要条件，也即其可能的前提(die Bedingung der Moglichkeit)。那么，像米塞斯所说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欠缺私有财产制度，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结论。而像哈耶克所说的，计划经济的问题在于欠缺知识，则是混淆了前因后果，或者说混淆了前提和结论。
另一方面，哈耶克对“价格”与“知识”的界分有让人困惑的含糊性。知识有两种：制度性知识(institutional knowledge，即必须存在某种制度才能存在的知识，如价格的知识依赖于私有制的存在）以及原始知识或超制度性知识(raw or extr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诸如，这是一棵橡树、我喜欢花生、鸟会飞等）。哈耶克不仅未能识别两者的区别，而且没有注意到关于价格的知识与那种他认为实现计划经济与中央计划所必需的知识根本不属于同一类别。根据哈耶克的观点，部分人类知识在本质上仅以私人信息的形式存在，这一事实导致中央计划不可能：
“每个人实际上对所有其他人来说都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有益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他积极合作，这种信息才能得到利用。”
尽管这种知识的存在是确定尤疑的，尽管独有的私人知识不可能（没有信息损失地）被集中化，但是关于价格的知识绝不属于这种独有的私人知识范畴。确实，价格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支付的价格”，但这并没有使之成为哈耶克意义上的私人信息。相反，价格传递的是公共的信息，因为价格作为客观的交换比率是真实事件。也许要知道在所有日期和地点支付的价格，就像要知道每个人在每一时刻的物理位置那样困难。但很难说了解这两种信息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了当代的计算机技术，有可能轻松地克服困难。无论如何，尽管我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你所知道的一切（反之亦然），也可以假设我们两人能够同时拥有同样的价格信息，这并不比假设我们可以同时知晓同样的棒球比赛结果更成问题。因此，经由价格所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可以被集中的。可是，如果价格信息是公共信息且因此可被集中，那么根据哈耶克的观点一计划经济的问题源于企图集中根本不可能集中的私人知识的无效性，可以得出：缺少价格也即缺少私有财产也就与计划经济的困境无关了。不然，如果我们坚持米塞斯的论点，即计划经济的困境与私有财产和价格的缺失有关，则应抛弃哈耶克在计划经济论辩中的贡献，因为它们是错误的、混乱的和离题的。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本质的误解典型地体现了他思考中的根本错误，即他的极端主观主义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其经济学上，尤其还表现在其政治哲学中。哈耶克深信：＂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近百年内每一次经济学理论的进步都是对主观主义的进一步严格应用。',(4)这个说法为其众多拥护者令人厌烦地(ad nauseam)摘录和援引。尽管此话可能不假，但在逻辑上并不能推出：每向主观主义推进一步就必然带来经济学理论的又一次进步。但是，哈耶克似乎得出了这个结论，他因此成为展示此观点之谬误的绝佳例证。
米塞斯，以及跟随其步伐甚至更清晰的罗斯巴德，视经济学为人的行动科学。行动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一是主观方面（行动是理性的、可理解的），二是客观方面（行动总是要用到真实物品和物质材料）。因此，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非常坚实，他们的范畴和理论总是拥有真实的、可用于实际操作的意义：私有财产，基于私有财产的劳动分工、生产、直接交换和间接交换，以及强加于私有财产、生产和交换之上的强制于预，如征税、货币干预、立法和管制。与他们截然相反的是，哈耶克，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的伊斯雷尔·科兹纳和路德维希·拉赫曼，将经济学视为某种关于人的知识的科学。正因为如此，哈耶克的范畴和理论适用于纯粹主观的现象，且都是难以捉摸的甚至是虚假的。他不关心通过实物进行的行动，他关心的是知识和无知，知识的分配、分布和扩散，机敏，发现，学习以及计划与预期的协调和偏离。外部（物理）世界和真实（物质）事件几乎在他的观点中消踪匿迹。哈耶克的各范畴所涉的是心理状态及关系，与任何真实的物理状态与事件既毫不相干，也无一契合。
最值得注意也最令人不安的是哈耶克在其政治哲学中的极端主观主义视角。在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所共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深厚传统中，自由是以私人拥有和控制真实财产的自由来定义的，强制则意味着对他人的私有财产造成物理损害。与之呈鲜明对比的是，哈耶克把自由定义为＂一种人人皆可为本身目的利用自已知识的境况“ (5)，强制则指的是“ 一人的环境或情境为他人所控制，以至于为了避免所谓更大的危害，他被迫不能按自己一贯的计划行事，而只能服务于强制者的目的“ (6)，或者，“强制发生于一人的行动被用于服务他人的意志、他人的目的，而非他自己的“ （很明显，哈耶克的定义不涉及稀缺财货和真实有形财产，也没有对这两种事态之一存在与否提出任何物理标准或指标。强制和自由指的倒是主观意愿、计划、思或预期的特定构造。哈耶克对自由和强制的定义作为一种对精神的判断(mental predicates)，方与任何真实的、物理的事态相容。
详细地批判和驳斥哈耶克的极端主观主义巳经超出本评论的范围。不过，除了哈耶克所展望的知识科学是否可能（即是否存在一种一方面脱离逻辑和认识论，另一方面与观念的历史无关的科学）这一根本问题之外，还有两个需要痛省的结论。即便哈耶克的知识科学可能存在，在最好情况下也是不相干的，因为它在行动学逻辑上是无意义的；而在最坏情况下，它会推进相对主义，故而在智识上是有害无益的。
真实世界关乎动用物理财产的行动，关乎生产与交换，关乎货币与市场，关乎利润与亏损，关乎资本积累与破产。对这个世界而言，无疑存在朝向一般均衡（行动协调）运动的规律和永不止竭的朝此趋势的运作。类似地，在这个有着真实税收、货币干预、立法和管制的世界中，无疑又存在偏离均衡运动的规律以及不变的趋势。可以确信的是，不去认知这些规律和趋势，而采用相对主义的观点，其代价是高昂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相反，如果暗中将关注从行动和财产的有形世界转移到知识、观念、计划和预期的虚无世界，相对主义的观点则显得价廉物美。哈耶克的知识世界没有明确的规律和趋势。事实上，以纯粹主观的现象为语境，我们甚至难以想象“规律”和“均衡”意指什么，那里只有恒久的于变万化。
那么，哈耶克及其门徒喊出诸如我们除了依赖自发演进外，对改善处境无能为力，我们的未来全不可知，或我们只能参与－连串永无止境、开放式的对话之中等相对主义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如果对仅关涉纯粹主观现象的领域，对纯粹精神的、脱离肉体的人而言，不失为一个好的建议，但是，以肉体形式存在的人，又为何要操心这些呢？若将其应用到包含实体行动和财产的世界，这样的建议就成了自我摧毁的胡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