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僖公七年：“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管仲以周礼治国，辅佐齐桓公称霸，这是事实

之前科普过了，《管子》这本书是后世托名伪作 和历史上的管仲基本没有关系。炒得最热的“衡山之谋”，出自《管子·轻重篇》。所谓“衡山国”，当然只是西汉才存在，

管子不少记载都是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托古，不能作为可信史料采用。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术，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公其令人贵买衡山之械器而卖之。燕、代必从公而买之，秦、赵闻之，必与公争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贾，天下争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诺。”因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不敢辩其贵贾。齐修械器于衡山十月，燕、代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国闻之，果令人之衡山求买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争吾械器，令其买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释其本，修械器之巧。齐即令隰朋漕粟千赵。赵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闻之，载粟而之齐。齐修械器十七月，修粜五月，即闭关不与衡山通使。燕、代、秦、赵即引其使而归。衡山械器尽，鲁削衡山之南，齐削衡山之北。内自量无械器以应二敌，即奉国而归齐矣。
这篇一直被认为是《管子》中可信度最低的一篇，晋代傅玄就注意到，“ 《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而王国维、郭沫若等认为成书于文景时期、罗根泽认为成书于武昭时期、马非百甚至认为成书于王莽时期。就算是呼吁“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也倾向认为是战国末年。

春秋时期是氏族社会，不存在私营工商业，所以这种理论出现也一定是在战国以后，经济学家为适应新形势而展开的思考。所以这种“轻重”策略其实也并不神秘，实际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王莽“六管”、唐刘晏“常平法“、王安石的均输法与市易法，都是这种思想的发挥延伸，表示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是对抗豪强兼并、减少贫富差距扩大的有效手段。

要说到谁是春秋第一贤相，我想，至少撰写《春秋》的孔子该会把这个位置留给齐国的管仲。因为孔子一向标榜“仁”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理想，从不轻易许人以“仁”，可他却破天荒地称赞管仲“如其仁”。

管仲的相才是如何造就的？为什么是他，才能与齐国相互成全，问鼎春秋首霸的同时，也在青史上留下一代贤相的美誉？
可遗憾的是，翻遍了《史记·管晏列传》，却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以公元前685年拜为齐相作分水岭，此前的管仲和此后的管仲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让人很难将这两张迥异的面孔联系到一块儿。

公元前685年以后的管仲对内治国，国富民殷；对外用兵，柔远能迩——他似乎就是个无所不能的政治天才。之所以说管仲是“天才”而非“人才”，是因为在公元前685年之前的经历中，看不出管仲的政治才干是如何“学而知之”的。司马迁引述管仲自己的话说：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睗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史记·管晏列传》

卑微的商人管仲是怎么搭上了齐桓公最亲信的大臣鲍叔牙的呢？合伙做生意，管仲坑害了叔牙。后来从政，又屡遭败绩，鲍叔牙凭什么要力挺他出任齐相？凭什么还要言之凿凿地告诉桓公：除了管仲，没人能够成就齐国的霸业？

一个失败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代名相，这在春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看看与齐国并世的其他三大国，楚成王的令尹斗谷於菟可是出身高贵的公族成员，晋文公的首席谋士狐偃更有文公舅父之尊。秦穆公的谋主百里奚纵负亡虏之名，但他来到秦国之前，好歹也是堂堂的虞国大夫。
春秋政治普遍流行世卿世禄，登上大国相位者非富即贵，东海大国齐国最伟大的丞相管仲真的就是个卑贱的商人吗？

司马迁撰写《史记》好用口述历史。而口述历史多半夹杂着坊间传说、野史趣闻。鱼跃龙门、一夜成名是市井百姓最常幻想的“成功学剧本”，也因此，《史记》中屡屡出现一朝蝶变，羽化成仙的传奇故事。
韩信，俗称“兵仙”。按《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在被汉王刘邦拜为大将之前，韩信别说战功彪炳，连一场象样的战役都没有指挥过。他的履历看起来甚至还不如纸上谈兵的赵括。这样的人一朝拜将，真能破魏降代、摧赵灭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