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直观又是一种“活动”，它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属性。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人在进行直观时并不会先行思考“我”是要进行理论认识还是要进行道德实践，也就是说这个一元论下的具体的哪个环节是不会进行先行的区分的。如果进行的是理论认识，那就是直观，是感性认识，是杂多；如果是道德实践，那就可能是直觉，因为在实践领域我们可以通过自由概念而达到理性的上帝。也就是说，在进行“直观”时，可能是自由的、理性的，也可能是不自由的、感性的，这是一组“二律背反”。尝试破解这组“二律背反”的是费希特，在费希特这里，理论认识和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知识学。理论认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活动，自我本身就处在一种“直观”的状态当中，同时“上帝本身就是人主观东西的外化”。因此，直觉不再是理性的、自由的、神的专属，而与“直观”殊途同归了。如果说康德的直观与纯质料关联、直觉与纯形式关联，那么费希特的“自我直观”便是完成了质料与形式的统一，所根据的是“哲学家揭示的‘理性的绝对命令’”。谢林的直观不仅具有一元性，而且完成了质料与形式的超越，成为哲学的一切官能。“世界灵魂”不是概念所能企及的，只有通过直观才能把握，因此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离不开“直观”。黑格尔一方面不同意谢林静观的“直观”的关照，认为应该是在“在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和确定性中达到‘概念’并推演概念”；另一方面，在逻辑学的起点“纯存在”和终点“绝对理念”中又蕴含了明确的“直接性”的直观，因此，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本身就是直观与逻辑的统一。马克思所说的“高级的哲学直观”正是在全部实践意义上的“直观”，因为无论是康德还是费希特都认为只有实践才可能是理性的，作为“实践的、理性的直观”就必须超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绝对”，而回到“类存在物”，必须“放弃自身、放弃绝对，达到自然界”。因此，马克思的“更高级的哲学直观”不仅包含了德国古典哲学直观中的能动性，而且完全摒弃了“想象力”和“绝对”，从“理想”走进了“现实”，完成了对全部德国古典哲学直观理论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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