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煜2003.6.1
明代宗朱祁钰即景泰帝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皇帝，当政期间内优外患交织，使朝政动荡，仅仅当了七年皇帝就一命鸣呼了。可以说他这个皇帝没有一天是顺心的、安宁的。
然而令国人心焦的是，这七年之内,各地灾荒之报如雪片向朝廷飞来，不是水灾就是旱荒，不少地方颗粒无收，百姓举家外出讨饭，流民遍地。
如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直隶大名、顺德、广平三府饥民大增，不得不动用临清的广济仓，发粮赈济；是年五月，保定府饥民大有，只得从德州调粮；当年十二月，大同灾情又告急，各城军民乏食”；景泰二年(1451年)初，广平、大名府再次告急；景泰三年(1452年)，不仅江西有大饥，而且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水灾严重，无数灾民“流移趁食，在在有之”；本年八月，徐州又发生大饥荒，“饥民数多”，连官储预备粮都发光了，已无粮可调；景泰四年(1453年)山东、河南、风阳屡年荒饥，“民多流徙趋食”；景泰五年(1454年)江西建昌，湖北武昌、汉阳，湖南衡阳又生大灾，居民病饿而死者无计其数；景泰六年(1455年)，江西、江苏相继报告灾情严重；景泰七年(1456年)，陕西潼关、直隶、天津以及江西各府县都发生各种灾害，死者成千上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饥民无食，国无宁日。
但是，祸不单行，有灾必有疫，大灾必大疫，灾情与疫情并行而来，交相作用，恶性循环，这是一个规律。在景泰年间也是如此，大疫也跟着灾害而来，肆虐平民，戕害百姓，其后果也是触目惊心的。这里举例加以说明。
据明《英宗实录》卷213记载：景泰三年(1452年)二月，江西黄宜县发生严重疫情，一县之内死亡者多达4600余人；景泰五年(1454年)二月，据巡抚江西右金都御使韩雍奏报，江西建昌府各县大疫流行，共死亡8008人；又据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叶峦奏报，武昌、汉阳二府大疫蔓延不止，共死亡1万多人；又当年五月，据湖广衡州府奏报，该地“去冬今春雨雪连绵，兼以疫疠，本府所隶州县人民死者一万八千四十七口，冻死牛三万六千七百八十五只”(事见《英宗实录》242卷)。这正是，破屋又遇连天雨，灾之害已甚，又连之疫害。
可是，上述所举还不是最严重者。到景泰七年(1456年)，灾疫交加，肆相为虐。是年十月，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报告；“江西各府县地方积岁薄收，人民缺食艰难。已委官勘实，饥民六十五万余口，共支官仓米谷三十九万余石赈济”。这六十五万饥民，加之瘟疫横行，那些嗷嗷待哺者、染疾待毙者，真是无望和悲惨到极点。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
还有更甚的疾疫惨状。据湖广黄梅县当年十月奏报，“境内今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所染，丐食则无，假息则无所”；“悲哭恸地，实可哀怜”！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疫灾祸害之巨大，而且还可以看出，中国的老百姓在无望无助的绝境之中，他们的命运是何等的凄惨！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何等的严重！面对这样的惨状苦景，有谁能不为之扼腕悲愤呢？
当然，明王朝宫廷以及有关地方官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开仓放粮、减免赋税、施以药物、掩埋尸体等。但是这些措施又是那样的无力，再加上个别污吏从中贪索，缺乏应急的必要财力与组织措施，必然使灾情和疫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不然，仅仅一个省份何以出现几十万的讨饭流民，一个州之内何以有成千户的全家灭绝情况发生？
明代宗朱祁钰即景泰帝是一个命运多舛的皇帝，当政期间内优外患交织，使朝政动荡，仅仅当了七年皇帝就一命鸣呼了。可以说他这个皇帝没有一天是顺心的、安宁的。
然而令国人心焦的是，这七年之内,各地灾荒之报如雪片向朝廷飞来，不是水灾就是旱荒，不少地方颗粒无收，百姓举家外出讨饭，流民遍地。
如景泰元年(1450年)三月，直隶大名、顺德、广平三府饥民大增，不得不动用临清的广济仓，发粮赈济；是年五月，保定府饥民大有，只得从德州调粮；当年十二月，大同灾情又告急，各城军民乏食”；景泰二年(1451年)初，广平、大名府再次告急；景泰三年(1452年)，不仅江西有大饥，而且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水灾严重，无数灾民“流移趁食，在在有之”；本年八月，徐州又发生大饥荒，“饥民数多”，连官储预备粮都发光了，已无粮可调；景泰四年(1453年)山东、河南、风阳屡年荒饥，“民多流徙趋食”；景泰五年(1454年)江西建昌，湖北武昌、汉阳，湖南衡阳又生大灾，居民病饿而死者无计其数；景泰六年(1455年)，江西、江苏相继报告灾情严重；景泰七年(1456年)，陕西潼关、直隶、天津以及江西各府县都发生各种灾害，死者成千上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饥民无食，国无宁日。
但是，祸不单行，有灾必有疫，大灾必大疫，灾情与疫情并行而来，交相作用，恶性循环，这是一个规律。在景泰年间也是如此，大疫也跟着灾害而来，肆虐平民，戕害百姓，其后果也是触目惊心的。这里举例加以说明。
据明《英宗实录》卷213记载：景泰三年(1452年)二月，江西黄宜县发生严重疫情，一县之内死亡者多达4600余人；景泰五年(1454年)二月，据巡抚江西右金都御使韩雍奏报，江西建昌府各县大疫流行，共死亡8008人；又据巡按湖广监察御史叶峦奏报，武昌、汉阳二府大疫蔓延不止，共死亡1万多人；又当年五月，据湖广衡州府奏报，该地“去冬今春雨雪连绵，兼以疫疠，本府所隶州县人民死者一万八千四十七口，冻死牛三万六千七百八十五只”(事见《英宗实录》242卷)。这正是，破屋又遇连天雨，灾之害已甚，又连之疫害。
可是，上述所举还不是最严重者。到景泰七年(1456年)，灾疫交加，肆相为虐。是年十月，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报告；“江西各府县地方积岁薄收，人民缺食艰难。已委官勘实，饥民六十五万余口，共支官仓米谷三十九万余石赈济”。这六十五万饥民，加之瘟疫横行，那些嗷嗷待哺者、染疾待毙者，真是无望和悲惨到极点。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
还有更甚的疾疫惨状。据湖广黄梅县当年十月奏报，“境内今春夏瘟疫大作，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计三千四百余口；有全家灭绝者，计七百余户；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惧所染，丐食则无，假息则无所”；“悲哭恸地，实可哀怜”！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疫灾祸害之巨大，而且还可以看出，中国的老百姓在无望无助的绝境之中，他们的命运是何等的凄惨！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何等的严重！面对这样的惨状苦景，有谁能不为之扼腕悲愤呢？
当然，明王朝宫廷以及有关地方官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开仓放粮、减免赋税、施以药物、掩埋尸体等。但是这些措施又是那样的无力，再加上个别污吏从中贪索，缺乏应急的必要财力与组织措施，必然使灾情和疫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不然，仅仅一个省份何以出现几十万的讨饭流民，一个州之内何以有成千户的全家灭绝情况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