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回顾历史，大同是汉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合之地，更不必提到北魏时首都的平城还是中外文化碰撞交汇的前沿窗口。位于城市中心的古城各朝叠加痕迹明显，明初所筑砖城是因辽、金、元三代的西京旧土城增筑。城内街道布局与隋唐长安洛阳里坊情况相同，为方形城、每面各一门，内以大小十字街划分大小区域，宿白先生按照大同这个规律去寻找唐代地方城址。
元代覆灭，洪武元年八月二十日，大将军徐达遣右丞薛显，参政傅友、陆聚等将兵略大同，从此大同纳入明廷，而期间又有元将脱列伯等人滋扰和官山卫的整体叛逃，形势严峻。正德八年诏书有“朕惟大同实西北重镇，内以拱护京师，外以控制戎虏”。可见大同作为明初九边重镇，军事位置极为重要，筑城就成为头等大事。对于历史上大同城究竟是如何从旧城改制增筑的细节，府志仅有:洪武五年徐达因旧城增筑，包砖、门开各四等泛泛之谈，所幸前年我和文物监察大队高峰老师发现一批城墙砖，砖上印有的文字和式样可以为了解筑城提供一些信息。


大同洪武四年砖和河北迁安榆木岭万历三年长城砖拓片
为什么城墙砖要有文字纪年，就要从造物的约束责任“物勒工名”说起，在先秦及汉代，铜器和漆器上就常常铭刻监制的工官名和制作匠人的名字，同城墙砖文一样都是具有责任性质的核查标记。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字不苟且，注重工整和可读性。在《礼记·月令》篇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说明工匠刻款是为了追究责任，这种制度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明代。《英宗实录》载：“今后，令各编号，署提调及经织造官吏、匠作姓名。有不堪用者，照号问罪，责陪偿。从之”。
大同城砖还在版式上不同于其他明城，文字都印在砖面而不是侧楞，这可能与当地的泥土有关，城墙烧砖地点最集中于御河两岸，一来有水源，二来有优质沉积河泥。辽代时御河两岸出产印有西京某坊箩土沉泥砚。烧砖温度在一千度上下，采用河泥不需淘洗，省时方便。大同本地土壤含碱性大烧砖时原料也有各种碱性硅酸盐，烧砖时能降低熔点并增加胶结度。在不少城墙砖的侧楞能看到因温度高烧成黑色琉璃状，所以可能因为这样砖文才印制在砖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