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用早期基督徒来举例。它们离开异教徒文化和它 们的纪念碑，进入了人迹罕至的荒野中——在他们的时代这 是最最世俗的地方。人们不仅可以将这种出走看作是对文化 象征式的摧毁，也可以看作是将世俗，即那些人迹罕至的荒野, 带入文化档案库的过程。基督徒的隐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 创新，它一面将世俗的价值提升了，一面将已经建立起来的 价值贬低了。基督教的隐士通常都在最世俗的地方安营扎寨， 他们在那些地方用最原始的工具，用最简单的方法喂饱自己， 并且在他们的一生中留下很少的以书面的或是艺术作为形式 的证明。然而他们的隐居地会在他们生命行将结束时，或者 在他们死后变得特别吸引人。这种隐居会变得比旧有的价值 更可贵。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宏伟的教堂会在他们隐居 的地方建造起来，这些教堂被壁画和供奉品装扮起来。然而 圣人的圣骨，以及一些他用过的最普通、最日常的物件—— 也就是他神圣生命的现成物的原来样子——获得的价值永远 是最高的。这些物件虽然并没有什么独创的或者文化上特别 有价值的形态，但是却必须要特别精心地被保护起来。它们
之所以新，是因为它们在这些隐士寻求救赎的过程中扮演了 特别的角色，因为它们拥有表现文化外部真实的特殊能力， 也是因为它们的世俗性本身——而这种世俗性已经变得具有 了最高的文化价值。这种要将圣人生命中的圣物特别保护起 来，并为其创造岀一个特别的保护语境的需要，恰恰是来自 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要承认它们有价值是一件很困难的 事。一座金碧辉煌并摆满雕像的异教徒庙宇马上就会被看作 是有价值的，即便人们只在考古挖掘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它们。 而一般人看到圣人所居住过的那些洞穴的时候，却一下子难 以看出它具有的神圣性，因为在外观上，这些洞穴和它周围 的其他洞穴没有太大的分别。所以，将这些洞穴保护并且保 存起来的需要才变得特别巨大O
圣人们在洞穴里的居住不仅仅是在思想层面，也是在世 俗的和经济的层面被赋予了价值，因为对洞穴的保护需要花 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基督教的苦行包含了两种等同的价值 层面，而文化创新通常都一定具有这两种层面。圣隐者们将 自己迁移到最世俗的空间中去，这样一来，在他的身上便能 体现他们那个时代最高的文化理念和最高的文化价值。当圣 人们作为最高的宗教思想和最高宗教经验的承载者所代表的 东西和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俗关系之间的距离越清晰，对世 俗物的价值提升和对文化的价值贬低也就来得越激烈，创新 交换也来得越彻底。
基督教本身当然也是从这种交换中产生的，因为基督教 是基于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的那种不可分离，却也无法融合 的神性和人性之并存而存在的。和基督的神性做交换的，是 那些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最世俗的命运。基督不仅放弃了 世上的物质财富，也放弃了他自己的宗教传统：他选择离开 在庙宇中布道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他不仅被罗马人说成是破坏者，也被犹太人说成是异教徒。 所以，十字架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一种惩罚的工具，也是 一种拯救灵魂的工具，十字架变成了一个场所，在此，世俗 世界和神性的慈悲之间的交换成为了可能。因此可以这么说， 十字架，再一次作为一种现成物，又回到了欧洲文化的中心。 在不断试图超克过去那些被赋予价值和占主导地位的基督价 值的过程中，现代欧洲文化在不断地复制同样的创新交换的 形象，而因为这种交换表现的正是基督教本身，所以它永远 也逃不出原有的疆域。6
对文化的放弃、摧毁文化和超克文化，这些都是基督教 欧洲文化传统本身永恒的主题。而当这种传统要将自己打破 或者触及处在其之外的、不可能再受到批判的东西——即一 种自发的而又不证自明的真理，它也不受到社会操控的机制 或者不平等的所有权关系的限制——的时候，绝对怀疑和现 代式的绝对批判却又继续沿袭了这种传统。如果这种朝着真 理本身的外向跨越真的发生了，那么其实人们也不再需要档 案库了。档案库可以彻底地被毁灭，因为真理在其之外的地方。 理智、欲望、无意识、生命或者物质，也便都可以看作是那 些不需要依赖档案库也能存在的不灭的真理了。所以在现代， 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种观点：旧事物阻碍新事物，而当人们 把旧的事物摧毁了以后，新的诞生便会畅通无阻。然而事实上, 对新的追求以及新出现的可能性是由有价值的文化记忆的保 存所决定的。当人们能够不再保护文化，那么事实上那种“强 制性的创新”便也不复存在。人们只要一切“照旧”即可。 但是在实际层面，这种情况从来也不会发生，因为文化的贬 值总是马上带来世俗物的升值。每当文化档案库被摧毁之后， 无一例外地会被重建起来。
特别是在历史上的先锋派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要求摧 毁文化档案库，因为这被当作是对未来的解放。当马勒维奇 完成他的《黑方块》的时候，他深信自己已经否定了所有的 传统价值，并且也把隐藏在这些价值背后的那个最原始的黑 显现了出来，而这即是世界的真理。然而我们也可以这么来 解释：正是这幅《黑方块》把某个世俗物个方块——
带入了有价值的文化保存的语境之中。先锋派艺术将摧毁等 同于创造，并且认为，只要抛弃所有旧习、破坏常规、摧毁 传统，所有的真实都会自己显现岀来，因为正是这些旧习、 常规和事物把真实掩盖起来了。这样的话，先锋艺术就类似 于从笛卡尔开始就盛行的欧洲哲学，这种哲学认为本真的真 理会自己进入意识，只要当人们开始怀疑传统和旧有真理的 时候。然而事实上，在先锋派艺术中发生的事情是，每当传 统被贬值后，世俗物或者思想的价值总会上升。而这些世俗 物和思想并非自我形成的，而是由外部带入传统文化语境的： 所以破坏的行为并没有让隐藏起来的东西显现出来，而只是 把世俗物的价值提高了而已。
从政治层面上来说，俄国作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将先 锋派思想里面这一致命的错误指了岀来。在他的小说《切文 古尔镇》里7,他描绘了一群革命者，他们在内战时期在一个 小镇夺了权，并试图在此创建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他 们的做法则是将一批接着一批的受到传统、层级观念和文化 思想感染的居民枪毙。结果，新社会并不是由那些在这个小 镇上生存下来的人——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被杀死了——而是 由那些从外面来的移民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新社会里，一套 新的层级又被建立了起来，而这套层级不仅自己岌岌可危， 也需要文化上的保护。结果是，这套层级系统因无法维系而 瓦解了，因为它只懂得否定和抹杀的逻辑。自我否定和自我 净化的策略在面对世俗和死亡本身的威胁时显得软弱和无效。
因此，为了回归世俗世界而以苦行僧式的方法挨弃传统 价值，这种行为总是一种创新交换的过程，并且继而在总体 上来说也是一种经济逻辑的表现。这种攝弃带来的结果是， 在这个行为发生的那个世俗领域的价值得到了提升。马克 斯•韦伯的观点是，为了获得新的价值，苦行者必须以某种 有实际效用的行为作为起点。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韦伯认为, 新教徒的苦行者们扮演的角色是将资本主义欧洲的力量团结 起来，并且让他们集中生产。8但其实为了让事物的文化，继 而是商业价值得到提升，要做的只是为了它而去牺牲某个文 化上有价值的传统就已经可以了。额外的生产消耗在此并不 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