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怀疑包括阿伦特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新马或西马。但我还是乐于承认，他们很有渊源，也很有影响。如阿莱－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精炼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美国，“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个斯大林”。这种深刻说法与中国知识界的习惯思维很接近…… ——朱学勤
“怕”字当头，是我们共有的精神体验。或虽未“当头”，却已“深潜”，潜入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难以启齿的心理底线。与“怕”共舞在文学界已不鲜见，难的 是抉“心”而食，深挖底线，以学术耐力作一次政治思想史的长途探险。我寻找多年，也只找到这一本。原书名是《论恐惧——一种政治观念史》，译稿清样已经进 入印刷厂，最后一刻与编辑通话，将书名改译为目前这个样子。书中诸多“恐惧”字样已经来不及改了，我们把改动留给读者，凡见“恐惧”皆可在心底念出这个 “怕”字？

３、一个世纪后，阿伦特开始思考斯大林与希特勒问题，发现２０世纪专制暴政与古代暴政完全不同
　　托克维尔是１９世纪人，但已经预示了２０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走向，反过来说也可以，２０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只不过是托克维尔１９世纪思想的完成阶段。他们都认为自由一旦遭遇民丄主，会发生“现代化焦虑”，可“怕”的不是制度，不是政治，而是已经塑造好这些制度的“文化”。此后法国知识分子热爱这一说法，反反复复地吟唱。一个世纪后，阿伦特从这里开始思考斯大林与希特勒问题，她将这两个人合并同类项，认为是社会成员的“现代性焦虑”，推动这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几乎同时登上了权力巅峰。霍布斯将“恐惧”指向过去的自然状态，可以为君主所用；孟德斯鸠则颠倒过来，把“恐惧”归咎于当下的君主专制，有政治垄断才有文化泛论；托克维尔在民丄主内部发现“恐惧”，自由最终不是被君主扼杀，而是被民丄主扼杀；阿伦特顺着这条线走下来，几乎全部接受，只颠倒了其中孟德斯鸠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从此，文化解释不再是专制下的回避与软弱，而是面对专制的“深入”，是深入专制制度的“哲学发现”。
　　至于意识形态与恐惧，按照作者的观念史检索，是霍布斯首先发现。英国革命出现意识形态激情，内战中的清教徒因意识形态激情而放大自己，前仆后继地为信仰赴死，故而霍布斯强调君主要善用“恐怖”，让芸芸众生自知渺小，以平息这股不知生死的激情。托克维尔则认为人之所以渺小，是因为现代民丄主而不是君主专制的压迫。阿伦特走到这里，综合两家之说：确实是有意识形态激情这么个东西，但在这一激情下，人不是放大，而是自承渺小，由此才甘愿受死。从此才有阿伦特的独特发现：２０世纪的专制暴政，是一种与古代暴政完全不同的暴政——“意识形态恐怖”。这一新型恐怖是针对人在现代性压迫下为逃避自由而设计的，旨在根除的不是特定对象如犹太人或俄国富农，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这就是阿伦特名著《极丄权主义的起源》之起源。

４、人类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新专制是由意识形态的激情构成，它让最优秀的人低下高贵的头颅
         阿伦特受业于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但《极丄权主义的起源》观念史背景则更多来自霍布斯、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阿伦特写作此书的现实刺激，则来自１９３０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最令西方人震骇的还不是大清洗本身，而是１９３８年布哈林在法庭上低头，最终承认那些指控他的骇人罪名，这一事件使得欧洲知识分子夜不成寐。阿伦特受此震骇，才提出了极丄权主义新模式：这是人类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新专制，它由意识形态激情构成，可以让最优秀的人低下高贵的头颅；极丄权迫害不是来自于前现代的专制，而是来自现代性本身，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同一类，都是现代性投下的阴影。
　　阴影从“大众ｍａｓｓ ｍｅｎ”开始：“大众”精神特征来源于“多余性”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ｏｕｓｎｅｓｓ和“孤独性”ｌｏｎｅｌｉｎｅｓｓ，“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完全没有组织”，需要“铁的箍带”。“一个人自己什么都不在乎的无私性”，民族由此发生“可怕的负面团结”。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阿伦特揭示的群众不具有主动性，而是一个容量巨大的地下焦虑源，等待着别人把他激活。他们没有结构，只有方向。
　　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感召，就在于它能对准这个“孤独性”和“多余性”。意识形态说什么并不重要，而在于它能做什么——它能把群众从焦虑中释放出来。先前的宇宙经宗教、柏拉图或神话安排，秩序井然，世界生生不息，井然有序。现代性击溃了这一秩序，而意识形态则再建了这一秩序，使得人们在无意义的世界找出了意义，获得“意义链”。阿伦特终于能解释布哈林为何会承认那些可怕的罪名：“如果承认Ｂ和Ｃ，就算能一直说到无数个字母的末尾，你也不能发现那个Ａ。——这种（意识形态）论断的强制力在于：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下，整个生命就失去意义：而你承认并发现了Ａ，这个Ａ就通过其后产生的Ｂ和Ｃ，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阿伦特既然把希特勒与斯大林归为一类，当然就把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归为同类项。全面恐怖使得受害者放弃了所有文明积淀，集中营外的群众运动是个心理学问题，“恐怖的环境对这些生生不息的群众来说再合适不过”；集中营内的反应则只能给予生物学解释，奥斯威辛证明“人可以被改造为人类动物标本，改造为一片片行尸走肉”。奥斯威辛再加古拉格，则证明欧洲的文明基础已经被粉碎，欧洲历史走到了尽头。

８、在历史的三岔口，第一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第二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的候补，即以观念形态参与制度选择的知识分子
　　我是怀疑包括阿伦特在内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新马或西马。但我还是乐于承认，他们很有渊源，也很有影响。如阿莱－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精炼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美国，“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个斯大林”。这种深刻说法与中国知识界的习惯思维很接近，近如新时期“文化热”、“现代性批判”，远如五四初期的“国民性改造”。文化－哲学的“深度阐释”很有魅惑，它提供的一揽子解释恰如此前它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却在当下被前者批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反而不是原因，这个观点多年前在《南方周末》我曾试图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满足于法律浅层，可以向“深纬度”“转进”，那也不能放过历史的三岔口。历史本来由一次又一次三岔口组成，所谓“路径依赖”，只是上一次三岔口的某一岔，限制了下一次三岔口的“路径选择”。在那些历史的三岔口，第一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第二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的候补——那些以观念形态参与制度选择的知识分子，而人数众多的民众却反而陷于绝少选择机会因而也很少选择责任的消极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被上述两种人挟持的人质。与阿伦特所述相反，人质即使成千上万，也只是有“结构”，没有“方向”， “方向”是政治精英、知识分子从外部赋予的。放过从各种三岔口走来的现实制度，把矛头指向很少选择、甚至从来没有选择权的大众（ｍａｓｓ ｍｅｎ），潜伏有知识分子不自觉的转嫁心理，而且是双重的：他们将本来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感受如“孤立”、“多余”说成是民众素质，这是转嫁；又将第一、第二责任人承担的历史责任，通过“文化－哲学”的“深度”阐释，一揽子转嫁给不知不识的民众，这是更为严重的转嫁。

隔夜朋友很棒喔\(^o^)/~加油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好想看看这本书啊。
汉娜·阿伦特讲了平庸的暴力。但是，平庸的人真的可以不对暴力承担责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