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及藏经洞封闭的原因，长期以来困扰着海内外学术界，堪称世纪之谜。本成果指出，莫高窟所在三界寺收藏佛经的场所有“经藏”与“故经处”之别，“经藏”就是三界寺的藏经处，而“故经处”则是用作修复材料的“古坏经文”的存放地，亦即后来的藏经洞。后唐长兴五年（934年）左右，后来担任敦煌都僧录的三界寺僧人道真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修复活动，很多敦煌写卷中都留下了修复痕迹；藏经洞就是道真汇聚修复材料的“故经处”。那些经过修复配补成套的经本，“施入经藏供养”；剩余的复本及残卷断片，则留在“故经处”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并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则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我们通过对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的彻底全面调查，有力证明敦煌藏经洞文献确实是来自“诸家函藏”的“古坏经文”，汇聚的目的是“修补头尾”，即为拼接修复做准备。

第二，对敦煌残卷缀合的重要性作了充分的阐述。根据对近百种共计32586号敦煌佛经写本的统计，绝大多数佛经的可缀残卷比例在25%以上，平均则达27.84%，数量巨大。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不但不利于写卷的整理与研究，也严重干扰了残卷的正确定名和断代。正因如此，敦煌残卷的缀合成了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本成果还从恢复写本原貌、确定残卷名称、确定残卷版本、推断残卷时代、明确残卷攸关方、明确残卷属性、分辨残卷字体、判定残卷真伪、破解藏经洞文献之谜等九个方面对敦煌残卷缀合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第三，提炼归纳了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在前贤的缀合成果特别是本书作者缀合实践基础上，本成果提炼出了敦煌残卷缀合的基本程序：首先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把内容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因为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为同一写本割裂的可能性较大；最后再比较行款、书迹、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接着，我们又从内容相邻、碴口相合、字体相同、书风近似、抄手同一、持诵者同一、藏家同一、行款近同、校注类似、残损相似、版本相同、装帧相同十二个方面，对与残卷缀合密切相关的关键要素举例作了说明。

第四，发现了大批可缀合残卷。我们在对世界范围内业已刊布的敦煌文献图版全面调查搜集的基础上，首先对其中近百部佛经作了穷尽性的定名、缀合、编目等工作，并在前贤缀合的基础上，新发现可缀合残卷达6499号，同时纠正了前人在定名、断代及属性、字体、真伪判定方面的大量疏失。如2019年7月14日，伍伦7号拍品《金刚经》残卷以402.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成交，一时引起轰动。该卷为敦煌学家及文物鉴定专家周绍良旧藏，卷前有著名书画家及文物鉴定家启功题耑并钤印。原卷卷轴装，前缺尾全，存9纸181行，行间有非汉文夹注。敦煌学家方广锠叙录称：“在3600多号敦煌遗书《金刚经》中，此种在汉文经文旁加注藏文本，唯此一件，可谓第一次汉藏文化大交流的又一见证，弥足珍贵。”作为行间有非汉文夹注“唯此一件”的孤本，又有这么多重量级学者经眼鉴定，其珍稀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后来我们在普查时，发现此号前可与北大敦20号缀合，从而使这一海内孤本得以以更加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极大提升了它们的文献和文物价值，而且也为丝路文明的交汇交融提供了鲜活的实物佐证。

第五，基本摸清了相关敦煌文献的家底。在缀合工作正式展开之前，我们对所有已刊布敦煌文献图版作了穷尽性的调查和数字化，建立了数据库，并给其中4000多号未定名残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了敦煌文献的家底。本成果每种文献下一般包括引言、新缀、简目三部分，其中的简目就是为该文献敦煌本的收藏及缀合情况所作的草目，这个草目是所收每种文献目前为止最为全备的目录，并且一般按存文内容先后及完整度排序，利用方便，对进一步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

自2007年第一篇敦煌残卷缀合的论文发表以来，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耕耘了十五个年头，很多年轻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先后加入我们的队伍。通过全面的普查和类聚，摸清了家底，明确了敦煌文献的性质，并有计划按步骤对敦煌残卷进行了系统的缀合。当看到原本“骨肉分离”的敦煌碎片残卷经过我们的拼接最终“团圆”的时候，一种巨大成就感和喜悦感充盈心间，让人激动不已。

（作者：张涌泉，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