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论》以评论分封诸侯与郡县天下的短长为题，认为秦始皇的主要历史功绩是废分封而郡县天下，提出了“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的著名论断。其后，王夫之称“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是“势之所趋”。清代学者恽敬，又提出了“秦也者古今之界”。可见，继柳宗元之后，明清时代的一些进步学者已把秦始皇在制度方面的改革，作为评价他历史功绩的主要方面。

李贽所说的“千古一帝”，王夫之所说的“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恽敬所说的“古今之界”，都是说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一个时代，两千年而弗能改，使秦帝国成为古今之界。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功绩太大了，古往今来的帝王在这一点上都无法与秦始皇相比，因而李贽用“千古一帝”四字对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做出了极为精当的崇高评价。

在秦始皇的诸多历史功绩中，抑或是统一六国的功绩也无法与郡县天下相比拟。试想，中国自出现国家以来，从夏王朝到大清帝国，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何止是一次！ 而且这种统一，无不是统一于秦帝国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国家。因此，同是历史功绩，创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垂两千年而弗能改”）和统一六国（秦以后中国曾多次由分裂走向统一）相比，哪一个是主要的历史功绩，可谓不言而自明。

从秦国的历史发展和战国后期形势来看，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并且由秦国来扮演统一六国的角色，已是大势所趋。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他前辈几代秦王的遗愿，因而他一半凭前辈留下的基业，一半凭他个人在“群才”辅佐之下的作为，不能记在他一人的账上。而统一六国之后要建立怎样一种制度，秦始皇的先辈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遗愿。秦帝国建立后，据《史记》所载，大臣们就重大国事在朝廷上展开激烈辩论的只有两次，这两次又都是分封与郡县之争。一次是统一六国的当年，丞相王绾提出要分封秦始皇的诸子为王，群臣都认为可行，独有廷尉李斯持有异议。最终，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第二次是在事隔八年之后，在咸阳宫为秦始皇祝寿的盛宴上，博士淳于越与仆射周青臣再次就分封与郡县进行激烈辩论，这次又是李斯（此时已升任丞相）出面发表了称颂郡县、驳斥分封的议论。结果，导致了《焚书令》的颁发与执行。可见，在秦帝国建立后，究竟是采用分封制国家政体，还是实行郡县制的国家政体，这在帝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歧很大，斗争激烈。主张郡县天下的李斯是少数派，秦始皇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坚定不移地采纳少数派李斯的主张，足见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确属是力排众议、前无古人的创举，是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功绩之所在。
　　联系汉高祖的分封诸侯王及其所引起的祸乱，唐太宗的赞赏萧瑀的“三代分封而久长”以及“始有封建之议”，可见在中国历史上的分封诸侯王与郡县天下的争议，一直延续了八百余年。在这一历史事实面前，回头看秦始皇当年为中国所创立的郡县天下的制度，又怎能不是他的主要历史功绩呢？

秦始皇晚年的过失颇多，然而，后世的人们在谈到秦始皇时，往往把他首先同“焚书坑儒”联系起来，然后才言及其他，焚书坑儒成了秦始皇的首要罪状。其实，这完全是儒家学派长期宣传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所批准实施的、由丞相李斯所起草的《焚书令》，所焚烧的只是“《诗》《书》百家语”以及私藏在民间的各国史书即所谓“诸侯史记”，而秦国的史书《秦纪》不在焚烧之列。这就是《史记· 六国年表》所说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

《焚书令》颁发施行后，收藏在咸阳的国家官藏图书并未焚烧。《史记·张丞相列传》曾记载张苍在秦王朝时曾任御史，“主柱下方史”，主管四方文书。《史记·萧相国世家》又载，刘邦率起义军攻入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焚书令中明文规定：“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即“易为 卜筮之书，传者不绝”（《汉书·艺文志》），“星官之书全而不毁”（《续汉书·天文志》）。
　　秦焚书并没有焚烧先秦诸子的诸作，这就是《论衡·书解篇》所说的：“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从先秦诸子的流传至今以及文献记载来看，秦始皇焚书时确实不曾焚烧先秦诸子的诸作。

　　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焚书时，有些人违令私藏《诗》《书》等典籍，使违禁书籍得以保存下来。例如，秦博士伏生曾私藏《尚书》，即“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汉书·儒林传》）。孔子的八代孙孔鲋，在焚书令下达后，他对陈余说：“吾将先藏之”（《孔丛子》）。《汉书·艺文志》颜师古引《孔子家语》：“孔腾，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

　　上述记载表明，秦始皇焚书，主要是焚烧《诗》《书》，而六国史书尤甚，其原因在于“为其有刺讥也”，即当时有些人利用这些书来诽谤朝政。除了明令不烧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秦帝国的国家藏书馆和秦博士的私人藏书并不焚烧。从文献记载看，因秦焚书而失传的典籍有两种，一是六国史书，二是《乐经》。即“至秦焚书，《乐经》亡”（《白虎通》）。秦焚书所造成的典籍失传，不过如此而已。《通志》卷七一谈到先秦典籍的丧失时说：“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秦国的焚书，先已有之。商鞅在秦国变法，曾“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秦始皇、李斯的焚书，不过是效法他们的先辈而已，并非“始作俑者”。

　　秦始皇的坑儒，起因是卢生等人愚弄秦始皇，诽谤朝政。秦始皇痛恨儒生诽谤朝政，令他们相互揭发，受牵连者460余人皆被坑杀。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并非要摧毁文化和仇视知识分子，他只是镇压那些利用《诗》《书》来诽谤朝政的儒生，而大量的先秦典籍仍被保存下来；秦王朝中的博士，亦多是儒生，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秦帝国建立之初，天下的老百姓还是欢迎国家统一的。贾谊的《过秦论》也承认这一点：“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可见，从知识分子到平民百姓，都对秦帝国持欢迎态度，抱有希望。《汉书·严安传》的“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也说明了这一点。

是秦始皇所实行的苛政，给秦帝国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使人民不堪忍受。其中，以繁重的徭役和严刑苛法，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最大，是秦始皇苛政的主要内容。至于焚书与坑儒，这对于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来说，究竟给他带来了哪些直接的灾害？秦帝国的百姓所痛恨的，是给他们带来直接灾难的徭役和苛法，而不是什么焚书坑儒。把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首条罪状，并以此来制造秦始皇的“暴君”形象，这完全是千百年来儒家学者宣扬的结果；后世平民百姓头脑中的这种认识，完全是他们给“灌输”进去的。秦始皇焚烧儒家学派的经典，坑杀儒生，这怎能不激起儒者对秦始皇的愤怒与仇恨？ 儒者称秦始皇为暴君，把焚书坑儒列为他的首条罪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秦始皇的主要历史过失，毕竟不在于焚书坑儒。

秦始皇晚年的政治，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可以称为“浩劫”，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得出秦始皇是“暴君”的结论。联系古今的无数的伟大历史人物，这是不难理解的。试问，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总是在区别他的功过或功罪、考察何者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吗？ 在评价封建帝王时，我们只能是看他的一生的作为对历史的发展的功绩或罪过，何者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像秦始皇这样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千古一帝，尽管他在晚年所实行的苛政曾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与浩劫，我们也不应用“暴君”二字来评价他的一生。
　　秦王朝毕竟是短命而亡了。一个新兴的王朝居然15年便短命而亡，如果不是出现了暴君，是无法使人理解的。事实上，秦帝国并非没有暴君。然而这个暴君并不是秦始皇，而是秦二世胡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