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来自上海的“新出版物”，不仅是新出的书刊，还特指传播新思想的书刊。从孙犁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史亦可见，近代上海是这一时期以左翼思潮为代表的先进思想文化生产、传播中心。
近代以来，上海率先工业化和城市化。聚集于此的发达机器印刷业、造纸工业等，是出版业得以繁盛的物质基础；城市化的加速，则进一步催生对报刊的社会需求。据《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记载，上海从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印刷工业规模增长了六倍，从而“不断扩展着一个影响全国的文化市场和思想市场”。
左翼文学、革命理论之所以能以上海为中心影响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除了出版业、现代邮政在此相结合之外，新教育、新学校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孙犁就读于新教育体制下的小学、初中、高中，才很自然地通过学习教材、阅读图书接受现代知识，通过报刊关注全国的思想动态，进而为其打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底色。
孙犁在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之前，已经在保定育德中学主办的《育德月刊》上发表了5篇作品。在读报的同时写稿、投稿、发表，让孙犁与报刊建立起密切联系。
可以说，孙犁的成长、工作和写作与新闻报刊紧紧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报刊业在孙犁青年时代塑造了其作为现代报人的底色，使之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文人的道路。
还有一点可以关注，孙犁在《中学生》杂志发表关于《子夜》的文章，包括此前投稿胡秋原在上海主编的《读书杂志》而未获发表的文章《论唯物主义艺术观》，显示出他对左翼理论的自觉学习与积极运用。这不仅提示我们在作家孙犁的身份之外，还需注意他的大量理论论著，如《文学短论》《文艺学习》等。
数十年后，孙犁回忆起当年阅读“从上海函购新出版物”的情境时仍难平静：“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寂无一人。萤萤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至此已三十九年矣。”这当是关于近代上海与进步青年之间深刻精神联系的一幅隽永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