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过秦》篇所述史事与《史记》的抵牾
《过秦》篇在《史记》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全文引录于《秦始皇本纪》，第二次见于《陈涉世家》篇末，所引文字自“秦孝公据崤函之固”开始，到“攻守之势异也”为止，相当于今本《贾谊新书》中的《过秦上》。第二次引用，情况稍有疑问，今本《史记·陈涉世家》无“太史公曰”而作“褚先生曰”，但南朝旧本仍有作“太史公曰”者，汉唐学者也多主张是司马迁原文。[3]无论如何，司马迁在“太史公曰”中曾经抄录《过秦》篇全文，是可以肯定的。
《过秦》篇夹叙夹议，述及秦代史事，有些内容颇为费解，有些记载不同于《史记》，历来受到质疑和批评，而贾谊如此记述的缘由则未见其详。这里试举三个例子。
其一，所谓章邯“要市”“谋上”。《秦始皇本纪》引《过秦下》曰：
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4]
司马贞《索隐》云：
此评失也。章邯之降，由赵高用事，不信任军将，一则恐诛，二则楚兵既盛，王离见虏，遂以兵降耳。非三军要市于外以求封，明矣。[5]
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三年条及《项羽本纪》记载，章邯叛降诸侯是因“赵高用事于中”，隔绝内外。章邯战败后遭胡亥责让，却无从上书陈情解释，惧罪恐诛，故而投降项羽。在这个过程中，未见章邯如何“要市”，又如何“谋上”。司马贞的批评是基于《史记》所载作出的，理由充足，但不能解释贾谊为什么如此论述。

其二，秦公子婴的才具。《秦始皇本纪》引《过秦下》云：
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6]
贾谊称子婴才能不及庸主，否则可以保全秦国本土。这通议论受到诟病，不晚于东汉中叶。《文选》卷四八载班固《典引》序：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郄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等对曰（李善注：善本无“等”字“曰”字。）：‘此赞贾谊《过秦》篇言：“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7]
————————————————————
班固及明帝之意，《史记》既然记载子婴设计诱杀赵高，则不能说他没有“庸主之材”。秦亡汉兴，势所必然，已非人力可挽，将秦亡之罪归于子婴，是过于苛责了。[8]

其三，《过秦》篇中称二世“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一句，自古未得确解。“民”字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无此上五字。”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云，《群书治要》即无此五字，又引中井积德曰：“五字不可解。”[9]可知《史记》别本确无“坏宗庙与民”五字。究其原因，可能是传抄者以为“坏民”不辞，又未识二世有“坏宗庙”之事，故而删略旧文。梁玉绳也说无五字者“甚是”，当以“更始作阿房宫”为句，“谓复作阿房宫也”。[10]俞樾则读“与民更始”为句，以为应移置前文“二世不行此术”下。[11]案“与民更始”，秦汉成语，《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诏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12]《史记·封禅书》载武帝封禅后诏书则有“与士大夫更始”语。[13]俞樾以“与民更始”为句固是，然遂移置他处，则是把“与民更始”视为善政，认为二世不能行此，以致灭亡。这很难说是《过秦》篇的本意。
秦汉篇籍，亡佚者众。贾谊立说，原不以《史记》为依据，其所诵读的诸子百家之书，今又多不可见。后人不知贾谊立论所据，而要强行解释或指责《过秦》，都难以切中肯綮。近年获读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简本《赵正书》，其中记述秦始皇、二世时事，与《史记》所载多有异同。拙文《〈史记〉与〈赵正书〉》已经指出，其书是小说家言，意在讽谏，所载未必皆同事实，但可以反映汉初一部分人所认识的秦代历史。今执此《赵正书》与《过秦》篇对读，则前文所述的三大疑滞，均可得到解释。

先看第三事。《赵正书》曰：
王死而胡亥立……因夷其宗族，坏其社稷，燔其律令及古（故）世之藏。有（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扶（抚）天下，曰：“且与天下更始。”[14]
文中，“王”谓“秦王赵正”，即秦始皇，胡亥即秦二世。《赵正书》中胡亥所谓“且与天下更始”，即“与民更始”之意。书中又云胡亥“坏其社稷”，可能是“坏宗庙”的讹传。“坏宗庙”事，实已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世元年，下诏“令群臣议尊始皇庙”，得出的结果是：
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15]
经此议定，唯独将秦始皇庙确立为统一后称帝者之祖庙，由天子亲祠。称帝以前之襄公以下诸秦君则称先王，仅保存七庙，[16]其余全部毁废。所存之庙也不再由天子亲祠，仅令群臣有司奉祀。[17]这就是贾谊所谓的“坏宗庙”。可作旁证的，还有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木牍，其文曰：
天下失始皇帝，皆惧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
即位元年的诏书提到“宗庙吏”“具矣”，可证二世对宗庙制度颇为在意。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则诏书“与黔首更始”即是“与民更始”，也是《赵正书》“与天下更始”一语的来源。胡亥自云“与黔首更始”，意在改元大赦，厘定制度，自我作古，以为可以安集天下。贾谊所说的“与民更始”，则是批评二世背弃传统，反而加重了秦的无道。《赵正书》中所谓李斯临终上书，历数胡亥的各种变革举措之后，说：“及中人之功力而求更始者，王勉之矣。斯见其央（殃）今至矣。”[18]作者应是认为与天下更始，是具有超凡功力的圣王才能做的事，胡亥以中人之资为之，只能自取灭亡。这恐怕是秦末汉初包括贾谊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的共同看法。
由《赵正书》及秦二世元年诏可知，贾谊《过秦》篇中所论确实别有所据。其余如章邯、子婴事，也可参读《赵正书》而得以解明。

《赵正书》载胡亥欲杀李斯，子婴进谏：
今将军张（章）邯兵居外，卒士劳古（苦），委输不给，外无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
子婴称，章邯将兵在外，“内有争臣之志”，对君主而言是危险。[19]《赵正书》中章邯与胡亥志意不同，有心谏争，且手握倾国之兵，因而对国君构成威胁。“要市”、“谋上”之说，或即由此类传闻引申夸大而成。[20]在《赵正书》中，章邯的“争臣之志”最终引发举兵内向，诛杀赵高，其文云：
将军张（章）邯入夷其国，杀高。
据此，则赵高之死与子婴无关。贾谊的立论如果是基于这类记事，班固和汉明帝的批评就失去了立足点。
《赵正书》旨在证明君主应虚心听谏，记载史事未必准确；贾谊论秦政之失，以为当世镜鉴，本意也不在考史求实。《史记》“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之言”，应当对贾谊所论稍加考辨删节。但司马迁却全文抄录《过秦》，以致《秦始皇本纪》一篇之内前后抵牾，原因何在，发人深思。
按照《史记》和后来纪传体史书的一般体例，纪、传、表、志的正文免不了因袭旧有的文献资料，但篇末的论赞则应自出机杼，是作者发挥己见、臧否人物、表达史观、展现才志的“自留地”。[21]至于书中所记人物的私家著作，则通常收录在本传中予以表彰。贾谊的《过秦》篇不入《史记》本传，却被司马迁用来代替自己的赞语，取舍、构思不同寻常，也值得从两方面来细究其故。

[1] 参看顾颉刚《司马谈作史》，《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226~233页。
[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论“《汉书》多载有用之文”，即举《贾谊传》为例，批评《史记》“列其《吊屈赋》、《鵩鸟赋》，而《治安策》竟不载”。他说：“此策皆有关治道，经事综物，兼切于当日时势，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遗之？”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30页。
[3] 《陈涉世家》末之赞语，今本作：“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后接“吾闻贾生之称曰”云云，似乎以下《过秦》篇文皆褚少孙所续补。其实不然。“褚少孙曰”下，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太史公’。”则刘宋旧本《史记》有作“太史公曰”者。裴骃案语引述班固《奏事》云：“太史迁取贾谊《过秦》上下篇以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下赞文。”今本作“褚先生”，可知当非《史记》原貌。司马贞《史记索隐》亦云，褚少孙仅于司马迁所述《过秦》篇文前加入“地形险阻”至“岂不然哉”数句，而改“太史公”为“褚先生”。司马贞说所据未详，或因见《汉书·陈胜项籍列传》末“赞曰”无“地形险阻”等句，而径引贾谊文，以为褚少孙增补前之旧貌。《汉书》颜师古注引应劭亦曰：“贾生书有《过秦》二篇，言秦之过。此第一篇也。司马迁取以为赞，班固因之。”总之，虽然南朝通行本《史记·陈涉世家》末引《过秦》篇前已作“褚先生曰”，但仍有旧本作“太史公曰”，且东汉至唐代学者都主张不是褚少孙所新附的。

[4] 《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82年，第276页。
[5] 《史记》卷六，第277页。
[6] 《史记》卷六，第276页。
[7] 《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749页下。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录班固《典引》即节录此文，大意略同，见《史记》卷六，第294页。
[8] 今本《史记》于《秦始皇本纪》后附“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应该就是班固所云汉明帝诏问，与群臣讨论的结果。其中说：“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史记》卷六，第293页）盛赞子婴诛杀赵高的决断和志意。案《秦始皇本纪》云“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史记》卷六，第275页），未见有车裂事。明帝记忆稍误，或别有所据。

[10-1]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六，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10]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中华书局，1981年，第193页。
[11] 俞樾《诸子平议》卷二七，中华书局，1954年，第544页。
[12] 《汉书》卷六，中华书局，1962年，第169页。
[13] 《史记》卷二八，第1398页。
[14]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3页。
[15] 《史记》卷六，第266页。
[16] 所存七庙应是献公至庄襄王。若秦始皇庙也计算在七数之内，则二世时所存先王庙为孝公至庄襄王六庙。
[17] 参看李开元《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到西县告庙祭祖说——兼及秦统一后的庙制改革》，《秦汉研究》第10辑，2016年，第14~16页。
[18]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第193页。

[19] “争臣”后来也写作“诤臣”，指直言敢谏，能驳斥君王的大臣，多作褒词。在秦汉之际的某些语境中，却并非如此。《韩非子·说疑》曰：“若夫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周勋初等《韩非子校注（修订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491~492页）大意是，争臣要求主上言听计从，不惜以死相争，自古为王者所不容。
[2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卜司晨同学提示，《史记·主父偃列传》载主父偃上书谏用兵匈奴曰：“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所云“外市”与《过秦》篇中的“要市于外”用语接近，或许有渊源关系。案此语意为章邯拥兵自重，与外人交易，成其私利。《集解》引张晏曰“与外国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认为章邯的“外市”也是里通外国。这与司马贞对《过秦》篇“要市于外”的解释不同，而符合《史记》记载的章邯降楚。主父偃此语所依据的历史记载究竟如何，还未敢遽定。目前仍感到，通过《赵正书》的记事来理解《过秦》篇所谓的“外市”，尚较顺畅。今两存异说，以备考证。
[21] 《宋书·范晔传》载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宋书》卷六九，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可以说明史传论赞的作用。关于论赞的内容、功能和流变，参看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三联书店，2008年，第265~293页。

本文后两部分的标题分别是：
二、《屈贾列传》不录《过秦》篇的原因
三、《史记》引述《过秦》的隐约微意
第二部分主要“解读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的安排”，文中提出“屈原、贾谊的经历和著述与司马迁的晚境联系紧密”。第三部分作者的观点是：司马迁引用《过秦》篇，是借贾谊之语来批评武帝&&，表达循此不改将重现亡秦之祸的隐忧。
因这两部分与秦史的关联不大。所以楼某将其略去。有需要的读者可在网上或微信上自行搜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