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表面上，历史似乎具有多元和多重原因的特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就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序言中，他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资本论》第1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暗示了一种直线发展的历史观。而在其致米海洛夫斯基的信（1877年11月）中，他又指责这样一些人，说他们想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346页）；在《大纲》中也有许多章节谈到这一点；这些都表明了多线的历史观。
　　关于第二点，这里只需指出的是——除了一两处显然是夸张的用词外——所有马克思的预见都是附有条件的，而且都受假定其他情况相同的从句的制约；因此，他不是波佩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者（参看历史主义条目）。
　　至于第三点，马克思显然不是宿命论者。在马克思看来，未来所以会发生什么事，那是由于或至少是依靠人们的努力，而不能无视人民的这种努力。任何其它的观点都是对历史进程的粗鄙的具体化，而且同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论断是相违背的。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不是宿命论者，但葛兰西（他的《政治著作选集（1910—1920）》，1977年英文版）仍认为把1917年说成是“违背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一场革命”是恰当的；而最近由哈贝马斯（见其《哲学政治概论》，1971年英文版），和韦尔默尔（见“参考书目”9）所代表的批判路线，则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引用的一位评论家对他的方法表述的那一段话，虽然马克思本人是赞同的，但却是从主观主义的角度误解了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这段引文说“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页）。　　正象关于决定论的一般争论与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纠缠在一起的一样，关于必然性的争论同关于自由的争论的也纠缠在一起。在《资本论》的第3卷的一段有趣的章节中马克思把两种自由观并列在一起；第一种自由观在于合理地调节必要劳动并把这种劳动减低到最低限度；第二种自由观在于把“人类能力的发展”当作“目的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马克思是否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这种自由创造活动完全不受社会形式（中介）和历史环境的限制或制约，尚不清楚。总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了一种具有不同色彩的一般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他论证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虽然恩格斯把这一概念的出处归之于黑格尔，但他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是根据培根和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只有我们服从自然界，自然界才服从我们以及知识就是力量的论述去理解黑格尔的格言的，而不是根据斯宾诺莎或黑格尔的原义去把握的。如果这样解释恩格斯是对的，那末自然界和社会之间就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为在社会科学中，知识或行动对所描述的必然性来说并不是外在的。另一方面，象从自然主义角度描述的那样，正是这样一种使来自社会进程的力量明显的错置，才成为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进化论（参看实证主义条目）和第三国际的历史辩护论（或极端唯意志论）的特征。普列汉诺夫在其著名的《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1908年）中，力图证明决定论的信念与高水平的政治活动是一致的，认为个人虽可能“使各个事件的单个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改变一个样子”，但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趋向”（见“参考书目”6，第169页）。虽然阿德勒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以各种方法调和目的论和因果性，即以非唯意志论的社会形态观对人的能力作用作出有意义的说明，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的倾向一直是反自然主义、反因果论和反决定论的。这一倾向在萨特那里达到了顶点，他力图把历史的可理解性建立在个人可自由选择事业这一点上，虽然他也坚持中介所起的多程序和多层次的作用，这种作用使通常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各种力量都受其支配。在萨特那里，正如在费希特那里一样，需要加以解释的，是限定而不是自由（或解放的可能性）。（参看辩证法；个人；认识论；唯物主义；实在论；科学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