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土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一文对河北大族随慕容德南渡青齐,及其与南燕政权关系问题最早加以揭示，并指出这种现象与东晋政权的建立有相似性，以及北来豪强能够在青齐地区形成、发展其势力的原因。魏斌《公孙五楼家族与南燕政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5年第22期)一文主要在唐文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究。
与五燕有关的士族个案研究主要有,高诗敏《十六国北朝时期渤海封氏的变迁》(《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文才《渤海封氏与慕容鲜卑关系试探》(《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等针对封氏家族的研究;宋艳梅《两晋之际河东裴氏播迁考论》《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对河东裴氏的研究等。

在十六国的动乱时代,五燕政权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历史人物，学者们对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作了专门研究。主要有崔向东《论慕容廆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冯君实《评慕容垂》(《松辽学刊》,1986年第2期)、李智文《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名将一慕容垂》(《北朝研究》,1996年第1期)、宋丹凝《鲜卑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一慕容恪》(《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2期)、梁军《五胡十六国第一名将慕容恪军事活动初探》《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孙晶琪《简论冯跋》(《松辽学刊》,1996年第3期)、赵红梅《慕容廆时期“谋主”黄泓籍贯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等等。但相对于五燕时期众多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来说,这些研究还明显薄弱;而且在研究中也多忽视了其民族、家族、文化背景等对其人生经历的影响。
有关五燕经济的研究因史料稀少而相对比较薄弱,但总体来说,学者一般都对慕容鲜卑、五燕经济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尤其是对东北地区开发问题上。如薛海波等论文(《以慕容燕研究为例谈东北史研究的深人开展》，《东北史地》,2013年第4期)。有关经济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三燕时期辽西农业的发展问题上。成果主要有杨富《三燕时期辽西地区的农业发展》(《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十六国时期辽西经济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许昌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李春玲《论十六国时期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北方文物》,2009年第2期)等几篇论文。而韩国学者池培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皝时期的经济政策》(《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3期)、《关于前燕慕容皝在位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一一以封裕的上书为中心》(《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两文则通过系统分析封裕上书,对其中所反映的各种社会经济情况，及汉人士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社会、经济政策观念等问题作了研究。此外,五燕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则未见专门的研究。

十六国是中国古代人口流动极为剧烈的一个时期,五燕控制下的东北、华北地区也是如此。涉及五燕人口及流民等问题的整体性研究主要有，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上、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期)等论著。
对于五燕侨土关系、胡汉关系的研究主要有,李海叶《慕容氏辽东政权的“侨土”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一文分析了慕容氏辽东政权“重侨轻土”“以侨统土”政策出现的原因。仇鹿鸣《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辑)则分析了前燕侨郡的变化,及其反映出的慕容政权内部胡汉关系的微妙变化。相关成果还有杨龙《试论十六国时期前燕的人口管理》(《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薛海波、郭艳平《试论4世纪前期慕容燕政权统治下的胡汉流民群体》(《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黄河《3一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刘卓一《浅析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燕的侨置政策》(《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等。

关于五燕文化的研究，[韩]金成淑《慕容鲜卑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对慕容鲜卑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都有较细致的研究,但其对于考古资料的使用较为随意,故内容多有可推敲者。李海叶《慕容氏龙城归葬习俗与民族融合》《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一文则专门探讨了慕容鲜卑归葬龙城习俗,及其文化心理内涵。
慕容鲜卑民族特色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黎虎、[韩]金成淑《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从整体上探讨了慕容鲜卑音乐发展流变等问题,是目前最为全面的论述慕容鲜卑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
对慕容鲜卑具体音乐作品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阿干之歌》及《慕容垂歌辞》的探讨。成果主要有,阿尔丁夫《关于慕容鲜卑〈阿干之歌>的真伪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周建江《关于〈阿千之歌>的若干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赵世璜《〈慕容垂歌辞〉中的“慕容”究竞是谁?》《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张宗原《关于<慕容垂歌))(《复且学报》,1999年第4期)等。

关于慕容鲜卑教育的研究主要有,刘兆伟《中国古代东北乌桓鲜卑教育概说一一慕容鲜卑教育的特色》(《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一文对慕容鲜卑教育制度、政策、内容、思想以及影响等问题都作了分析研究。陈燕《十六国时期氏族和鲜卑族教育政策对比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则通过慕容鲜卑与前秦氏族教育政策的对比,指出两者在普及性上的差异及形成原因。赵红梅《向慕与吸纳:学校教育在游牧民族志社会的推进一一以前燕官学教育为例》《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4期)、《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一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慕华风，易胡俗一是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助推力》(《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专门探讨了慕容鲜卑传统教育与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积极意义。相关研究还有田立坤《三燕教育钩沉》《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等。

关于五燕宗教研究主要有,董高《三燕佛教略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一文借助考古和文献资料对前燕、后燕和北燕的佛教信仰情况,及其与高句丽、北魏佛教的关系均作了分析。[韩]金成淑《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文史哲》,2005年第2期)一文所论略同。但二者对于三燕佛教信仰情况的评价似乎较过。相关研究还有高然《慕容燕国与佛教》(《北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等。
1949年以后,随着有关慕容鲜卑及五燕考古资料的大量出现,相应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以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一一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等系列针对鲜卑考古的研究论文为开端，学术界的相关研究逐渐展开,对慕容鲜卑及诸燕考古学文化分类、分期等问题以及出土文物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且结合考古资料所体现出的民族、地域文化特征,对鲜卑民族历史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情况等也都作了较细致的研究,其中尤其以有关步摇冠饰以及甲骑具装的研究最为学者重视,如近年徐秉琨《步摇与慕容鲜卑》(《文史》,2014年第4辑)一文，以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考察了步摇起源、传播,并由此对中国北方各族与中西亚文化交往、名号变迁等问题均作了探讨。

在有关五燕的历史记载中,往往存在着相互出人的情况，给研究工作造成不便,因此学者对于五燕史料也作了较多考证工作。如邱每《慕容皝迁都龙城年代考异》(《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第4期)、弓因《慕容儁称帝建都何处》《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1期)、李步嘉《后燕“带方”“王佐”非人名辩》(《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一辑，1982年版)、李森《南燕广固被“夷其城隍”说辨正》(《历史教学》,2000年第4期)等等。
此外，许多探讨中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的具体论著中,对于慕容鲜卑、五燕也多有涉及,因其不以慕容鲜卑或五燕历史为主,故不再赘引。
从以上对有关慕容鲜卑、五燕历史研究情况的简要综述可以看到,相关研究涉及范围很广、成果丰富，许多问题也都得到较为深人的研究,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虽然研究涉及了各个方面，但整体上看还较为分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针对慕容鲜卑、五燕历史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面世。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十六国诸割据政权已多有各自的国别史问世，如蒋福亚的《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周伟洲的《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南凉与西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齐陈骏的《五凉史探》(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洪涛的《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五凉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等,慕容鲜卑、五燕史的长期缺位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次,相关的研究也不平衡,而且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地综合分析和研究。再次,虽然相关考古资料大量出土,就此做书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总的来看,考古成果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很不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考古学对慕容鲜卑、五燕史研究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

有关慕容鲜卑、五燕历史的文献资料相对十六国其他政权来说并不算少,但较为分散,相互之间也有很多出人,因此对于史料的辨析以及综合整理既重要，又有较大难度。相关史料基本分布于《晋书》《魏书》《北史》等正史，《资治通鉴》,类书如《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以及各种佛教典籍、地理著作之中。其中各种类书往往直引五燕国史如范亨《燕书》、张诠《南燕书》、高闾《燕志》，以及崔鸿《十六国春秋》原书中的五燕部分材料,所保存的史料最为原始;《资治通鉴》中的史料脉络清晰,且考订较准确;《晋书》的载记部分则保存史料相对完整,尤其是大段的奏章及君臣议论等内容,可补他书之不足,以上三方面史料是五燕史研究的主体文献资料。此外,20世纪中期以来,在今东北、内蒙古等地出土了大量慕容鲜卑及诸燕国的考古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相关简报多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文革”之后;而1995年春至1998年冬发掘的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更是成为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这些资料还需要深人发掘其历史联系,为慕容鲜卑、五燕史研究提供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