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圆瑛大师,毕生热爱祖国,反对外来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行为是最使人钦佩的大德懿行。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危急关头,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法师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