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太后确实比较舒服【史料】慈安慈禧两老寡妇每月山珍海味账...

在清宫里当女官，不但拿不到俸给，而且还是一个颠倒要赔钱的苦差使。老实说：当和我的妹妹在宫里面的时候，我父亲时常要拿钱送进来给我们使用。每个月，我和容龄两人，光是赏给那些厨夫的钱，就是整整的一百两；禁不起太后还要不时赏赐东西给我们，那就花费得越发厉害了。因为太后把东西赏赐给我们，总得教太监捧着送来的，这些太监就非给他们力钱不可；而且他们都有一副充满着商业化底思想的头脑，要如太后一次赏给我们六七件东西，他们就会每人拿一样，分着六七次送来，他们这样一弄手段，我们的钱就格外容易出去了！譬如六七件东西在一次送来，那我们只须给他们二三十两银子的力钱就行了；他们分成了六七次，我们每次至少就得给十两，合并起来，便是六七十两了。这种情形，我们虽明知是太监们的捣鬼，可是谁敢给太后说呢？因为拿力钱，讨赏钱的习惯，在宫里已成一种牢不可破的陋规；就是太后知道了，也只能付诸一笑而已。在这列火车上，有一个太监是专门给我收拾床铺，并照料洗脸漱口等事的，我少不得又须重赏他一番。
据我自己混统算起来，就拿我们在宫里头或颐和园里过的日子算，每一天平均必须支出赏钱二十两，合如今的银币三十元左右，再加动不动还有特殊的开销，我父亲真给我们累得够了！可是我和我的妹妹都是绝对不会打算盘的人，所以父亲究竟花了多少钱，才把我们维持在宫内，若是之久，我们真说不出确数来；只知道那是决非一个小小的数目！其中的大部分是用来买东西贡呈太后的。贡呈太后的东西当然以尤精贵为尤妙，其价值也就可以想见了。

几例清代后妃人情往来网页链接

前朝宫人数量众多，为各种史料所记载，成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有力证明。如汉代“六宫采女凡数千人”，晋武帝时“掖廷殆将万人”，明代也有“宫女至二万人”之说[插图]。相比之下，清代宫女的数量“可谓至少”。关于清代宫女的人数，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中说，“宫女定制不得逾五百人”[插图]，但官方文献中并未发现有此规定。不过，从各类史料的记载来看，清代宫女的确未逾此数，甚至远少于500人。康熙二十九年，皇帝曾宣布，“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老媪、洒扫宫女以上，合计止一百三十四人”。如再除去妃嫔和老媪，乾清宫妃嫔（此处指当朝皇帝妃嫔）所用宫女的人数应不满百，再加上宁寿宫等处宫女，大概百人，即便如此，康熙帝仍表示“朕以天旱，欲省减宫人”。朝臣们一致认为康熙朝宫女数量“可谓至少，不独三代以下所无，虽三代以上，亦未有如此者。皇上节俭盛德，诚超迈千古矣”[插图]。至康熙四十八年，皇帝再次表示，“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饭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则宫中不过四五百人而已”[插图]。此处的四五百人，包括宫女和太监，如单独计算宫女，其数量较康熙二十八年应无大的变化。这一情况至乾隆末年仍无大的变化，乾隆五十六年，皇帝曾说，“至于宫中嫔御，以及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约计不过二百人”。五十七年四月再次强调，“其余给使女子，合之皇子皇孙等乳妪使婢，统计不满二百人”[插图]。康熙二十八年统计的是皇帝妃嫔使用的宫女、嬷嬷，乾隆帝则将自己的妃嫔和宫女、皇子皇孙所用宫女及嬷嬷妈妈都算在内，因此总数超过康熙朝，如果单算宫女，应该也不会与百人左右的规模相差较大。

前述嘉庆三年的谕旨显示，嘉庆帝有3位乳母，这与我们在内务府档案中得到的信息一致。《内务府奏案》记载了嘉庆帝的乳保姓氏及获封赏情况：“嘉庆三年，仁宗睿皇帝位下嫫嫫三名，头嫫嫫孙氏追封温惠夫人，二嫫嫫朱氏追封勤恪夫人，三嫫嫫张氏追封恭顺夫人。恩赐该子嗣骑都尉世职，荫袭三代，各赏住房一所，银一千两，祭田八十晌。修盖坟茔，建立石碑，看坟人由该族中拨出十户，每人给房一间，每月各给一两钱粮米石。妈妈里二名，各赏住房一所，银一千两，祭田八十晌，修盖坟茔，看坟人由该族中拨出十户，共给房五间，无钱粮。”[插图]嘉庆朝的乳母中首次出现“头嫫嫫”、“二嫫嫫”和“三嫫嫫”的说法，不知是根据乳母的地位，还是其哺乳皇帝的先后次序而定，但从其封赏待遇来看，并没有差异。此处的“妈妈里”即保母，她们没有封号，只是给予经济赏赐和修盖坟茔等待遇。

“不与外事”：清帝对皇太后角色的定位与建构
清代皇帝对太后的“庆隆尊养”，并不意味着太后权力的至高无上。“不与外事”一直是皇室对太后的基本要求。从孝庄开始，尽管其在顺康两朝地位崇高，但她也明确声明自己“不与外事”。至乾隆朝，皇帝一方面向天下大肆彰显其孝亲之道，另一方面则格外注意培养太后区分“内外”的意识，使其自觉地不问外事。道光帝在彰显孝道方面较乾隆帝低调很多，但在约束太后的言行和权力方面则严格遵从了乾隆朝的方针，甚至进一步发展。直到同治帝即位，年幼的皇帝才失去了对太后权力进行约束和管控的客观条件及主观能力。

太后宫三大节仪式的减杀
前文已述，早在顺治时期，皇帝就开始逐步切断后宫与外界的往来，其中也包括太后。顺治十一年谕令，停止命妇更番入侍，但福晋、命妇等满洲贵族女性仍须在节庆时入宫向太后朝贺。
从以上太后宫三大节筵宴仪制中可见两个变化，一是筵宴规模逐渐缩小、礼仪趋向简化；二是有资格进献牲酒桌张者逐步限于亲王、郡王类高级别宗室人员，承应乐舞者也由礼部变为内务府。而即便这样日趋简化的筵宴之礼也并未得以严格遵行，太后宫庆贺常被取消或停止。

清帝对太后权力和活动范围的掌控
顺康年间，孝庄太后对军国大事的参与和决策，前人已多有论述[插图]，这与皇帝年幼和当时的政治格局等因素都有一定关系。尽管如此，清初并未形成太后垂帘的政治局面，甚至在官方史书中始终没有以太后名义正式发出的决策国政的旨意，这固然与孝庄本人有着较强的“内外”意识有关，顺、康二帝对太后势力所进行的平衡和抗争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如杨珍指出，顺治帝亲政后，对汉文化较为接受和认可，时人称其“专厌胡俗，慕效华制”，同时给予汉官一定的权力。但以孝庄太后、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老一辈满洲贵族对汉文化、明制怀有疑虑和敌意，顺治帝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集中权力[插图]。康熙皇帝自幼受祖母教导，对其尊孝有加，但也逐步阻断其与朝臣的联系。姚念慈指出，从康熙十四年起，皇帝向两宫太后问安时即不准起居注官员随行，因此《起居注》所记太后形象，并非官员所见，皆为玄烨个人描绘。擒拿鳌拜之后，康熙帝还下令禁止文武官员交结内大臣、侍卫，切断朝官与侍卫的交通，也就间接切断了孝庄通过此途径对外间局势的掌控和影响[插图]。姚念慈和乔治忠的研究还指出，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的行动，也是瞒着孝庄进行的[插图]。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决定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加上徽号，而孝庄推辞曰“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插图]，在一定程度上也传递出太后对于皇帝权威的认可，以及皇权与太后权力之间的一定原则和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