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过一篇百度上面的自媒体文章，它讲在古代，中国的鸡都是肉鸡为主，而欧洲的鸡都是蛋鸡为主。出于查证的目的，我搜集过一些资料。从中国西周的鸡蛋壳大小，到欧洲古希腊遗址的鸡蛋壳大小，未发现证据。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很新的知识，世界上所有的鸡都来自亚洲。考古学家戴尔·塞金森 (Dale Serjeantson) 认为鸡的驯化和水稻有极大的联系。
学术界普遍认为鸡的驯化起源于东南亚，然而国际科研团队，并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古代遗址。中国与东南亚，在相近的时期，实际都独立地完成了鸡的驯化。
慕尼黑大学的古解剖学家 Joris Peters 与牛津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动物驯化专家 Greger Larson 合作。两人组织了一个国际团队，对来自世界各地 600 多个考古遗址的鸡骨、其年代和相关记录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在另一项研究中，该团队直接测定了在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发现的鸡骨的年代。他们发现，旱稻种植、小米和其他谷物的传播与鸡的出现之间存在“惊人的”相关性。
研究小组在《古物今日》中报告称，欧洲最早的鸡是在 2800 年前在意大利的一个伊特鲁里亚遗址发现的。他们指出，早期的鸡体型较小，并不是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该团队的调查显示，在鸡被引入每个新地方约 500 年后，它们就失去了特殊地位，成为一种普通食物。
鸡们的羽毛、颜色、黎明时分的大声啼叫声、雄性之间的竞争是有价值的，它们是一种陪葬动物。鸡最初传入欧洲的时候，成为了希腊人的仪式动物。在早期希腊遗址中，公鸡骸骨数量上是母鸡骸骨的三倍，且骸骨缺乏被刀切割、沸水煮过的痕迹。
仪式可以被理解成是一条抽象的线，在非宗教和宗教之间前进和后退，它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和宗教产生联系。在埃及的雕刻中，一条轨迹近似封闭长方形，在上方、左方、右方都近似直线，在下方盘折形成一个个细长的凸起的二维平面的蛇，象征着日的循环，有着自我保护的仪式意义。在这个例子中，仪式与宗教无关，而是对于自然规律、天体运动的抽象化。在许多古代神话中，神在人间只有短暂的化身。捆绑仪式是一个在古代社会诞生的有趣想法，人们通过捆绑神来阻止它们离开，通常使用蛇作为绳索，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宗教仪式。后世人常认为蛇代表永生。
蛇缠绕人的文物可以是灯具。这种灯的孔洞都在身体的中部。陶土材质的实物证据，有希腊的雅典灯，埃及的亚历山大灯。金属材质的实物证据，有埃及、土耳其、意大利的文物。菲茨威廉灯，可能是西方考古热时期掠夺的埃及文物，是一个蛇缠绕人，头顶一个小孩的灯具。通常，这种附属物通常能提供身份锚定，比如凯撒的雕像，它有一个爱神丘比特的附属物，表明了凯撒自称的美神维纳斯后裔身份。这几种灯具所代表的，要么是奥西里斯，要么是伊西斯。
下面介绍具体的例子，是雕塑文物，可以说明物种的转移、分散，对仪式学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叙利亚圣殿是罗马贾尼科洛山上的一座圣殿遗址，保留下了多个时期、不同宗教的遗迹。在犹太三角形圣坛区域出土的一座和人差不多大小的雕像，由于无法判断身份是具体的哪位神或是伟人，草率地命名为贾尼科洛雕像。这是一座葬礼性质的青铜雕像，身体除了头和脚，都被制作成蛇缠绕的形状，一个不知羞耻的小孩被连接在雕像的头顶，有些鸡蛋壳散落在青铜雕像旁。这些破碎的鸡蛋壳原本被堆叠在雕像的头部。人类并没有操控蛇类的能力，但人们有着对蛇吞食蛋类的经验主义观察，所以人们选择了在雕像头顶摆放鸡蛋，实现了对自然现象、动物活动的模拟，从而解释仪式的合理性。这个理论在罗马献祭壁画上得到了再次肯定，壁画上的蛇类，通常爬向摆着鸡蛋的祭坛。值得强调的是，旧约中从未提到过鸡。鸡作为一种家畜，在它传播过程中，它强势地加入了仪式学，可见物种的转移、分散，同样是仪式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了严肃的历史研究，对驯化物种的传播研究，是人类生物学的不断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杂交水稻，是基于袁隆平所发现的野生水稻，和他的长期工作，创造出的品种。美国的转基因大豆，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获取了野生大豆，创造出的新品种。
有关文化演替、文明起源的驱动机制，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多认为，主要是由内部社会发展驱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多认为，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驱动的。最后，他们承认原因是复杂的。
在全新世早期和中期（大概从11700年前，到11000年前）的阿拉伯半岛，以沿海为中心的人类能进行早期的船只使用，与红海和波斯湾、阿曼湾沿岸地区接触。由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内陆地区被山脉和沙漠一分为二，海上的交流和贸易通常并不比陆地上的活动更困难。这种海上交流是基于阿拉伯半岛的季风环流。季风的英语monsoon，实际上源自阿拉伯语mausim，因为欧洲几乎不受到季风环流影响。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的的人们已经会采集、加工珍珠。
海上交流的关键因素是季节性风向。在红海，风向将海洋分为两个主要区域。这种模式使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从红海向南航行非常容易，而向北航行则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在北部地区，全年盛行北风。在南部，虽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风仍从北方吹来，但从10月到3月或4月有一段时间——阿拉伯海东北季风的季节——吹来南风。因此，帆船可以航行到红海的一部分。
季风流引起沿海海洋上升流区域，使某些沿海地区生物资源丰富。这些地区位于也门东部海岸和阿曼海岸。这些上升流中的营养物质促进了广泛而强烈的浮游植物繁殖，进而支持了大量鱼类和鸟类种群。阿曼东南海岸的上升流延伸约 1,000 公里的海岸线。因此，阿曼海岸是中东最丰富的渔区之一。
公元前 6200 年左右，北极冰川融化，吸热导致全球气温下降，大量淡水涌入大西洋，大西洋经向性翻转洋流显著削弱，扰乱全球洋流，南黎凡特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南部和西奈沙漠）经历了数百年的长期干旱，阿拉伯半岛的本土植物几乎灭绝。不过，一些人推测它始于劳伦特德冰原的最后崩塌。不管哪种原因，都导致了海岸线上涨，很多人类活动遗址被淹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海法大学和巴伊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享了新的证据，表明被淹没在水下的哈博尼姆北村，在这一时期不仅仍有人居住，而且相当繁荣。这次水下发掘是在COVID-19 封锁期间进行的。国际考古队采用沉积物疏浚、取样、摄影测量和三维建模相结合的方法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陶器碎片、石器（包括礼仪武器和渔网砝码）、动物和植物遗骸以及建筑。
哈博尼姆北村是如何度过最恶劣的气候不稳定时期的？研究人员指出，这个村庄的经济已经从农耕经济，发展为多样化经济，包含了海洋文化和贸易。证据包括渔网砝码、玄武岩制成的工具（这种石头在地中海东岸的这一地区并不天然存在）以及一个祭祀用的矛头。
这种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海洋贸易关系，在2009年发表的《Shell Middens, Ships and Seeds: Exploring Coastal, Subsistence, Maritime Trade and the Dispersal of Domesticates in and Around the Ancient Arabian Peninsula》中有很好的论述，本贴有很多内容来自于它。
公元前四千年，阿拉伯半岛两侧的贸易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包括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早期青铜时代城市文明的广泛海上贸易。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的人们热衷于来自美索不达亚的优质陶器，在商业网络之外，无法获得这种陶器的区域出现了仿制品。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阿拉伯南部的耕作系统的发展，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是沙漠，只有地中海系统的冬季降雨，和季风系统的夏季降雨，大部分地区不适合耕种。绿洲农业利用了地下水资源，人们修建了“坎儿井”，在含水层含水量较高的地方，挖掘出一个地下空间，再挖掘井。绿洲农业主要种植枣椰树，在枣椰树的遮荫下可以种植谷物、豆类和蔬菜。冬季作物，如小麦和大麦，都是以这种方式种植的，夏季作物也是如此，包括高粱和一些地区的珍珠粟。
山区降雨量较高，夏季季风带来的有限降雨径流可以为农业提供足够的水。阿曼山区每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700 毫米，足以种植农作物而无需灌溉，降雨主要集中在冬季。因此，该地区的传统作物主要是近东地区的冬季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在也门，山区降雨充足，足以支持农业，而径流使靠近蒂哈马平原的山麓地区可以进行雨养农业。
很多人认为，只要不是中国新疆，有“坎儿井”那便是这是西方学者所伪造的遗址。这个观点我不认可。阿拉伯的大多数驯化植物和动物并非起源于本地。从非洲向印度向东传播的驯化植物，基本跳过了阿拉伯半岛，因为阿拉伯半岛缺乏河流冲积平原。非洲存在的古老印度瘤牛骨骼，证明了印度和非洲之前存在着，通过阿拉伯半岛作为媒介进行的，大宗商品贸易。 现代驴都是来自非洲野驴的驯化，阿拉伯半岛很早就开始使用驴作为商队载具。然而阿拉伯半岛发生过驴的灭绝，后面的驴实际来自另一个非洲野驴的亚种的驯化。
公元前2000年之前，源自中国的荞麦已传到欧亚大陆各地。我认为荞麦也是通过阿拉伯半岛这个跳板，传入欧洲大陆的。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阿拉伯半岛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些地区的海上活动总体上保持连续性，而其他地区则最终出现中断，该地区普遍存在政治不稳定的时期。公元前2000年，阿拉伯半岛达到了海洋贸易的一个顶峰，并在希腊罗马时期达到了印度洋香料贸易的一个顶峰。对此，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喜欢的不是中世纪盛行的黑胡椒，而是更难保存和运输的长胡椒。
学术界普遍认为鸡的驯化起源于东南亚，然而国际科研团队，并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古代遗址。中国与东南亚，在相近的时期，实际都独立地完成了鸡的驯化。
慕尼黑大学的古解剖学家 Joris Peters 与牛津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动物驯化专家 Greger Larson 合作。两人组织了一个国际团队，对来自世界各地 600 多个考古遗址的鸡骨、其年代和相关记录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在另一项研究中，该团队直接测定了在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发现的鸡骨的年代。他们发现，旱稻种植、小米和其他谷物的传播与鸡的出现之间存在“惊人的”相关性。
研究小组在《古物今日》中报告称，欧洲最早的鸡是在 2800 年前在意大利的一个伊特鲁里亚遗址发现的。他们指出，早期的鸡体型较小，并不是主要的肉食来源。但该团队的调查显示，在鸡被引入每个新地方约 500 年后，它们就失去了特殊地位，成为一种普通食物。
鸡们的羽毛、颜色、黎明时分的大声啼叫声、雄性之间的竞争是有价值的，它们是一种陪葬动物。鸡最初传入欧洲的时候，成为了希腊人的仪式动物。在早期希腊遗址中，公鸡骸骨数量上是母鸡骸骨的三倍，且骸骨缺乏被刀切割、沸水煮过的痕迹。
仪式可以被理解成是一条抽象的线，在非宗教和宗教之间前进和后退，它可以是世俗的，也可以和宗教产生联系。在埃及的雕刻中，一条轨迹近似封闭长方形，在上方、左方、右方都近似直线，在下方盘折形成一个个细长的凸起的二维平面的蛇，象征着日的循环，有着自我保护的仪式意义。在这个例子中，仪式与宗教无关，而是对于自然规律、天体运动的抽象化。在许多古代神话中，神在人间只有短暂的化身。捆绑仪式是一个在古代社会诞生的有趣想法，人们通过捆绑神来阻止它们离开，通常使用蛇作为绳索，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宗教仪式。后世人常认为蛇代表永生。
蛇缠绕人的文物可以是灯具。这种灯的孔洞都在身体的中部。陶土材质的实物证据，有希腊的雅典灯，埃及的亚历山大灯。金属材质的实物证据，有埃及、土耳其、意大利的文物。菲茨威廉灯，可能是西方考古热时期掠夺的埃及文物，是一个蛇缠绕人，头顶一个小孩的灯具。通常，这种附属物通常能提供身份锚定，比如凯撒的雕像，它有一个爱神丘比特的附属物，表明了凯撒自称的美神维纳斯后裔身份。这几种灯具所代表的，要么是奥西里斯，要么是伊西斯。
下面介绍具体的例子，是雕塑文物，可以说明物种的转移、分散，对仪式学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叙利亚圣殿是罗马贾尼科洛山上的一座圣殿遗址，保留下了多个时期、不同宗教的遗迹。在犹太三角形圣坛区域出土的一座和人差不多大小的雕像，由于无法判断身份是具体的哪位神或是伟人，草率地命名为贾尼科洛雕像。这是一座葬礼性质的青铜雕像，身体除了头和脚，都被制作成蛇缠绕的形状，一个不知羞耻的小孩被连接在雕像的头顶，有些鸡蛋壳散落在青铜雕像旁。这些破碎的鸡蛋壳原本被堆叠在雕像的头部。人类并没有操控蛇类的能力，但人们有着对蛇吞食蛋类的经验主义观察，所以人们选择了在雕像头顶摆放鸡蛋，实现了对自然现象、动物活动的模拟，从而解释仪式的合理性。这个理论在罗马献祭壁画上得到了再次肯定，壁画上的蛇类，通常爬向摆着鸡蛋的祭坛。值得强调的是，旧约中从未提到过鸡。鸡作为一种家畜，在它传播过程中，它强势地加入了仪式学，可见物种的转移、分散，同样是仪式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了严肃的历史研究，对驯化物种的传播研究，是人类生物学的不断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杂交水稻，是基于袁隆平所发现的野生水稻，和他的长期工作，创造出的品种。美国的转基因大豆，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获取了野生大豆，创造出的新品种。
有关文化演替、文明起源的驱动机制，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多认为，主要是由内部社会发展驱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多认为，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驱动的。最后，他们承认原因是复杂的。
在全新世早期和中期（大概从11700年前，到11000年前）的阿拉伯半岛，以沿海为中心的人类能进行早期的船只使用，与红海和波斯湾、阿曼湾沿岸地区接触。由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内陆地区被山脉和沙漠一分为二，海上的交流和贸易通常并不比陆地上的活动更困难。这种海上交流是基于阿拉伯半岛的季风环流。季风的英语monsoon，实际上源自阿拉伯语mausim，因为欧洲几乎不受到季风环流影响。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的的人们已经会采集、加工珍珠。
海上交流的关键因素是季节性风向。在红海，风向将海洋分为两个主要区域。这种模式使得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从红海向南航行非常容易，而向北航行则非常困难。这是因为在北部地区，全年盛行北风。在南部，虽然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风仍从北方吹来，但从10月到3月或4月有一段时间——阿拉伯海东北季风的季节——吹来南风。因此，帆船可以航行到红海的一部分。
季风流引起沿海海洋上升流区域，使某些沿海地区生物资源丰富。这些地区位于也门东部海岸和阿曼海岸。这些上升流中的营养物质促进了广泛而强烈的浮游植物繁殖，进而支持了大量鱼类和鸟类种群。阿曼东南海岸的上升流延伸约 1,000 公里的海岸线。因此，阿曼海岸是中东最丰富的渔区之一。
公元前 6200 年左右，北极冰川融化，吸热导致全球气温下降，大量淡水涌入大西洋，大西洋经向性翻转洋流显著削弱，扰乱全球洋流，南黎凡特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南部和西奈沙漠）经历了数百年的长期干旱，阿拉伯半岛的本土植物几乎灭绝。不过，一些人推测它始于劳伦特德冰原的最后崩塌。不管哪种原因，都导致了海岸线上涨，很多人类活动遗址被淹没。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海法大学和巴伊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分享了新的证据，表明被淹没在水下的哈博尼姆北村，在这一时期不仅仍有人居住，而且相当繁荣。这次水下发掘是在COVID-19 封锁期间进行的。国际考古队采用沉积物疏浚、取样、摄影测量和三维建模相结合的方法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陶器碎片、石器（包括礼仪武器和渔网砝码）、动物和植物遗骸以及建筑。
哈博尼姆北村是如何度过最恶劣的气候不稳定时期的？研究人员指出，这个村庄的经济已经从农耕经济，发展为多样化经济，包含了海洋文化和贸易。证据包括渔网砝码、玄武岩制成的工具（这种石头在地中海东岸的这一地区并不天然存在）以及一个祭祀用的矛头。
这种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海洋贸易关系，在2009年发表的《Shell Middens, Ships and Seeds: Exploring Coastal, Subsistence, Maritime Trade and the Dispersal of Domesticates in and Around the Ancient Arabian Peninsula》中有很好的论述，本贴有很多内容来自于它。
公元前四千年，阿拉伯半岛两侧的贸易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包括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早期青铜时代城市文明的广泛海上贸易。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的人们热衷于来自美索不达亚的优质陶器，在商业网络之外，无法获得这种陶器的区域出现了仿制品。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阿拉伯南部的耕作系统的发展，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是沙漠，只有地中海系统的冬季降雨，和季风系统的夏季降雨，大部分地区不适合耕种。绿洲农业利用了地下水资源，人们修建了“坎儿井”，在含水层含水量较高的地方，挖掘出一个地下空间，再挖掘井。绿洲农业主要种植枣椰树，在枣椰树的遮荫下可以种植谷物、豆类和蔬菜。冬季作物，如小麦和大麦，都是以这种方式种植的，夏季作物也是如此，包括高粱和一些地区的珍珠粟。
山区降雨量较高，夏季季风带来的有限降雨径流可以为农业提供足够的水。阿曼山区每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700 毫米，足以种植农作物而无需灌溉，降雨主要集中在冬季。因此，该地区的传统作物主要是近东地区的冬季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在也门，山区降雨充足，足以支持农业，而径流使靠近蒂哈马平原的山麓地区可以进行雨养农业。
很多人认为，只要不是中国新疆，有“坎儿井”那便是这是西方学者所伪造的遗址。这个观点我不认可。阿拉伯的大多数驯化植物和动物并非起源于本地。从非洲向印度向东传播的驯化植物，基本跳过了阿拉伯半岛，因为阿拉伯半岛缺乏河流冲积平原。非洲存在的古老印度瘤牛骨骼，证明了印度和非洲之前存在着，通过阿拉伯半岛作为媒介进行的，大宗商品贸易。 现代驴都是来自非洲野驴的驯化，阿拉伯半岛很早就开始使用驴作为商队载具。然而阿拉伯半岛发生过驴的灭绝，后面的驴实际来自另一个非洲野驴的亚种的驯化。
公元前2000年之前，源自中国的荞麦已传到欧亚大陆各地。我认为荞麦也是通过阿拉伯半岛这个跳板，传入欧洲大陆的。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阿拉伯半岛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变化，一些地区的海上活动总体上保持连续性，而其他地区则最终出现中断，该地区普遍存在政治不稳定的时期。公元前2000年，阿拉伯半岛达到了海洋贸易的一个顶峰，并在希腊罗马时期达到了印度洋香料贸易的一个顶峰。对此，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喜欢的不是中世纪盛行的黑胡椒，而是更难保存和运输的长胡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