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和精神的层面，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够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即便在集中营，他也能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只害怕一样——那就是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要消除集中营生活对犯人在心理和病理方面的影响，就要运用心理治疗和心理卫生的方法，给他指明一个未来的目标，以使他恢复内在的力量。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人才能着眼于未来。

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的犯人，注定要走向毁灭。由于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念，他也就丧失了对精神的把握。他自甘堕落，成为行尸走肉。通常，这会很快发生，通常的表现是精神崩溃，凡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对此都非常熟悉。正如前面所说，要想恢复犯人内在的力量，必须首先让他看到未来的某个目标。尼采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这可以作为所有心理治疗师的座右铭。只要有可能，你就应该告诉病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一个目标就足以增强他们战胜疾病的内在力量。看不到生活有任何意义、任何目标，因此觉得活着无谓的人是可怜的，这样的人很快就会死掉。一般他们还会说：“我对生活不再抱任何指望了。”

这些任务（也就是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身上、在每个时刻都是不同的，因此不可能对生命的意义作一般的定义。对生命意义的质疑，没有唯一的答案。“生命”的意义不是某种含糊的东西，而是非常实在和具体的。它构成人的命运，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你和你的命运无法跟任何其他人及其命运进行比较。生活永不重复，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应对。有时你会发现所处的情况需要你采取行动来确定自己的命运，有时你会觉得深思熟虑更为可取，有时你会发现顺其自然是正道。每种情况都有其特殊性，正确的应对也只能有一个。

这种独特性使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让每个人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也就使他有可能完成其创造性的作品，享受到人类之爱。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替代的，那他就会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识到自己对所爱的人或者未竟的事业的责任，也就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存在是 “为了什么”，也就知道 “如何”继续活下去。

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其主要的动机，而不是什么本能驱动的 “次级合理化”。这种生命的意义是独特的，因为只是并且只能是由特定的某个人来完成。也只有这样，他才满足了自己追求意义的独特愿望。几年前，法国人曾做过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9%的被访者承认人需要 “某种东西”才能活下去。另有61%的人承认自己的生活中确有某种东西或者某个人是自己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还对48所大学的7948名大学生做过一项统计调查。其初步报告是全国精神卫生研究所资助的一项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被问及什么是你目前最主要的事情时，16%的学生回答说是 “赚很多钱”，78%的学生回答其首要目标是 “找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

我敢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比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更能有效地帮助人活下去（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认为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里，你会发现，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来。写过集中营题材的其他作者及在日本、韩国和越南战争的战俘营里做过精神病调查的人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健康有赖于一定程度的紧张——即已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紧张，或者是当下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紧张是人固有的，也是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毫不犹豫地以患者有待完成的潜在意义去激励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唤醒他内心潜在的追求意义的意志。我认为，某些精神卫生学说主张人最需要的是平衡（生理学术语称为 “体内平衡”），这种说法是错误和危险的。人实际需要的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是为追求某个自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奋斗。他需要的不是不问代价地消除紧张，而是某个有待他去完成的潜在意义的召唤。人所需要的不是 “内稳态”[插图]，而是我所谓的 “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其中一极代表有待完成的意义，另一极代表意义所期待的主体）。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它对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个体来说更为有效。建筑师要想加固常年失修的拱顶，就得加大拱顶上面的负重，以使其各部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理，治疗师要想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不应当忌讳让患者重新关注生活目标以使他内心产生相当程度的紧张。

我已阐述了让患者重新关注生活意义在治疗上的良好效果，许多患者抱怨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受到内心空虚的困扰，我把这种症状称作 “存在之虚无”。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可以理解，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丧失了赖以指导其行为并因此产生安全感的某些动物本能。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安全感，好比天堂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是永远地失去了，人类不得不做出选择。此外，在最近时期，人类还遭受到另一种丧失，那就是原本作为其行为根基的传统迅速地消减。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叔本华的话了：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事实上，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厌倦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焦虑带来的多。而且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因为自动化可能导致普通工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许多工人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大量的闲暇时间。比如，我们来看看 “星期日神经官能症”——人们在忙碌了一周后，突然觉得生活没有了内容，其内心的空虚感凸显出来。类似抑郁、暴躁和药物依赖这样的普遍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其背后的存在之虚无，否则是难以理解的。领养老金的人和年长者容易出现这样的危机，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此外，存在之虚无还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和伪装出现。有时，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通过追求权力（包括追求权力之最原始的形态即金钱）得到替代性补偿。还有一些时候，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被追求享乐所替代。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之挫折常常会转向性补偿的缘故。在这类病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性行为在存在之虚无中会变得异常恣肆。

因为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这就使人能够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及自身生命的终结性。
我们说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潜在意义，是想强调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将这种构成特点表述为“人类存在之自我超越”。它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谓自我实现，绝不是指某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人越是追求这个目标，越是容易失去它。换句话说，自我实现可能是自我超越唯一的副产品。

实际上，吸毒不过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由于存在需求之挫折引发并反过来成为我们工业社会普遍现象的无意义感。今天，不但是意义疗法专家惊呼无意义感成了神经官能症日益严重的诱发因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厄尔文·D.亚罗姆在《存在之心理疗法》一书所说：“在40个寻求治疗的患者中，有12个(30%)存在某种与意义有关的严重问题（由患者本人、治疗师或独立评估人判定）。”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帕罗阿托，这个数字相差不到1%。近期的有关统计表明，在维也纳有29%的人抱怨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

奥地利民意调查机构最近报告说，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最受尊敬的人既非艺术家也非科学家、政治家或体育明星，而是那些昂首征服厄运的人。要实现个人的意义就必须超越主观的快乐，办法是去做某件 “为了某事或者他人的事，或者献身于某种事业或所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