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各地会试考生的应考旅费
　　 明代每名会试考生的往返旅费支出，随时间、区域物价、距离京师路程、家庭经济实力、考生奢俭等而不同，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段进行探讨。
　　 (一)洪武至天顺年间
　　 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浙江明州府慈溪人郑真，自德胜坝起程会试，于次年二月初抵达京师南京，共用“千余文，而行囊已云罄”②，虽然当月明廷下旨停止会试，但仍可反映当时会试考生旅费情况。依洪武八年(1375)铜钱1千文折银1两的比价，③郑真赴考旅费至少需要银1两，返程旅费应与之大致相等，故其往返旅费至少需要银2两，应该说这个费用是较少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会试在南京举行，明州府距南京较近。除上述记载外，笔者尚未发现该年其他地区会试考生的旅费记载，但据郑真赴南京会试的路程距离及其费用情况，再根据各直省所辖府、州距离京师南京的路程，在忽略区域物价、家庭经济实力、考生奢俭等因素的情况下，仍可对各地会试考生应考旅费做出估算，并得出下列表1呈现的结果。

由表1可知，洪武五年，南方、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3.2两、3.4两、8.9两。
　　 景泰元年(1450)十二月，山东兖州府单县举人秦纮，再次启程赴京师北京会试，“自备及称贷盘缠，止得银七两”⑨。可见其筹措的往返旅费共为7两。除上述记载外，笔者虽未找到该年其他地区会试考生的旅费记载，但仍可据秦纮赴京会试的路程距离及其旅费情况，再参照洪武五年各地会试考生应考旅费的估算方法，得出下列表2呈现的结果。

由表2可知，景泰元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8.7两、33两、55两。若将洪武五年和景泰元年的两组数值取平均数，则洪武至天顺年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6两、18两、32两。

(二)成化至万历年间
　　 此时期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最少需要10两。具体而言，北直隶至少需要10两，如嘉靖年间，见于记载的距离京师最近的顺天府霸州“旧科举人会试盘费银十两”(18)。而保定府完县距离京师的路程与霸州大致相同，故其考生旅费也与霸州相同，如嘉靖十三年(1534)，保定府完县“旧举人王璋、黄溥”的“会试盘费”也为“十两”(19)。山西至少需要15两，如万历十七年(1589)，山西保德州“中式举人二名，会试盘缠银三十两”(20)。可知，该地每名举人会试的往返旅费为15两。河南至少需要24两，如嘉靖时，汝宁府真阳县举人“会试盘缠，名银二十四两”(21)。当然也有因距离京师路程较近或考生比较节约，旅费开支较低者，如嘉靖二十二年(1543)秋，北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人杨继盛，赴京会试，“有司以三十金为公费。公悉推兄，使输边获散官级，曰：‘吾道近，可徒也’”(22)。可见杨继盛虽获得了当地官府的旅费资助，但却悉数送给其兄用于“捐官”，自己选择步行赴考，所以其实际旅费应该非常少。
　　 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28.3两。具体而言，福建至少需要30两，如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李廷机称：“应得计偕续食之赀，不届期不取，不就道不用，何须措处，何须借贷，余闽中远，所有不过三十金。”(23)万历年间福建会试考生往返旅费需要30两。因同期福建各府治距离京师的平均路程为6052里，以此作为参照，江西各府治距离京师的平均路程为5310.8里，约是福建各府州的0.88倍，故其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2***两；广东各府治距离京师的平均路程为8335里，约是福建各府州的1.38倍，故其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41.4两。按正常情况，南直隶举人赴京会试的旅费应低于福建，但见于记载者却与福建相同，如万历四十一年(1613)，南直隶江阴人缪昌期赴京会试，“无以治装，谋之虞山诸友，得三十金以行”(24)，可见其往返旅费也为30两左右。见于记载的南方举人赴京会试旅费最高的则是浙江，弘治六年(1493)，浙江仁和人胡世宁赴京会试，“例有司给道理[里]费，人百金。世宁以浙右岁饥，独受五十金而行”(25)。参照福建、南直隶举人赴京会试旅费的情况可知，胡世宁只需50两路费就能保证其会试往返旅途所需。如果个别考生比较节俭的话，旅费也可能很低，如正德年间，南直隶昆山人顾梦圭“会试北上”，其家“路费止给十金”(26)。又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冬，湖广麻城人耿定向赴京会试，其母“囊十金为赆”，并嘱咐道：“儿节约当自足。”(27)如将福建30两、江西2***两、广东41.4两、南直隶江阴30两、浙江50两、南直隶昆山10两、湖广麻城10两取平均数，即可大致估算出此期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28.3两。
　　 相比北方和南方，西南地区的考生赴考会试最为艰难，而该地区又以云南距离京师的路程最远，相应地，其会试考生应考旅费也最高。如嘉靖年间，“滇中举子十人偕计入京，仆从、行李甚都，憩[憩]近京七十里外一寺中。寺僻甚，僧众三十余，稔知滇中偕计者，资斧非百金外不可”(28)。由此可知，当时云南每名举子应考会试的往返旅费至少需银100两。以此作为参照，贵州各府州距离京师平均约7780.5里，云南各府距离京师平均约11218里，前者约是后者的0.69倍，故贵州每名会试考生往返旅费至少需要69两；四川各府州距离京师平均约9664.6里，约是云南的0.86倍，故其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86两；广西各府州距离京师平均约9995.4里，约是云南的0.89倍，故其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89两。将贵州69两、四川86两、广西89两、云南100两取平均数，即可大致估算出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86两。
　　 总之，成化至万历年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10两、28.3两、86两。

(三)泰昌至崇祯年间
　　 天启年间山西文水县“饯送旧举人会试，以四名为率，盘缠银六十两”(29)，则每名会试考生往返旅费为15两。又如崇祯年间，北直隶元氏县举人赴京会试，“每名路费银十八两”(30)。如将以上两个数值取平均数，则这一时期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16.5两。
　　 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至少需要200两，如崇祯十六年(1643)会试，“南方诸生之至止者具言道路险阻，舟车之资，视往岁不啻数倍。自去冬一行，资斧用已过半，今图复举，大都非二百余金不可，故贫不能成行者甚众”(31)。由此可知，相比成化至万历年间，该年南方每名会试考生的应考旅费大幅升高，达到200余两。因该年二月，照例应当举行会试，但“因寇警妨期”，而奉旨“改于八月举行”(32)，所以，战乱无疑是导致其应考旅费上升的重要原因。此外，当时物价上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据茅元仪记载，在他幼年时，江南每石白米不过7钱银子，但到了天启至崇祯年间，已经涨到每石白米超过1两银子。(33)又据研究，“正德年间至天启年间，南京的物价上涨了350％”(34)。
　　 西南4省距离京师的平均路程约9665里，南方6省距离京师的平均路程约5805里，前者约是后者的1.66倍，在忽略区域物价、家庭经济实力、考生奢俭等因素的情况下，可大致估算出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332两。
　　 总之，泰昌至崇祯年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至少分别需要16.5两、200两、332两。

二 会试考生应考旅费的总规模
　　 以上探讨了明代各个时期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往返旅费的变化，而要探讨相应时间和地区考生参加一次会试往返旅费的总规模，就必须首先弄清各时期会试考生的分区规模。
　　 (一)会试考生及分区规模
　　 明代会试考生是由“新科举人”和“往科举人”组成，各直省“新科举人”数(即当科会试前一年乡试录取举人人数)，史料皆有记载，将其划分为南方、北方、西南三个区域比较容易；“往科举人”仅能算出总人次数，而其在各区域的人次数，史料无载，故只能从往科会试落榜考生在各区域的人数入手，对其各区域的人次数进行估算。对此，笔者遵循以下原则：其一，自当科会试往前逆推3科，(35)如遇以往3科会试落榜考生总人次数少于当科会试考生中“往科举人”的总人次数则逆推4科，而忽略参加3科或4科以上会试的落榜考生；具体方法是把以往3科或4科会试中前一年乡试录取举人总数及分区人数与这些科次会试中式者相应人数相减，得出以往3科或4科会试落榜考生总人次数及分区人数，再用当科会试考生中“往科举人”总人次数与其会试落榜考生总人次数的比值，乘以相应会试落榜考生的分区人次数，即可估算出“往科举人”的分区人次数。其二，统计各科会试中式者的籍贯，如无《会试录》的科次则依据《进士登科录》或《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36)并补充了未参加当科殿试的会试中式人员，排除了未参加前科殿试而参加当科殿试的会试中式人员。(37)其三，计算往科会试落榜考生人次数时，忽略举人任教、丁忧、生病、死亡和放弃会试等情况，而假定当科会试落第者全部参加了下科会试。
　　 据上述原则，笔者查阅《会试录序》《皇明贡举考》《明实录》《明会典》《南雍志》等史籍并参考郭培贵《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等今人著作，对洪武二十四年(1391)至万历十七年66科会试考生人次数及其中的新科、往科举人人次数进行统计，(38)在此基础上，估算出其各自分区人次数规模，并得出以下结论：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七年载有应试人数的66科会试，其考生总规模为2.2万余人次，其中，北方、南方、西南地区的“新科举人”分别约2.7万人、3.9万人、1万人，三个地区的“往科举人”分别为5.2万余人次、7.1万余人次、2.2万余人次，三个地区的会试考生总数分别为7.9万余人次、10.9万余人次、3.2万余人次。具体而言，洪武二十四年至天顺七年(1463)24科会试考生中北方、南方、西南地区的“新科举人”分别为0.9万人、1.5万人、0.2万人，三个地区的“往科举人”分别为0.9万余人次、1.4万余人次、0.2万余人次，三个地区的会试考生总数分别为1.8万余人次、2.9万余人次、0.4万余人次。成化二年(1466)至万历十七年42科会试考生中北方、南方、西南地区的“新科举人”分别约1.8万人、2.4万人、0.8万人，三个地区的“往科举人”分别为4.3万余人次、5.6万余人次、2万余人次，三个地区的会试考生总人数分别为6.1万余人次、8万余人次、2.8万余人次。相比“新科举人”，“往科举人”的人次数随时间推移而明显增多，反映出会试淘汰率的日趋升高而落第考生不断累积的态势。

(二)各地会试考生旅费总规模
　　 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至少需要银两，洪武至天顺时期分别为6两、18两、32两，成化至万历时期分别为10两、28.3两、86两，泰昌至崇祯时期分别为16.5两、200两、332两。因洪武至天顺时期北方、南方、西南地区的会试考生规模分别为1.8万余人次、2.9万余人次、0.4万余人次，所以三个地区考生该时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需要11万余两、52万余两、12.8万余两；成化至万历年间三个地区会试考生规模分别为6.1万余人次、8万余人次、2.8万余人次，所以三个地区考生该时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需要61万余两、226万余两、241万余两；而泰昌至崇祯时期，由于绝大部分科次会试的考生人次数无法找到相关记载，故无法确定其旅费总规模。
　　 会试考生中的“往科举人”是指参加了两次及以上会试的举人。据统计，明代举人平均参加了3次左右的会试，其应考会试的旅费是一次性会试中式举人应考旅费的3倍。这不仅反映出明代一次性会试中式与多次应考会试的考生，在往返旅费负担上的巨大差距，也反映出贫寒士子反复应考的艰难。

三 会试考生应考旅费的影响
　　 明代会试考生应考“旅费支出”规模巨大，进入流通领域则变为“消费支出”，对当时的轿夫、车马、水运、旅店、餐饮、造纸等行业的发展，起着周期性的推动作用。
　　 (一)轿夫业
　　 轿夫是一个靠出卖自己劳力维持生计的人群，在考生消费的作用下，该行当的发展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正如万历时人张应俞载：“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减下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但先邀轿价入手，便五里一放；略有小坡，又放下不抬。大抵坐轿两分，步走一分。凡往来客旅，无不被其笼络者。或当考期，应试士子归家，轿价便增至二钱四分，至少者二钱。不先秤银不抬。若银揽到手，不抬上二十里，便转雇上路夫去，把好价克减，只以一分一铺转雇他人抬之。其下手抬者，仍旧五里一放，动曰：‘我未得时价。’士子不得已，又重加之。”(39)城西驿具体在福建建宁府府城“西南通济门外”(40)，是建宁士子应试途中重要的食宿场所。而城西驿至建溪之间的路线则是建宁士子参加乡试和会试的必经之道。这条路线上轿夫的雇佣价格随时间和客流量的大小而波动，平时客流量较少，轿夫较多，市场转向买方，导致轿夫的雇佣价格不断降低；科举之年，客流量大增，轿夫变成稀缺资源，市场转向卖方，导致轿夫的雇佣价格大幅上涨。
　　 (二)车马业
　　 会试考生除了对轿夫有消费需求外，也有雇车、马的需求。明代各地士子赴京会试又往往与地方官进京朝觐考察同年进行，受此影响，车、马等陆路交通运输工具便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市场价格也会随之上涨。正如万历进士张凤翼在其《会试移期议》中称：“今能移之三月，其利有五：盖试期在二月，则士子登陆，适与入觐相值，车价、马值须臾腾贵，遂使挟策者骈肩于私车，观光者靥面于策蹇，赀不充费，多至称贷，方拜一命，而责逋者至矣，望其廉实难也；若三月，则期宽，士子可以舟达，即登陆，车马亦常价矣；且一车一马之往复，既资觐吏，复给试士，价不加高而所入自倍，是士赀既省而民力亦舒，此其利一也。”(41)上述将会试移到三月举行的建议反映出二月和三月举行会试，车、马等陆路交通运输工具的市场需求量和价格上的巨大差异。受到市场需求的刺激，一些交通要道上的民众纷纷养马，如张应俞记载：“荆南道上，人多畜马，以租行客，日收其利。”(42)行客中免不了有进京会试的举子。

(三)水运业
　　 水路运输业方面，因中东部平原地区大多有运河与两京相连，故该地区举子大多沿运河赴京会试，在此背景下，水路运输行业得以较快发展。如浙江明州府慈溪人郑真所撰《计偕录行程日记》载，其于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后登舟启程，赴京师南京会试，一路皆走运河，该日夜，“宿西门”；二十七日，“泊舟西渡”。次年正月十七日，“雨，与诸进士买舟，出北关门”；二十日，“以军桩船迟缓不及，遂议买舟”；二十一日，“买舟，宿德胜门外”；二月初三日，“自于乡买舟，主仆二人用三百六十文”(43)。由此可知，自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二月初三日，郑真大部分时间都在船上度过，而且经常提到买舟、登舟和泊舟。反映出会试考生对水路运输工具的巨大需求量。又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南直隶昆山人归有光，北上会试，该年正月“二十日未午，至清凉，舟聚者三四百”。二十六日，“过兴济，行五六里，以冰阻，先后来者皆聚，几及千艘，半天下之士在此”。二月初四日，“行过马驹桥，申刻至京。自兴济冰阻，千艘相聚，行数里，辄相呼击冰，如是数里……前此未见”(44)。可见归有光坐船沿运河行至山东清凉时，四方士子所乘之舟，聚集于此者，达到300-400艘；行至京畿河间府兴济县境内时，因河水结冰受阻，四方士子所乘之舟，聚集于此者，更是多达1000艘。会试之年，京杭运河中一幅舟子摇橹、千帆竞进的繁忙画面跃然纸上。赴京会试考生所乘的民营船只，常见者主要有以下两种：
　　 浪船。浪船是浙西、平江等地常见的船只，“浙西、平江，纵横七百里内，尽是深沟、小水湾环，浪船(最小者名曰塘船)以万亿计……舟即小者必造窗牖堂房，质料多用杉木。人物载其中，不可偏重一石，偏即欹侧，故俗名‘天平船’”(45)。此船的价格相对低廉实用，故成为赴试举子经常雇佣的船只。如万历年间，浙江平湖人赵维寰告诫会试考生：“从水若附官船、货船，诚为闷闷，如近日浪船，则极迟不过四五十日耳，回南当更疾。计自家中发棹，吴门若无停滞，四日即可抵京口……虽潞河水浅沙涨，而浪船无不可渡，大约自临清抵湾，虽千里而遥，断不出十日外。”(46)
　　 淮船。淮船又名“海雕”，“以雕名者，言其迅捷，有扶摇万里之义”(47)。淮船由民间自行制造，平常年份，淮安的商人主要受雇为朝廷运输漕粮；会试年份，淮商也会用淮船为考生提供运送服务。如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南直隶昆山人归有光，赴京会试，“入淮船，船尤小，夜卧长淮，风浪之声达旦”(48)。
　　 综上可知，南直隶、浙江等东南地区大多数北上会试的考生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至京师，沿途购买或租赁舟船而行，或支付舟子船费，搭船而行。数量众多的士子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考生消费市场，为运河各个渡口的船户们提供了周期性的客源。

(四)旅店业
　　 会试考生在途中、考试所在地以及试后回乡途中会有住店需求。与此同时，会试考生也会携带衣物、书箱等行李，所以需要带领一定数量的随从；但受士子家庭经济条件、距离京师路程等因素的影响，每位士子所带随从又多寡不一，有只身一人赴试者，有带一名随从赴试者，还有带两名甚至更多随从赴试者。如浙江慈溪人郑真所撰《计偕录行程日记》载，洪武六年(1373)二月初一，其坐船往京师南京会试，行至常州府附近一座码头，“既登岸以王仆失物，转去船上寻索，遂独看行李，王仆既至，而诸进士已前行矣。既而王仆辞以担重，予分背席包”(49)。永乐十九年(1421)，浙江钱塘人于谦“别了高得呖回家，即整装拜辞父母，带领二仆，前往京师赴试。不消两月，起岸到京”(50)。正德年间，“时有一举人止携一仆，适供炊爨”(51)。所以，应试者的随从也是一个不小的规模，他们与应试者一起构成了规模庞大的外来流动人口。这些人口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为沿途城市和考试所在城市带来大量的消费需求，为旅店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
　　 会试考生赴考和回乡途中所住旅店有“逆旅”“旅邸”“客店”“客舍”等多种名称。如天顺七年，江西吉安人罗伦，“赴试春闱”，途中宿于“逆旅”(52)。又如成化时人吴日章，赴京会试，“出榜之明日病发而卒于旅邸”(53)。南直隶长洲举人顾兰，“往年会试京师，舍于逆旅”(54)。云南中卫人金章，成化十一年(1475)，“赴京会试”，“及至京，与同乡举人陈俊同一旅邸”(55)。在丰厚收益的驱使下，很多居住京城的人户将自己空闲的房舍租给应试考生，收取固定租金。如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黄巩在其《僦屋漫客偶记》载：“予初以举进士至京师，贫屡特甚，僦屋以居，每月纳居屋之直若干，以偿主人，而谓之‘僦僦’，俗言‘赁’。”(56)万历四年(1576)，浙江鄞县人屠隆，启程赴京会试，“除夕，抵广陵，大风雪，问逆旅主人，无一相容者”(57)。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二十五日，南直隶吴江人叶绍袁与堂弟叶绍颙一同北上会试，“除夕，始抵任丘，时黄昏矣。客舍已满，止坊下一家仅空，遂入就宿”(58)。上述“无一相容”“客舍已满”等词汇，直观地反映出会试年份沿途城市旅店所处的“紧俏”状态。
　　 (五)餐饮业
　　 明代京师与沿途城市有为士子及其随从提供餐饮服务的食店和酒肆，在会试考生消费市场的作用下，这些餐饮行业得到不断发展。
　　 食店业。考生应试必然有饮食需求，所以，沿途与考点城市皆开设有不少食店。如浙江慈溪人郑真，洪武六年赴京会试，二月初四日，“至京师小南门，暂泊行李登岸买饭，而食店中，暂泊行李”(59)。由此可知，洪武年间南京城内应该有不少提供饮食服务的饭店。
　　 酒业。饮酒是明代一项重要的消费行为，明中叶以后，越发成为会试考生饮食生活的一部分。如天顺六年(1462)举人黄瑜，“三上春官不第，遂优游林泉，与知交结莲花酒社”(60)。又如《闽中会馆志》载：“同举进士、举人者，每岁首，必衣冠会饮，谓之团拜。”(61)天启五年(1625)会试后，叶绍袁与堂弟叶绍颙同游，“贾酒，登楼做客，高歌引酌”(62)。由此可知，会试考生的消费需求，加速了各大城市酒业的发展。

(六)造纸业
　　 按规定，明代考生应考会试需要自备答题纸。如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礼部所颁《科举成式》规定：“举人试卷自备，每场草卷、正卷各用纸十二幅。”(63)而考试共计三场，每位考生应试之前，须准备答题纸72幅。据笔者统计，洪武四年(1371)辛亥至崇祯元年(1628)戊辰70科会试考生答题纸总需求量约为1700万余幅，平均每科需求量为24.29万余幅。分阶段看，洪武至正统年间，20科会试考生答题纸总需求量为269.56万余幅，平均每科需求量为13.48万余幅；景泰至正德年间，24科会试考生答题纸总需求量激增为613.3万余幅，平均每科需求量激增为25.55万余幅；嘉靖至万历年间，25科会试考生答题纸总需求量上升为774万余幅，平均每科需求量上升为30.96万余幅。随着时间推移，平均每科会试考生答题纸需求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崇祯元年还首次突破40万幅，达到最高值。(64)由此可以直观反映出会试年份纸张的市场需求量规模及其时间变化。会试考生的消费需求以三年为循环周期，为造纸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促进了各地造纸中心的发展。如嘉靖以后，江西广信府所辖永丰、铅山、上饶三县建立了专门的造纸作坊，是著名的造纸中心，以生产“蓬纸”“表纸”“连四纸”盛名。(65)又如浙江衢州、南直隶庐州、江西临川皆是著名的“笺纸”中心。(66)此外，福建亦为著名的造纸中心，以生产竹纸盛名，“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67)。

四 余论
　　 明代考生用于应考会试的旅费支出大于官方用于会试的费用支出。据笔者估算，嘉靖至万历年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至少需要10两、28.3两、86两；而嘉靖二年(1523)至万历十七年载有应试人数的23科会试，其考生总数为98200余人次，每科考生平均为4200余人次，其中籍地属北方、南方、西南者分别为1500余人次、2000余人次、700余人次。所以，每科北方、南方、西南会试考生总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约1.5万两、5.7万两、6万两。而嘉靖十七年(1538)会试支出2750余两，(68)隆庆年间每科会试支出为1800余两，(69)万历二十年(1592)会试支出1500余两，(70)由此，嘉靖至万历年间官方用于会试的费用支出，每科平均约1900余两。由此可知，北方、南方、西南三个地区的考生群体，其仅是用于应考会试的旅费支出，就远高于官方用于会试的费用支出。
　　 明代会试中式者的旅费支出似乎要大于落第者，而实际并非如此。若会试考生一次考中，中式举人便不再支付应考会试的旅费，只需支付下一阶段考试的应考旅费；若会试考生未能一次考中而成为落第者，不仅意味着其之前投入的应考旅费没有丝毫收获，而且还要重复支付应考会试的旅费，再加明中后期会试录取率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71)，在此背景下，大多数会试考生很有可能多次应考，这就使得考生要循环支付应考会试的旅费，所以落第者实际旅费支出要大于中式者。由此说明，明代会试考生从备考到中式的实际旅费支出与应考次数密切相关。
　　 大约在成化至万历年间，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维持一年的生计至少需要20两；(72)而同期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至少需要10两、28.3两、86两；所以三个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相当于当时一个五口之家半年、近一年半和四年的日常生活费用。如此高昂的应考旅费是困扰明代贫寒考生应考会试的首要问题，所以家庭、宗族、社会和官府等各方的支持就显得十分重要。
　　 最后，明代会试不仅使各地重要水陆交通路线的客流量大幅升高，也促进了各地应试人口与物资的跨区域空间流动；而会试考生的应考旅费支出，进入流通领域，形成货币购买力，变为一种对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明代各区域轿夫、车、马、船、旅店、餐饮、造纸等行业便呈现出周期性的淡旺季。

以下内容的总结和概括
总结
各地会试考生的应考旅费洪武至天顺年间洪武五年，南方、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 3.2 两、3.4 两、8.9 两。
景泰元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 8.7 两、33 两、55 两。取平均数后，洪武至天顺年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 6 两、18 两、32 两。
成化至万历年间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最少需要 10 两，不同省份有所差异，如山西至少需要 15 两，河南至少需要 24 两等。
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28.3 两，不同省份也有不同，如福建至少需要 30 两，浙江最高可达 50 两等。
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86 两，云南最高可达 100 两。
泰昌至崇祯年间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16.5 两。
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至少需要 200 两，战乱和物价上涨是费用升高的原因。
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332 两。
会试考生应考旅费的总规模会试考生及分区规模明代会试考生由 “新科举人” 和 “往科举人” 组成。通过对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七年 66 科会试考生人次数及分区规模的统计，得出北方、南方、西南地区的 “新科举人” 和 “往科举人” 数量，以及三个地区的会试考生总数。
各地会试考生旅费总规模洪武至天顺时期，三个地区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需要 11 万余两、52 万余两、12.8 万余两。
成化至万历年间，三个地区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需要 61 万余两、226 万余两、241 万余两。
泰昌至崇祯时期，由于大部分科次会试考生人次数无记载，无法确定旅费总规模。“往科举人” 应考旅费是一次性会试中式举人应考旅费的 3 倍。
会试考生应考旅费的影响对各行业的推动作用轿夫业：科举之年，轿夫雇佣价格大幅上涨，平时则降低。
车马业：会试考生对车马需求大，导致价格上涨，刺激民众养马。
水运业：中东部平原地区考生沿运河赴京，推动水路运输业发展，介绍了浪船和淮船两种常见船只。
旅店业：考生及随从构成庞大外来流动人口，为旅店行业提供市场，会试年份沿途城市旅店紧俏。
餐饮业：考生饮食需求促进食店和酒业发展。
造纸业：考生自备答题纸，推动造纸业发展，不同时期答题纸需求量呈上升趋势。
余论明代考生用于应考会试的旅费支出大于官方用于会试的费用支出。
落第者实际旅费支出大于中式者。
应考旅费高昂，家庭、宗族、社会和官府等各方支持很重要。
会试促进了交通流量和物资流动，考生旅费支出影响各行业的淡旺季。

总结
各地会试考生的应考旅费洪武至天顺年间洪武五年，南方、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 3.2 两、3.4 两、8.9 两。
景泰元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 8.7 两、33 两、55 两。取平均数后，洪武至天顺年间，北方、南方、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分别需要 6 两、18 两、32 两。
成化至万历年间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最少需要 10 两，不同省份有所差异，如山西至少需要 15 两，河南至少需要 24 两等。
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28.3 两，不同省份也有不同，如福建至少需要 30 两，浙江最高可达 50 两等。
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86 两，云南最高可达 100 两。
泰昌至崇祯年间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16.5 两。
南方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至少需要 200 两，战乱和物价上涨是费用升高的原因。
西南地区每名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平均至少需要 332 两。
会试考生应考旅费的总规模会试考生及分区规模明代会试考生由 “新科举人” 和 “往科举人” 组成。通过对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七年 66 科会试考生人次数及分区规模的统计，得出北方、南方、西南地区的 “新科举人” 和 “往科举人” 数量，以及三个地区的会试考生总数。
各地会试考生旅费总规模洪武至天顺时期，三个地区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需要 11 万余两、52 万余两、12.8 万余两。
成化至万历年间，三个地区考生参加一次会试的往返旅费分别需要 61 万余两、226 万余两、241 万余两。
泰昌至崇祯时期，由于大部分科次会试考生人次数无记载，无法确定旅费总规模。“往科举人” 应考旅费是一次性会试中式举人应考旅费的 3 倍。
会试考生应考旅费的影响对各行业的推动作用轿夫业：科举之年，轿夫雇佣价格大幅上涨，平时则降低。
车马业：会试考生对车马需求大，导致价格上涨，刺激民众养马。
水运业：中东部平原地区考生沿运河赴京，推动水路运输业发展，介绍了浪船和淮船两种常见船只。
旅店业：考生及随从构成庞大外来流动人口，为旅店行业提供市场，会试年份沿途城市旅店紧俏。
餐饮业：考生饮食需求促进食店和酒业发展。
造纸业：考生自备答题纸，推动造纸业发展，不同时期答题纸需求量呈上升趋势。
余论明代考生用于应考会试的旅费支出大于官方用于会试的费用支出。
落第者实际旅费支出大于中式者。
应考旅费高昂，家庭、宗族、社会和官府等各方支持很重要。
会试促进了交通流量和物资流动，考生旅费支出影响各行业的淡旺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