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赐服简介
赐服，作为明代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指的是由皇帝恩赐给有关人员的各类服饰。它虽不属于明代正式的国家服饰制度范畴，但却因其独特的来源 —— 皇帝的恩赐，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穿着赐服的人在社会上能够展现出一种超越常人的身份地位，这不仅彰显了皇帝的恩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复杂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等级结构。
明代的服饰制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长达 277 年的统治期间，服饰制度作为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一，起到了礼序国家、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自太祖朱元璋开始，历朝皇帝都善于利用赐给臣下服饰的方式来达到激励安抚的目的。这种做法既体现了皇帝对臣下的掌控和赏赐权力，也反映了明代政治文化中对服饰象征意义的重视。赐服现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既是对现有服饰制度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也是明代皇帝用来维护统治、调节政治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

二、赐服的形式种类
（一）常服形式
常服在明代官服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内容相对简单、穿着方便且利用率较高的服装，主要用于平常上朝和处理日常政务。洪武三年（1370 年）所制定的常服制度，包括了乌纱帽、团领衫、革带和靴子等几个主要部分。
乌纱帽作为常服的首服，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的幞头。它是以竹篾或金属丝为骨架，外面覆盖乌纱制成的帽子。其形状呈现出低后高的特点，帽顶为圆形，并且在帽子的左右两侧还各插饰有一只圆形的纱翅，这一设计可以说是明代服饰的一大创新。乌纱帽本身并没有等级之分，其等级的区分主要体现在袍和革带这两个方面。
在袍的颜色方面，明代继承了唐宋时期以官服颜色区分等级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具体来说，一品至四品官员穿着绯袍，五品至七品官员穿着青袍，八品九品官员穿着绿袍，未入流的杂职官在袍、笏和带的方面与八品以下官员相同。这种颜色上的区分，使得官员们在朝堂之上能够一目了然地分辨出彼此的品级高低。
腰间所系的革带也是标识等级的重要元素之一。在宋代，革带的使用种类和相关禁忌就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明代的公服腰带制度与宋制相近，都是采用青革制成，并且在带身上按照品级的高低分别装有不同质地的带饰。在洪武三年所定的常服制度中，对革带的规定是：一品官员使用玉质带饰，二品官员使用犀角带饰，三品官员使用金钣花带饰，四品官员使用素金带饰，五品官员使用银花带饰，六品和七品官员使用素银带饰，八品和九品官员使用乌角带饰。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又进一步规定公、侯、马、伯的束带与一品官员相同，杂职官与八、九品官员相同。
除了袍和革带之外，明代常服中体现等级特征最为关键的元素当属补子。补子是一块面积在 3 - 40 厘米见方的织物，上面按照不同的品级要求织绣有各种动物形象，然后缀于文武官员的团领衫上，以此来区分官员的等级。补服的出现是明代服饰制度的又一创新之举，它不仅丰富了明代官服的内容，而且在明确官员等级的同时，还首次将文武官员的身份通过一系列规范的补子标识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彻底解决了历代文官与武官在上朝时，因同级、同品、同服饰而难以分辨文武与等级的问题。
根据洪武二十四年的规定，公、侯、驸马等高级官员使用麒麟、白泽作为补子图案；文官按照品级依次使用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白鹇、鹭鸶、鹚、黄鹂、鹌鹑等飞禽作为补子图案；武官则按照品级依次使用狮子、虎豹、熊罴、彪、海马等走兽作为补子图案；杂职官和风宪官分别使用不同的图案。张居正坐像所展现的常服，在不考虑衣服图案的情况下，基本符合标准的明代官员常服穿戴规范。然而，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所穿的圆领袍上装饰的并不是他作为一品官本应配饰的仙鹤补案，而是布满了清晰的蟒纹。这一独特的装饰正是常服与赐服的重要区别所在，也充分彰显了张居正所受到的特殊恩宠。

（二）公服形式
公服是明代官服系列中另一种较为简单的服装，它主要用于早晚朝奏事、持班、见辞等公务活动。公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朝时期，其制度在不同朝代都有所发展和变化。
在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所制定的公服制度规定，官员需头戴展角幞头，身穿盘领袍，腰系革带，足登靴。展角幞头作为公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传说它始于北周时期，最初是由一块包头巾演变而来的冠饰。早期的幞头是用一块方巾覆于发髻上后通过特定的系法而成的，其具体系法在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详细描述：幞头有四个带子，其中两个带子系在脑后垂下，另外两个带子反系在头上，使其曲折附顶，因此被称为 “折上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制作工艺的改进，到了宋代，幞头已经发展成为了水平的 “平脚” 式，整个幞头也由原来需要衬巾扎系的头巾演变成了可以直接摘戴的冠帽，并且君臣皆可使用。
明代官员所佩戴的公服幞头承袭了宋代平脚幞头之制，呈现出二层阶梯式方顶的冠体结构，前低后高，以皂纱制作而成，并且左右两侧的展角略有上翘，长度各为一尺二寸，不分品位等级高下，皆为一式。
公服之衣则选用行丝或纱罗绢制成右衽盘领大袖袍，袖宽为三尺。其颜色等级与常服相同，也分为绯、青、绿三种。为了进一步细化品官的等级标识，特别是针对一至四品官员服色都为绯色这一情况，明代借鉴了金元时期在百官公服上织以不同花纹的制度方法，通过利用花纹图样的大小不同来划分官员公服的等级。具体规定为：一品官员的公服袍上织有大独科花，直径为五寸；二品官员织有小独科花，直径为三寸；三品官员织有散答花，无枝叶，直径为二寸；四品和五品官员织有小碎花纹，直径为一寸五分；六品和七品官员织有小杂花，直径为一寸；八品以下官员的公服上则没有花纹。
公服的革带在洪武二十六年也有明确规定：一品官员使用玉质带饰，或为花状或为素面；二品官员使用犀角带饰；三、四品官员使用金荔枝带饰；五品以下官员使用乌角带饰。同时，鞋子使用青革制成，并且在革带的尾端，也就是挞尾，要垂于下方。挞尾的指向也有讲究，一般要将尾端的头朝下，寓意着顺从。
以王鳌像为例，他作为明代武宗朝的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其人物画像所展现的服饰基本符合明代公服的制度规范。然而，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所穿的公服袍身织饰的不是标准的 “大独科花”，而是醒目的蟒纹。这一独特的装饰体现了他所受到的特殊恩宠，也再次证明了赐服与标准公服之间的区别。

（三）忠静服形式
忠静服，又被称为 “燕服”，是明代官员在宴居时所穿着的服装。它由忠静冠、忠静服、带、履组成，其制度是在明代中后期才得以确立的。
忠静冠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商周时期的 “委貌” 冠。“委貌” 冠是一款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流行的冠子，其形状呈现出 “上小下大”“前高广、后卑锐” 的特点。忠静冠仿照其样式制作冠匡，以乌纱覆盖，冠后制作成山形，冠前饰以三梁。并且根据品级的不同，四品以上官员的冠缘使用金质材料，以下官员则使用浅色丝线。
忠静服则是以纻丝纱罗为材质制作而成，三品以上官员的忠静服带有云饰，四品以下官员的忠静服为素面。并且在衣身前后可以按照本等品级装饰补子。其内衬为深衣，颜色为玉色，搭配素带、素鞋和白袜。
在明代的人物画作中，有不少穿着这种形式赐服的形象。例如嘉靖朝的毛纪，他的画像所展现的服装与标准忠静服的区别就在于衣身图案。标准忠静服按照制度要求应该是装饰本等补子，而赐服则可以装饰有显著的赐服图案，这体现了穿着者身份地位的不同。此外，皇帝身边的内臣们普遍穿着的 “贴里” 服也是一种赐服形式。那些受到皇帝赏识的太监们，有可能获得超出本等职位标示的赐服，这也反映了明代宫廷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恩宠体系。

（三）忠静服形式
忠静服，又被称为 “燕服”，是明代官员在宴居时所穿着的服装。它由忠静冠、忠静服、带、履组成，其制度是在明代中后期才得以确立的。
忠静冠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商周时期的 “委貌” 冠。“委貌” 冠是一款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流行的冠子，其形状呈现出 “上小下大”“前高广、后卑锐” 的特点。忠静冠仿照其样式制作冠匡，以乌纱覆盖，冠后制作成山形，冠前饰以三梁。并且根据品级的不同，四品以上官员的冠缘使用金质材料，以下官员则使用浅色丝线。
忠静服则是以纻丝纱罗为材质制作而成，三品以上官员的忠静服带有云饰，四品以下官员的忠静服为素面。并且在衣身前后可以按照本等品级装饰补子。其内衬为深衣，颜色为玉色，搭配素带、素鞋和白袜。
在明代的人物画作中，有不少穿着这种形式赐服的形象。例如嘉靖朝的毛纪，他的画像所展现的服装与标准忠静服的区别就在于衣身图案。标准忠静服按照制度要求应该是装饰本等补子，而赐服则可以装饰有显著的赐服图案，这体现了穿着者身份地位的不同。此外，皇帝身边的内臣们普遍穿着的 “贴里” 服也是一种赐服形式。那些受到皇帝赏识的太监们，有可能获得超出本等职位标示的赐服，这也反映了明代宫廷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和恩宠体系。

三、赐服的赐给范围与等级
（一）赐给对象和内容
明代赐服的涵盖范围相对广泛，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人：
1. 朝臣有功或名人后裔
少数朝臣因对朝廷建有功勋，或者作为名人后裔，由于其特殊的身份或优秀的业绩，有可能获得高于其本身品级官服的特别赏赐。例如，在洪武年间，自学士罗复仁开始，就有文臣未至一品而获得赐服的情况。衍圣公作为孔子的后裔，秩正二品，却被赐予织金麟袍和玉带。再如孝宗朝的谢迁、刘健、李东阳三人，他们作为辅弼大臣，在共同处理国政的过程中成绩卓著，配合默契，被时人形容为 “李公某，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为了表彰他们的出色工作，自大明王朝建立以来，首次破例赐给每人蟒服，以资鼓励。

2. 宫中宦臣
以蟒服作为赐服下赐给臣属，这一做法最初并不是从大臣开始的，而是从宦官开始的。据《明史・舆服志》引《大政记》记载，从永乐以后，在皇帝左右的宦臣必然穿着蟒服。这反映了明代宫廷中宦官势力的强大以及皇帝对宦官的特殊恩宠，同时也体现了蟒服在明代宫廷权力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3. 外蕃之王
明代皇帝也会将赐服赐予外蕃之王，以此来展示大明王朝的恩威并施。例如，在永乐年间，赐给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和带。在正德初年，日本国使臣宋素卿入贡时，贿赂刘瑾黄金千金，也获得了鱼袋等赏赐。从一些遗留下来的明代文物中可以看出，对于外蕃之王的赏赐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几种物品，现藏于日本京都庙法寺中原明代万历年间世宗皇帝赐给当时日本国王丰臣秀吉的物品中，就包括蟒、麒麟、飞鱼等多种服饰相关的物品。

（二）赐服等级
赐服在实际的赐予过程中是有严格等级区分的，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蟒服、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白泽、其他补子、玉带、犀带等。皇帝会根据臣属的官职位置和对朝廷的贡献大小，赐予相应不同的华丽服饰，以此来达到激励臣属、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
1. 蟒服
一般而言，蟒服在赐服中的等级地位是最高的。其中，蟒服上所绘的蟒兽纹饰形状是区分等级的标志，分为 “坐蟒” 与 “行蟒” 两种，坐蟒尤为珍贵。据《明史・舆服志》记载，赐蟒对于武一品官来说都是极难获得的。单蟒的面部都是斜向的，而坐蟒则是正向的，所以坐蟒更为珍贵。张居正作为万历朝的首辅，在神宗初年开始的一系列改革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包括经济方面推行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方面启用名将戚继光、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他因此连连受到万历帝的赏赐，其坐像中所穿的赐服蟒图案就是 “尤贵” 的坐蟒形象。而王鳌虽然在明代也是首辅，但他的任职时间和作为都远不及张居正。所以，在王鳌的画像中，其蟒袍正面所绘的蟒型是一条正在行进的行蟒图案，等级次张居正一等。

2. 飞鱼服
飞鱼服属于第三级的赐服。在嘉靖十七年（1504 年），阁臣刘健提议蟒服等的禁令时提到，“蟒、飞鱼、斗牛本在所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飞鱼服在赐服体系中的地位。

3. 斗牛服
斗牛服大致可以列为第四等。张居正刚刚入阁时，其才华初有绽露，得到神宗皇帝的意赐，获得的赐赏就是斗牛服。据《明史・张居正传》记载，“帝御平台，召居正奖谕之，赐金币及秀蟒斗牛服”。

4. 麒麟服等
在赐服等级体系中，麒麟服、白泽、其他补子等依次排在后面。玉带、犀带等也是皇帝根据官职地位情况经常下赐的赏品。不过，赐服等级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在明武宗外纪中记载，十三年（1518 年）正月，车驾将还京，礼部具迎驾仪，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传旨曳撒、大帽、鸾带，且文武群臣大红纻丝罗纱各一。其彩绣，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虎彪。

四、明代赐服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对古代国家管理经验的借鉴与利用
赐服的利用与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是受益于古代国家管理经验的。例如，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赐服现象，明代在制定赐服制度时，无疑借鉴了唐宋时期的相关经验。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明代能够更加合理地利用赐服这一手段来达到激励安抚臣下、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同时，赐服制度也巧妙地利用了人类的虚荣心理弱点。人们往往渴望获得更高的身份地位和荣誉，而赐服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象征，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这种对人类心理的巧妙利用，使得赐服制度在明代社会中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
2. 借助先进纺织技术
明代赐服的制作得益于当时先进发达的纺织技术。例如，万历帝赐给张居正的坐蟒服，就是采用华金线并使用织成手法技术完成的，这使得蟒服更加精美绝伦，与众不同。先进的纺织技术不仅为赐服的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使得赐服在外观上更加华丽，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赐服的象征意义和吸引力。

3. 弥补国家官员管理制度的盲区
赐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家官员管理制度的盲区。在明代的官员管理制度中，可能存在一些对特殊人才在提拔上的制度瓶颈。例如，有些年轻有才华的官员，由于资历尚浅或者其他原因，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晋升。而赐服作为一种特殊的激励手段，可以给予这些特殊人才一种特殊的认可和荣誉，使他们在身份地位上得到提升，从而激励他们继续为朝廷效力。这种对特殊人才的激励作用，弥补了常规管理制度在人才激励方面的不足，使得明代的官员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4. 控制国内外不稳定因素
赐服制度还可以对国内外的一些不稳定因素进行控制。例如，在永乐时期，通过赐服给琉球中山王等周边国家，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强大和友好，从而改善了对日关系，减少了海盗问题。赐服作为一种外交手段，通过向周边国家展示明朝的恩威并施，使得周边国家对明朝更加尊重，从而约束了本国的不良行为，维护了地区的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