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个问题，不知道分析哪些是迎合文人的说法，哪些是朱元璋自己真实意见，那是不行的。至于能把修了一年都不到《元史》，当成代表朱元璋本人的意见，那确实是蒜泥猪头这种文盲才会有的表现。
朱元璋对蒙元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可以看看他给诸多外国和外藩的文书。
洪武二年送给高丽国王的文书中说：
“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
“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
送给占城国王的文书中说：
“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
给爪哇国王的文书中说：
“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
给日本国王的文书中说：
“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
另一份洪武三年给日本的诏谕中说：
“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修元史之文人把反元义军称贼寇，而朱元璋给日本的文书里却说英俊起兵，可见态度上巨大差异。
给吐蕃的诏书中说
“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
到了洪武中后期，发布于国内的诏书意见，朱元璋似也不愿遮掩对蒙元之态度了。
洪武二十一年，在收到蓝玉捷报后，朱元璋的言论则更坦率：
“戎狄之祸中国，其来久矣。历观前代受其罢弊，遭其困辱，深有可耻。今朔漠一清，岂独国家无北顾之忧，实天下生民之福也。”
群臣咸顿首称贺，遂遣使赍敕书劳玉等曰：
“周秦御胡，上策无闻，汉唐征伐功多卫李。及宋遭辽、金之窘，将士疲于锋镝，黎庶困于漕运，以致终宋之世，神器弄于夷狄之手，腥膻之风污浊九州，遂使彝伦攸斁，衣冠礼乐日就陵夷。朕用是奋起布衣，拯生民于水火，驱胡虏于沙漠，与民更始。”
纵观以上材料，则朱元璋在给外国或外藩的文书里更多表露其内心真实想法：蒙元乃是窃据华夏的侵略政权，冠履倒置，义士愤怒，起兵反元者乃英雄俊杰。
到洪武中后期，朱元璋即便面向国内臣民之言论，也直斥元朝之统治是污浊九州了。
至于为什么朱元璋在即位诏书里要承认蒙元正统呢？这其实是和龙凤政权切割后，朱元璋采取了有意识迎合一些元末文人的态度。
其初衷应该是，治理天下离不开大批有文化的官员，全国各地各级官吏都需文化人才。如对蒙元彻底批判否定，可能打击面过大。出于这种考虑，他才采取了压抑真实态度，甚至矮化自己驱逐蒙元之功业的做法。
那为什么要和龙凤政权切割呢？
这是韩林儿之死导致的连锁反应。
朱元璋冒着巨大风险把韩林儿救回来，当然不是为了之后又去把他淹死。
本来只要履行一个禅让程序，那朱元璋称帝就是接续龙凤正统。
刘基等儒生对救韩林儿一事竭力反对，韩林儿被救回后，刘基等也毫不掩饰对其敌视轻蔑的态度。
这也可以理解，如果朱元璋以龙凤为正统，那么包括刘基在内的一大批人，他们的仕元经历，帮助镇压红巾军的经历都是巨大污点。
淹死韩林儿是儒生给廖永忠出的主意。也因此朱元璋对廖永忠很不满。
朱元璋派廖把韩林儿接到应天，明显是为禅让程序做准备。但韩林儿一死，不但计划泡汤，而且还面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是大张旗鼓的立刻惩办凶手，定罪惩罚？
但这样一来，朱元璋自己就处于说不清的位置。毕竟廖永忠是你手下，你就算立刻将之抓起来处死，别人也会说是你把廖当替罪羊，杀人灭口而已。这属于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而且为了一个关系疏远，只有虚名的韩林儿杀了廖，也会让前线将士难以心服。
如果要追查幕后怂恿廖永忠的人，就更麻烦了。天下未完全平定统一，正在用人之时，先把知名文人谋士给抓起来定罪，那无疑更会吓跑本来就疑虑重重的文人，也给本来喜庆的开国盛典平白添堵。
那么继续打着龙凤政权继承者的旗号的同时，又对韩林儿的死低调处理，就说成是意外，又如何呢？但这也很尴尬，等于给自己埋了一个地雷。
无论如何，韩林儿是龙凤政权名义上的君主，不明不白的死了，是谁的责任？你既要继续打龙凤政权旗号，又默认了廖永忠的行为，那不是把弑君行为合理合法化么？还拿什么来教化天下？
朱元璋完全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打着龙凤政权旗号，无论是严惩凶手，还是淡化处理，都让自己变得不干不净。
那似乎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和龙凤政权切割处理。切割处理后，韩林儿就变成了地位无足轻重的人，甚至是许多文人嘴里的贼寇头目。死了也就死了，没人关心追究。无论是廖永忠自作聪明杀的，还是朱元璋授意杀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朱元璋大概衡量利弊，决定采用这个办法，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内心的窝火是肯定的，但似乎也没其他选择。
在这个事情上，他对廖永忠是痛恨的，但又不便于立即发作。
但后来处死廖永忠和此有关。朱元璋之子朱权编写的《通鉴博论》中就明确说“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
总之，韩林儿之死，是刘基之类文人最乐见的。
于是似乎一切都来了一个急转弯。原先光明正大打着龙凤旗号，在韩林儿死后，就变成了要彻底和龙凤政权切割，甚至原先一些地方上为感激朱元璋军队解救百姓危难而立的带有龙凤年号的碑文都要毁掉。
这本来都是完全没必要的。
朱元璋在这个切割中是利益受害方。继承龙凤政权，把蒙元作为伪政权对待，强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义更能让自己的功业彪炳史册，也更能彰显大明政权之正义性、合法性。
和龙凤政权切割后，对待蒙元的态度，他就不得不部分顺应上层文人的心态和感情。
这种态度转变，从一些文书中也能看的出来。虽出文人手笔，基本意思，肯定也是经过朱元璋本人的认可。
在龙凤九年，朱元璋给陈友谅的书信中还说“方今取天下之势,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谓无策。”
吴元年北伐檄书，虽然还是强调了驱逐侵略者，实现民族平等之义：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但也塞进了一句蒙元统治乃天授云云的话。
登基前之祭告文则对蒙元态度更温和了，天命真人起于沙漠之类都出来了，但此恐非朱元璋所乐见。弄半天，他和铁木真之类没多大区别。
将领及其身边低一层级的文人对蒙元之否定态度更为激烈鲜明。如洪武元年八月徐达攻克元大都后之告捷文书，就痛快淋漓，毫无含糊暧昧，摘录几句有代表性的：
“尽驱胡虏之膻腥，诞布幅员之声教，乾坤清肃，日月光明。”
“惟彼元民，始自穷荒。乘宋祚之告终，突胡群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纪，以犬羊而乱华风。崇编发而章甫是遗，紊族姓而彝伦攸斁。”
“列郡之讴歌四集，百年之污染一新。”
洪武三年六月，李文忠之告捷文书应该也是对蒙元痛斥，朱元璋似是顾虑那些以蒙元为正统的文人看见之后的反应，对此大加批评，甚至不惜自我矮化说元朝的灭亡是气运所致，和我没关系。
“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
不过这种批评大概不是其内心真实想法，那些送给外国或外藩的文书，没这种顾虑，就说的直白多了.
对由元入明，还以元为正统的文人，朱元璋表面尊重迎合，但内心则鄙视，甚至憎恶。
如危素者，本不被元朝重用，元帝逃跑后，才被帖木儿花监国复官，他就真的屁颠屁颠的上任了。一天后徐达就占领了大都。他又作态要寻死，最后又以修元史的话，他是有用之身的借口没死，当了明朝的官，还很受礼遇。
这危素也干了件好事。他告诉朱元璋，忽必烈时元人曾经把宋理宗的颅骨截断做成酒器给番僧喝酒用。朱元璋为此特地下令北平守将吴勉搜寻找到这个头颅骨做成的酒器，送回南方，安葬于绍兴。
不过这事，大概只会加深朱元璋内心对危素这类人的鄙视。明知道异族侵略者的恶虐，还要为虎作伥当蒙元的官，人品实属卑污。
一天，朱元璋在东阁侧殿休息，听见外面有脚步声，问是谁，答曰：
“老臣危素”，
朱元璋说“我道是文天祥来了呢。”
另一位蔡子英，表现更搞笑。
他受扩廓帖木儿的推荐，当了元朝的官，被明军抓到，押送途中逃跑了。在陕西又被抓到，送到京师。朱元璋要授以官职，他上书洋洋洒洒，表示自己如何忠贞，不能中道而改节，请求将其流放到海南岛去，他会感恩戴德云云。
朱元璋也不强迫，就把他安置在礼部的住所。一天晚上，这人嚎啕大哭，别人问他怎么了？
他回答说，我这是思念旧主啊。
但接下来，应该是让他肠子悔青了。表演太过度，也不好。
“上知其志不可夺，敕有司送其出塞。”
也就是把他送到塞外，回到他蒙元主子身边去了，这是让他求仁得仁。堂堂正正的人不要当，非要做汉奸，也是可怜。也不知道他真能适应满嘴风沙、居无定所、饮食腥膻的游牧生活么？
恢复游牧生活的元廷不把他当奴隶使唤，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他原本惺惺作态的大哭表演，大概也就是要朱元璋把他放回民间，乐得轻松舒服而已，真把他送到塞外去，那滋味应该不好受，但又说不出反悔的话了。
其实如蔡子英这类人，并非不知道当汉奸之可耻可羞，也正因为知道这点，所以才要有这种做作表演。元末有些汉奸，眼看元廷要完蛋而自杀，也不是出于什么从一而终之类，本质上就是畏辱自杀。这和抗日战争胜利，有汉奸自杀是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