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铭的写作，中国古代最常见的情况是墓主人去世之后，丧家给一定数量的财物（雅称为“润笔费”）请他人撰写，写作者完成之后交稿，丧家磨勒上石。不过，有一种极其罕见的情况，即丧家先后两次求他人为墓主撰写墓志，也就是说墓主一人有两方墓志存在。据学者统计，在上万方唐代墓志中，有28人存在两方墓志，（拜根兴：《一人两志：隋代将领王赟墓志考释——兼论王赟之子初唐名将王文度》，《史学集刊》2020年第6期，第41-51页）笔者根据阅读检索，发现北宋时期两人有两方墓志存在，其中之一是鼎鼎大名的王安石之父王益。在两方王益墓志背后，既有写作过程的曲折，似乎又有善意的“欺瞒”，值得梳理成文，以飨读者。

王益墓志撰写的过程与纠葛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二月，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权厝未葬。庆历七年（1047）十一月，官为大理评事、知鄞县的王安石着手安葬父亲，就请好友曾巩为父亲撰写墓志铭。王安石和曾巩定交于庆历元年（1041），他对曾巩的文学修养颇为赞赏，庆历三年（1043）他在给段缝书信中写道：“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七五《答段缝书》，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315页）庆历三年和五年，曾巩先后请王安石撰写了祖父曾致尧、祖母黄氏的墓志铭，所以王安石安葬父亲时，请曾巩撰写墓志铭并不意外。

曾巩在写作王益墓志时候，也明确提到了撰写缘由：“吾又与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其将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遂为之铭。”（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四四《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00页）曾巩强调，这次撰写王益墓志是好友王安石请求的结果，同时还可看出，他撰写王益墓志铭的主要参考资料，是王安石所撰写的类似行状的“述”。（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七一《先大夫述》，第1227页）这本来不存在任何异议的事情，随着两方墓志的出土发生了重大反转。

2009年10月，在南京江宁区将军山南麓施工过程中，发现了王安石父亲王益和兄长王安仁墓，并出土了两人的墓志。王益墓志结尾处云：“安石以侔友，故来告□侔□铭。”研究者根据此线索，判断出土王益墓志撰者并非曾巩，而是孙侔，（马涛、许志强：《将军山北宋王安石家族葬地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南京市江宁区政协教卫文体和文史委编：《江宁春秋·13》，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39页）结论应当可信。

这里问题就出现了，传世文献中王益墓志作者曾巩，被后世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成就极高；出土王益墓志作者孙侔，现在并不为人熟知。其实，孙侔在北宋时期文坛也有一定名声，甚至还被纳入《宋史·隐逸传》当中。孙侔字少述，初名处，字正之，他和王安石相识于庆历二年（1042），二人一见如故，王安石曾经写作了一篇《送孙正之序》称：“予官于扬，得友曰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八四《送孙正之序》，第1473页）可见王安石对孙侔的文学成就还是较为肯定的。

王益的两方墓志都是王安石向好友求得，类似情况极为罕见，为何会出现此种事情，王安石在与孙侔的通信中提供了重要线索：
某顿首：辱书，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铭固尝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时忘与议定。又有一事，须至别作，然不可以书传。某与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则某不敢易矣。虽然，告正之作一碣，立于墓门，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卷七七《与孙侔书三（一）》，第1343页）

从“辱书，具感恩意之厚”一句可知，这是王安石与孙侔系列通信中的一封，而且是回复孙侔的书信，所以使用了这种标准回函语言。书信中，王安石开门见山，向孙侔解释，曾巩虽然撰写了他父亲的墓志，但曾巩所撰之文有两点不足：一方面是因沟通不足导致的“事有缺略”；另一方面是其中某些内容必须重新改写，即“须至别作”。

既然不满意曾巩撰写的墓志铭，作为丧家的王安石如何处理，书信中有隐约显示：“而正之云然，则某不敢易矣。”所谓的不敢易，实际上反映的是原本要更换，大概是王安石因不满意曾巩撰文，去信孙侔求为父重新撰写墓志，在遭到孙侔拒绝后王安石用“某不敢易矣”附和，不再坚持替换曾巩撰写的墓志铭。虽不再替换曾巩之文，但他仍请求孙侔为父亲撰写立于墓外的墓碣，以便父亲功绩美德流芳后世。

通过上述对王安石回复孙侔书信的分析，可知王安石因不满曾巩为父亲撰写的墓志，又延请好友孙侔重新撰写，在孙侔拒绝后变换说辞，请求孙侔撰写墓碣，以便父亲功业事迹不致遗漏。之后发生的事情似乎能加以推测，孙侔在拒绝重新写作王益墓志后，答应了王安石的要求撰成墓碣，而王安石则把孙侔所撰墓碣刊石入墓，是这次南京出土的王益墓志，坚持对并不认可的曾巩所撰墓志弃而不用。
曾巩在王益墓志中已经强调，他的写作依据是王安石撰写的述文，二人的分歧究竟在何处，竟导致王安石如此坚决的“退稿”，只有把两篇文字细致对比分析才能一目了然。

曾巩撰王益墓志与王安石《先大夫述》之比较
宋人写作官员墓志，多突出他的游宦政绩、性格和德行，具体到王益墓志和《先大夫述》两篇也不例外，都是对逝者生平事迹的描述。除了整体内容缩写、句式及词语变换外，绝大多数内容是一致的，可见曾巩所谓他依据的主要材料来源于王安石的述文，绝对不是阳奉阴违的场面话。在整体一致的前提下，曾巩在王益墓志中对《先大父述》的增删和改动，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首先，曾巩在王益墓志中添加了四点内容。第一，增加了王益与临江军（今江西新余）长官据理力争及治理的结果。王安石记载：“为判官临江军，守不法，公遇事辄据争之以故事。”有无结果，王安石没有说明。曾巩则写道：“改临江军判官。军多诸豪大姓之家，以财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挟为不法，吏乘其然，干没无所忌。公至，以义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纵，以明惮吏，使不敢动摇。居顷之，部中肃然。”在王益的力争下，官吏收敛，治下肃然。

第二，增加了王益在韶州治理狱讼的过程。曾巩强调：“韶居南方，虽小州，然狱讼最多，号难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余，遂以无事。”这是王安石未提及的。第三，增加王益七子姓名及王安石上书求葬父的过程。曾巩记载：“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国，曰安世，曰安礼，曰安上。女一人嫁张氏，处者二人。安石今为大理评事，知鄞县，庆历七年十一月上书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诏曰‘可’，遂以某月某日与其昆弟奉公之丧，葬江宁府之某县某处。”介绍得详细而清晰。

第四，增加了好友王安石求铭的过程。王安石在结尾处曰：“子某等谨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铭焉，以取信于后世。”曾巩在撰写墓志时予以说明：“而吾又与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详。其将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与书来请铭，遂为之铭其尤可哀者也。”以上内容，是王安石记载不多，而曾巩通过自己创作加以充实的。墓志中增加前两点对王益功绩的论述；第三点对王益家族成员的梳理，是基于对墓主熟悉的结果；第四点叙述撰铭的原因，为墓志铭一般的行文习惯。这些内容的加入，绝不至于引起王安石及家人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