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财政有两大特点：一是应急财政，二是白银财政。之所以称为“应急财政”，是因为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包括万历三大征特别是朝鲜之役，女真崛起并席卷辽东，持续的重大及特大旱灾、疫灾，始发于陕西并呈燎原之势的民变，以及明廷的“三王并封”、“二王就藩”，都需要国家财政应急支持。应急财政不可避免地对张居正改革确定下来的原额财政产生冲击。之所以称为“白银财政”，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繁荣、社会财富积累、走私贸易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转型，白银在更多领域流通；与此同时，随着大航海时代而来的贸易全球化，越来越多的白银流入中国，既刺激国内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又推进了正在发生的白银货币化。这两股“白银潮流”交互作用，对明朝财政产生巨大冲击，使得白银货币化、财政白银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晚明财政中的表现，就是原额财政的统计白银化和应急财政的白银货币化。
明神宗朱翊钧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掠夺性征收矿税银两，以及其后的三饷加派，正是晚明应急财政和白银财政相结合的突出表现。此事对当时经济影响重大，加剧了社会危机，“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那么，这一被视为明亡之“兆”的事件，是如何经多方博弈，由掠夺城乡财赋的矿税银两转变为带有工商税性质的正额税课，继而成为明朝税制改革的契机与尝试？在矿监税使活动的20多年里，矿税银两/正额税课究竟征收了多少，在晚明财政中居何种地位？当争议趋于平静时，正额税课为何在神宗去世后就被废止，又给晚明政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揭示晚明国家财政如何在应急与原额间进行协调，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阶层利益的矛盾如何导致严重后果，以及晚明财政又是如何与其他因素一道，将明亡之“兆”变为明亡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