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籍安徽寿县，祖父16岁那年参加太平军，曾任太平军校尉。太平军在天津一战失败后，为逃避清军剿杀，祖父避往河北，从此杳无音讯。太太(即祖父的母亲)带着兄弟姐妹中的五人(祖父除外)迁至本地(即今汤泉镇)。那时我父亲已经出生，由祖母带着回河南南阳娘家省亲，后来祖母写信到老家，老家亲戚告知太太新迁地点，太太才派人将祖母和我父亲接到此地，全家人才勉强团聚，并从此定居汤泉。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那会儿，我家中除双亲以外，还有兄弟姐妹共五人，我排行第二。当时哥哥正在读江浦中学。我读了五年洋学堂，便改从他人做面食学徒，没办法，没钱读书啊。三弟也只是小学毕业，之后从人学医，因为没有钱买书，三弟便借老师的医书来抄，他的手年年冬天都生冻疮，没钱买本子，便用针线缝烟纸盒来写字。四弟和妹妹当时都比较小，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靠父亲做些小买卖(面食)。我自己觉得那时我家里的条件还算不错，至少还有书读，要知道，汤泉镇有80%的人是逃荒过来的，他们的生活是极度困难的，所以当时流传着“汤泉挣钱汤泉了，弄个热水洗把澡”的说法。
要说鬼子的暴行，那真是令人咬牙切齿的恨。日本鬼子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人性的，他们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奸。下面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讲给你们听。
一次，两个鬼子从安徽全椒下乡来此地茶馆寻吃喝，国民党汤泉镇镇长曾采芹安排他们吃完饭后，其中一个鬼子声称要找花姑娘，行至千佛庵(今大吉铁塔场附近)，遇见正在锄地的陈二、陈三兄弟(安徽寿县人，逃荒至此)，两兄弟指向芦苇荡说里面有花姑娘，然后从背后用钉耙将鬼子打死，并焚烧其尸体。另一个鬼子被灌醉后，由三行地保王长城和盛德奎用驴车往回送，走到王家山坂子(今三王村附近)，王长城掏出手枪将鬼子打死，并将其衣服扒下焚烧，用缴获的东洋刀把鬼子的胡子剃掉，然后埋在附近。消息不久传到鬼子耳朵里，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大概是两天后，驻守东葛、西葛的40多个鬼子连夜分两路从吴港、汪家渡过河(滁河)，在陈桥集中，一路烧杀抢掠至三王村，然后用重金诱惑当地村民揭发。鸦片鬼王麻子禁不住诱惑，出卖了王和盛，并领着鬼子挖出尸体，但王和盛早已逃走，鬼子恼羞成怒，便进入汤泉镇进行了疯狂屠杀，首先戳死蜷缩在窑头的十几个乞丐，接着在惠济寺前杀死两个过路行人。进入街内后，打死居民吴广树、陶五及徐必友老表(永宁人，过来走亲戚)等数人。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跑反去了，因为没东西吃，我和父亲回家取粮，从墙缝中看到上述情况。鬼子在返回东葛时路过七连乡黄吕坝(今汤泉农场内)，又在那里抓百姓五六人(其中不含王麻子，因王麻子会用枪，鬼子说他是国民党士兵，便一并抓起来了)，带回东葛后，让狗任意撕咬。吕从林的父亲被咬死，剩余几人(包括王麻子在内)被鬼子用刺刀戳死。
鬼子来的那会儿，我们这里还有负责安全巡逻的民间组织黄旗会(又称“大刀会”)，黄旗会主要由村中男子组成，以大刀为武器，因背挎黄包而得名。有一次，从汤龙张家湾(属七连乡)过来的黄旗会会员在本地茶馆喝水(当地称“亮会”，黄旗会的一种仪式)，听到外面有人叫“鬼子来了”，便提刀冲出茶馆，在北头马路(今新马路)和从江浦过来的一二百名鬼子相遇，鬼子架机枪扫射，打死十几人。
还有一次，黄庄(今汤泉乡十七队)一陈姓百姓被鬼子抓到炮楼(今汤泉镇政府所在地)，鬼子将陈的四肢绑在柱子上，并在下面放一盆水，10多个人用刺刀戳，直到陈死亡。这个姓陈的挺有骨气的，嘴里一直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
国民党汤泉镇曾采芹家也有六七人被从狮子岭方向过来的鬼子用刺刀戳死。曾家当时比较富有，家里开有杂货店、米厂和机米店(名“曾永成”)，曾镇长在浦口雇了一名机米师傅。据说机米师傅偷曾家东西被发现后，遭到曾的一顿毒打并被赶走。鬼子来后，机米师傅参加了随军队。在机米师傅的唆使下，某天早晨，鬼子将曾家包围，并将其中六七人抓住(当时曾采芹听到风声逃走)，在今九龙村八队的一口水塘前将他们戳死，死者一人叫曾老六，另一人叫曾凡仁，其余名字不详。
日本鬼子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只是随着自己的性子，从来不考虑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有一次，他们竟然将中国人当活靶子开枪打死两人，记得那是在宝塔岗(今惠济寺附近)，两个鬼子看到几百米远的地方有百姓路过，便提出比比枪法，打死刘泽滨(住今长虹大队)父亲和方麒麟的女儿。还有一次，大概是鬼子过完节后为了寻开心，便在黄家道场投放毒瓦斯，我记得其中一个鬼子叫阿兹玛(音)，大家都这样称叫。
日军不仅到处杀人放火，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炸弹，他们轰炸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有一次，日本飞机由南京城区方向过来，到汤泉后连着扔硫磺弹(不仅能爆炸，而且能够燃烧)，将猪食巷(名今仍存)以南全部夷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在这次轰炸中被毁。在这次轰炸中刘长海被炸死，郑猫子、黄姓女子被烧死。蔡登朝的妻子(其子蔡作宾在今江浦建行工作)腿被炸坏，后来经过治疗成为瘸子。这还没完，鬼子们在返回南京的路上又用高射机枪扫射汤泉，我当时在大东庙小学读书(又叫东岳庙，在今汤泉镇政府对面)，那时大东庙成了由东葛、西葛方向来的难民的避难所，但鬼子并没有放过这些难民，我还算是比较幸运，机枪只打中了我的鞋跟，但我却看到了最悲惨的一幕，我看到由东葛逃难过来的一对母女，母亲被高射枪打死，死得很惨，肚肠子都流出来了，女儿很小，一口含着奶头，一手抓住母亲的肚肠子，哭叫着，这个小孩后来被一个李姓老太抱走。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些畜生不如的鬼子兵，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最终将不得好死。
鬼子们对中国妇女所犯的罪行也是残酷的。他们一下村便四处寻找花姑娘，强奸甚至轮***。那时候，鬼子兵通常带有随军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大多由韩国、朝鲜妇女组成，但这些慰安妇通常不在一个驻点停留太长时间。慰安妇一走，当地妇女们便遭殃了。所以那时的妇女只得剃光头，穿男人衣服，即使这样仍不能保证不被鬼子糟蹋，后来百姓出于无奈，便筹些钱请维持会会员到南京城雇妓女送给鬼子享用。
大概是鬼子驻进汤泉后两年，汤泉镇连续两个月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因得瘟疫死亡，我听说是鬼子使用了细菌，当然只是听说而已，不过死人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两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我曾经被鬼子抓去，给他们背东西。后来我自己逃跑了，鬼子就来我家将东西翻翻砸砸。那年我只有十三四岁。另一件便是我的腿曾经被鬼子用枪打中过，记得那是跑反的时候，我们躲在石桥大队的一片荷叶塘中，鬼子实际上并不知道里面有人，只是芦苇丛中的鸟不知怎的惊起，然后鬼子便放乱枪。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腿中枪，上岸后才发现腿上有血，因为没钱治疗，伤口感染化脓，在床上一躺便是八年，后来请一位中医用火针化脓治疗，稍有好转，但至今走路仍一瘸一拐。说真的，我在心底将鬼子骂了千万遍。我觉得鬼子制造的这种伤害是刻骨铭心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鬼子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必然会引起有良知的中国人的不满，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与鬼子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们镇上也有反抗鬼子的英雄。像王安傻子用树根作“枪”缴了便衣鬼子的一把手枪，后来跑到西政府(设于今星甸)躲避。从无锡过来的医生彭复安趁鬼子洗澡之际，打死一个放哨的鬼子兵并成功逃脱。还有上面提到的陈二、陈三、王长城和盛德奎等。鬼子在汤泉建立炮楼后，地下共产党也常常潜入镇子教当地的小孩唱歌骂汪精卫和日本人，还请小孩帮忙贴标语。
总而言之，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或者家人不会出事，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谨慎到了近乎逆来顺受的心态。尽管也有少许反抗，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鬼子来了便跑反，见到鬼子便退避三舍。
不过现在好了。解放后，哥哥读了镇江师范然后做了教师，三弟做了医生，四弟和妹妹都读仪征师范，然后做教师，我又读了几年书，在文工团工作几年，然后调入政府文化馆工作。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退休了，我膝下有五子三女，都很孝顺。孙子都抱了三个、孙女一个、三个外孙、一个外孙女，所以我说“别人忙财我忙孩”。现在我和老伴住在一起，儿女们都在异地工作，经常会回来看看我们，我和老伴真的很满足。
朱彭年，男，78岁
调查地点： 汤泉镇老街
调查时间： 2004年7月7日
调查人： 刘卿、张义中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那会儿，我家中除双亲以外，还有兄弟姐妹共五人，我排行第二。当时哥哥正在读江浦中学。我读了五年洋学堂，便改从他人做面食学徒，没办法，没钱读书啊。三弟也只是小学毕业，之后从人学医，因为没有钱买书，三弟便借老师的医书来抄，他的手年年冬天都生冻疮，没钱买本子，便用针线缝烟纸盒来写字。四弟和妹妹当时都比较小，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靠父亲做些小买卖(面食)。我自己觉得那时我家里的条件还算不错，至少还有书读，要知道，汤泉镇有80%的人是逃荒过来的，他们的生活是极度困难的，所以当时流传着“汤泉挣钱汤泉了，弄个热水洗把澡”的说法。
要说鬼子的暴行，那真是令人咬牙切齿的恨。日本鬼子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人性的，他们每到一处，便烧、杀、抢、掠、奸。下面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讲给你们听。
一次，两个鬼子从安徽全椒下乡来此地茶馆寻吃喝，国民党汤泉镇镇长曾采芹安排他们吃完饭后，其中一个鬼子声称要找花姑娘，行至千佛庵(今大吉铁塔场附近)，遇见正在锄地的陈二、陈三兄弟(安徽寿县人，逃荒至此)，两兄弟指向芦苇荡说里面有花姑娘，然后从背后用钉耙将鬼子打死，并焚烧其尸体。另一个鬼子被灌醉后，由三行地保王长城和盛德奎用驴车往回送，走到王家山坂子(今三王村附近)，王长城掏出手枪将鬼子打死，并将其衣服扒下焚烧，用缴获的东洋刀把鬼子的胡子剃掉，然后埋在附近。消息不久传到鬼子耳朵里，他们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大概是两天后，驻守东葛、西葛的40多个鬼子连夜分两路从吴港、汪家渡过河(滁河)，在陈桥集中，一路烧杀抢掠至三王村，然后用重金诱惑当地村民揭发。鸦片鬼王麻子禁不住诱惑，出卖了王和盛，并领着鬼子挖出尸体，但王和盛早已逃走，鬼子恼羞成怒，便进入汤泉镇进行了疯狂屠杀，首先戳死蜷缩在窑头的十几个乞丐，接着在惠济寺前杀死两个过路行人。进入街内后，打死居民吴广树、陶五及徐必友老表(永宁人，过来走亲戚)等数人。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跑反去了，因为没东西吃，我和父亲回家取粮，从墙缝中看到上述情况。鬼子在返回东葛时路过七连乡黄吕坝(今汤泉农场内)，又在那里抓百姓五六人(其中不含王麻子，因王麻子会用枪，鬼子说他是国民党士兵，便一并抓起来了)，带回东葛后，让狗任意撕咬。吕从林的父亲被咬死，剩余几人(包括王麻子在内)被鬼子用刺刀戳死。
鬼子来的那会儿，我们这里还有负责安全巡逻的民间组织黄旗会(又称“大刀会”)，黄旗会主要由村中男子组成，以大刀为武器，因背挎黄包而得名。有一次，从汤龙张家湾(属七连乡)过来的黄旗会会员在本地茶馆喝水(当地称“亮会”，黄旗会的一种仪式)，听到外面有人叫“鬼子来了”，便提刀冲出茶馆，在北头马路(今新马路)和从江浦过来的一二百名鬼子相遇，鬼子架机枪扫射，打死十几人。
还有一次，黄庄(今汤泉乡十七队)一陈姓百姓被鬼子抓到炮楼(今汤泉镇政府所在地)，鬼子将陈的四肢绑在柱子上，并在下面放一盆水，10多个人用刺刀戳，直到陈死亡。这个姓陈的挺有骨气的，嘴里一直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
国民党汤泉镇曾采芹家也有六七人被从狮子岭方向过来的鬼子用刺刀戳死。曾家当时比较富有，家里开有杂货店、米厂和机米店(名“曾永成”)，曾镇长在浦口雇了一名机米师傅。据说机米师傅偷曾家东西被发现后，遭到曾的一顿毒打并被赶走。鬼子来后，机米师傅参加了随军队。在机米师傅的唆使下，某天早晨，鬼子将曾家包围，并将其中六七人抓住(当时曾采芹听到风声逃走)，在今九龙村八队的一口水塘前将他们戳死，死者一人叫曾老六，另一人叫曾凡仁，其余名字不详。
日本鬼子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只是随着自己的性子，从来不考虑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有一次，他们竟然将中国人当活靶子开枪打死两人，记得那是在宝塔岗(今惠济寺附近)，两个鬼子看到几百米远的地方有百姓路过，便提出比比枪法，打死刘泽滨(住今长虹大队)父亲和方麒麟的女儿。还有一次，大概是鬼子过完节后为了寻开心，便在黄家道场投放毒瓦斯，我记得其中一个鬼子叫阿兹玛(音)，大家都这样称叫。
日军不仅到处杀人放火，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炸弹，他们轰炸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有一次，日本飞机由南京城区方向过来，到汤泉后连着扔硫磺弹(不仅能爆炸，而且能够燃烧)，将猪食巷(名今仍存)以南全部夷为平地，我家的房子也在这次轰炸中被毁。在这次轰炸中刘长海被炸死，郑猫子、黄姓女子被烧死。蔡登朝的妻子(其子蔡作宾在今江浦建行工作)腿被炸坏，后来经过治疗成为瘸子。这还没完，鬼子们在返回南京的路上又用高射机枪扫射汤泉，我当时在大东庙小学读书(又叫东岳庙，在今汤泉镇政府对面)，那时大东庙成了由东葛、西葛方向来的难民的避难所，但鬼子并没有放过这些难民，我还算是比较幸运，机枪只打中了我的鞋跟，但我却看到了最悲惨的一幕，我看到由东葛逃难过来的一对母女，母亲被高射枪打死，死得很惨，肚肠子都流出来了，女儿很小，一口含着奶头，一手抓住母亲的肚肠子，哭叫着，这个小孩后来被一个李姓老太抱走。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些畜生不如的鬼子兵，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最终将不得好死。
鬼子们对中国妇女所犯的罪行也是残酷的。他们一下村便四处寻找花姑娘，强奸甚至轮***。那时候，鬼子兵通常带有随军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大多由韩国、朝鲜妇女组成，但这些慰安妇通常不在一个驻点停留太长时间。慰安妇一走，当地妇女们便遭殃了。所以那时的妇女只得剃光头，穿男人衣服，即使这样仍不能保证不被鬼子糟蹋，后来百姓出于无奈，便筹些钱请维持会会员到南京城雇妓女送给鬼子享用。
大概是鬼子驻进汤泉后两年，汤泉镇连续两个月每天都有四五个人因得瘟疫死亡，我听说是鬼子使用了细菌，当然只是听说而已，不过死人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两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是我曾经被鬼子抓去，给他们背东西。后来我自己逃跑了，鬼子就来我家将东西翻翻砸砸。那年我只有十三四岁。另一件便是我的腿曾经被鬼子用枪打中过，记得那是跑反的时候，我们躲在石桥大队的一片荷叶塘中，鬼子实际上并不知道里面有人，只是芦苇丛中的鸟不知怎的惊起，然后鬼子便放乱枪。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到腿中枪，上岸后才发现腿上有血，因为没钱治疗，伤口感染化脓，在床上一躺便是八年，后来请一位中医用火针化脓治疗，稍有好转，但至今走路仍一瘸一拐。说真的，我在心底将鬼子骂了千万遍。我觉得鬼子制造的这种伤害是刻骨铭心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本鬼子在中国的胡作非为必然会引起有良知的中国人的不满，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与鬼子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我们镇上也有反抗鬼子的英雄。像王安傻子用树根作“枪”缴了便衣鬼子的一把手枪，后来跑到西政府(设于今星甸)躲避。从无锡过来的医生彭复安趁鬼子洗澡之际，打死一个放哨的鬼子兵并成功逃脱。还有上面提到的陈二、陈三、王长城和盛德奎等。鬼子在汤泉建立炮楼后，地下共产党也常常潜入镇子教当地的小孩唱歌骂汪精卫和日本人，还请小孩帮忙贴标语。
总而言之，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或者家人不会出事，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形成了一种谨慎到了近乎逆来顺受的心态。尽管也有少许反抗，但是大多数人还是鬼子来了便跑反，见到鬼子便退避三舍。
不过现在好了。解放后，哥哥读了镇江师范然后做了教师，三弟做了医生，四弟和妹妹都读仪征师范，然后做教师，我又读了几年书，在文工团工作几年，然后调入政府文化馆工作。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退休了，我膝下有五子三女，都很孝顺。孙子都抱了三个、孙女一个、三个外孙、一个外孙女，所以我说“别人忙财我忙孩”。现在我和老伴住在一起，儿女们都在异地工作，经常会回来看看我们，我和老伴真的很满足。
朱彭年，男，78岁
调查地点： 汤泉镇老街
调查时间： 2004年7月7日
调查人： 刘卿、张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