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字汝霖，诞生于宋仁宗在位末期的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时。按西元推算，则是1060年1月20日。他的祖贯是两浙路婺州义乌县。
婺州即今浙江省金华市，名特产是金华火腿。但在宋时，婺州不算是两浙路经济发达的州，却是个山水佳地，“俗勤耕织”，文化上也是“名士辈出”，“士知所学”。义乌县“川明山秀”，向来并不出名，但依靠义乌人的勤劳、智慧和善于经商，义乌市近年来不仅成了国内，也成了国际上著名的小商品物流中心。
据称义乌宗氏家族是东汉汝南太守宗资的后裔。五代时，宗泽的七世祖为逃避战乱，徙居义乌。曾祖父宗惠，祖父宗拱之，父亲宗舜卿“隐居不仕”，母亲是刘氏。宗舜卿和刘氏共生四个儿子，依齿序为宗沃、宗泽、宗峄和宗灏，但宗泽的两个弟弟“皆少亡”。宗泽是否另有姐妹，则并不清楚。宗泽至少有一个堂妹，堂妹夫黄琳。宗氏家族的成员显然相当多，从宗泽六十九岁至七十岁时给其侄子的信中看来，有“民师四一侄”“姨姨、太孺人”“嫂嫂（宗沃妻）”“十六娘、四一亲妇、七二秀才”“七二侄、五一哥”“七五”“五三”等，按当时习惯，亲属间都是以排行称呼。

有的记载称宗泽为“婺州农家子”，按宋时称“农”有时或指乡村户，并非都是胼手胝足的底层农民。特别是在科举制发达和成熟的宋朝，王安石进行科举改革，实行儒家经义取士，经学、教育和科举遂成三位一体。科举制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在宋人的时尚观念中，“人若不曾读书，虽田连阡陌，家赀巨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许多富人，即剥削阶级的目标，就是由富族转变为士族。“首先成为富族，然后再投资于文教，使自己士人化”。“很多士族从富族转化而来”。后世则总结为“诗礼传家居贵位”，士族们往往以所谓“奕世诗礼”“诗书传家”“家世儒业”“家世诗书”之类而自豪。宗泽的祖先虽非累世仕宦，而显然是走着通过读书，争取通过科考，走向仕宦之途。
从今存的史料看来，宗家不在当地的“著姓”“大族”之列。宗舜卿本人是士人，曾“得幕金陵”，即赴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当幕僚。他所结交的几个挚友，包括处士叶桐，宗泽的岳父“陈八评事”，处州丽水县的陈允昌，也都是士人。“陈八评事”排行为八，《盘溪宗氏宗谱》说他名裕。他任大理评事，却无仕历，估计是买官所得的低等文官。他有三个女儿，次女嫁胞弟宗峄，而三女嫁亲兄宗泽。宗舜卿对两个儿子，大约依其资质，又依家庭经济状况，而有所分工。宗沃字汝贤，一直在家“服勤力穑，肯播肯获，以克幹裕厥家”，须经营农务以维生，当然也不排除出租田地和雇工耕作。在宋代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手工生产，南方一个男劳力的可耕田约二三十宋亩，“一个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如若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本户劳动力的可耕地面积，其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出租，二是雇工”。宗泽称其兄“喜宾客，曾不顾供具有无。朋游中有倚豪富，作气势，陵轹贫下，或掩其不善，而见其善者，兄于广坐中，直以理折之。彼虽暴戾，心自愧服。乡人欲作一不义事，必先畏缩曰：‘宗汝贤知之，定众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这也反映了宗氏家族在当地有乡绅的地位。
宗泽曾自述其求学经历说：“某未冠时，持先人遗书一车，他无所携，悲吟梗概，懔然去国，求师承于四方。阅十余年矣，崇筵绛帐，所历数十，取道一无所得。莫悟其繇，因怅然以归。”后来才找到一位名师。他家有祖传“先人遗书一车”，表明是后人所谓的书香门第。

宗泽“自为儿时，趨向不凡，诵书过目辄不忘，逮长游学四方，籍籍有声”，成为博学强记的儒生。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左氏》”，“少尝尽以《左氏》事缀粘壁间，以便朝夕观览”。“其为文不事彫琢，浑然天成”，“直写其肺腑，无饰辞”。从今存的遗文看，他的文字说理透彻，满腔忠义之气，流出肺腑，极富感染力。
宋朝科考的规矩是，上一年各地方等先进行解试，解试及格的贡士，再于翌年参加中央的省试和殿试。青年的宗泽也曾“久连蹇场屋”。按省试前一年为各地解试之年推算，他在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十四岁时，年龄可能小一点儿。但往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十七岁时，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二十岁时，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二十三岁时，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二十六岁时，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二十九岁时，五次解试，他都有参加的可能，解试的地点就在乡贯婺州，而屡遭失落和挫败。科考的屡次失意者，无疑占了士子的绝大多数，倒不是稀罕的事。他在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解试及格，成为贡士，而取得前往都城东京开封府参加中央省试的资格，时年三十二岁。

他应于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春，即三十三岁时，到东京开封城赶考。按宋时的地理测量，婺州距离东京“二千九百三十（宋）里”，大约须走好几个月，故他须于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冬即启程。已过而立之年的宗泽，应是第一次与故乡、父母和妻儿等亲人依依惜别，前往遥远的北方。光是行程旅费，就是家庭一笔极大的经济负担和支出。此行吉凶祸福，难以预卜，种种酸苦的心迹，非九百年后的今人所能体会。沿途固然也会有流连好山好水的佳境，更多的应是期盼、紧张、孤寂之类，精神负担绝不可能轻松。年关将尽，他肯定能体会到唐诗中“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的滋味。
一个偏僻小县出来的书生，乍然来到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会，各种新鲜的感受，自不必论。开封城每隔三年，就须接待一次来自四面八方的贡士，供应他们食宿。大约有一万数千名贡士，而最终登科者，约占总数的3.4%~5%。人们至今仍感觉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故全世界范围的求神问卜活动一直不绝。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当然更甚。开封有“二相公庙在城西内城脚下，举人入京者，必往谒祈梦，率以钱置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灵”，二相公相传是孔子弟子子游与子夏。至于占卜者们，更是骗钱有术。这无非是当时开封城中因科场而伴生的产业。
九百年后的今人，也并非不可以领会九百年前贡士们的赴考心态，现成的就是目今一年一度的高考。我们设想，最贴近当时贡士们心态者，大约还是“文革”刚结束后最初恢复的几次高考。蕴藉多年而如此强烈的渴望、焦灼、紧张、不安之类，谁也很难说出竟有多少种滋味在心头。只有3.4%~5%的录取率，意味着如成千上万人走上狭窄的独木桥，荣辱成败在此一举，而绝大多数人又必然从桥上跌落下来。

第二节 屈沉下僚三十五年
唐朝进士及第，须经吏部试后，方可授官。然而从宋太宗时开始，科举及第后就可直接授官。如前所述，当年通过科考的进士授“假承务郎、文学”有差。此处的“假”有假借之义，即位次尚非正式的从九品承务郎，大致从宋神宗元丰改官制以后，进士们“释褐授官”，最高者就是假承务郎。“文学”是某州文学，也是从九品。
授官不等于担任实职“差遣”，宗泽于两年后，即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时年三十五岁，方“以将仕郎调大名府馆陶县尉，摄邑事”。馆陶县今与大名县同属河北省。将仕郎应是从九品文官中最低一级。县尉可以比附为如今的本县警察局长，但因县令暂缺，由他代任暂署，宋时名之为“摄”。宗泽从政之始，即显示其英锐强明的才干，“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诉沓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奄月，讼庭阒然”

元祐末最大的变故，当然是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翌年改元“绍圣”，排黜反变法派，重新起用变法派，并推行宋朝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在此形势下，宗泽迎来了新的顶头上司，正好是著名的变法派吕惠卿。吕惠卿在元祐时受到迫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资政殿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知大名府”。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十月，“资政殿学士、知大名府吕惠卿为观文殿学士、知延安府”。吕惠卿在旧史中给他泼了过多的脏水。他固然有其人格弱点，却是公认的王安石变法派中第一干才、最重要的助手。但在反变法派翻身后，吕惠卿却未能施展其才，“虽章惇、曾布、蔡京当国，咸畏恶其人，不敢引入朝，以是转徙外服，讫于死”。其实不仅是他们害怕吕惠卿，宋哲宗与吕惠卿面谈，“惠卿乞留京师，但愿得一宫观，时上殿”，皇帝却“哂之”，“语既久，上极有倦色”。这就决定他不可能入朝掌政，而只能担任方面大员。故吕惠卿只能“自负高才，久排摈在外”，而“视宰辅、贵臣皆晚进，出己下者”。
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是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吕惠卿任知大名府，必定兼有北京留守的头衔，另兼大名府路安抚使，作为河北路沿边的大军区司令。当时地方军区也实行以文制武的体制，吕惠卿以文臣身份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