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萧师姐的剧情“魔怔”，实际上她不魔怔。只不过她的剧情和传统武侠逻辑不符，而且比其他角色的深度高出太多，以至于显得格格不入。我甚至怀疑，制作组里某位人文气息极高的编剧独自负责了这部分内容，或者某位编剧在写这段剧情的时候正在看某些社科专著，导致其他人根本无法与之配合。如果不是制作名单没看到，我都会怀疑小椴或者孙晓负责了这段剧情。
萧师姐为什么阻止阿琉亲手杀掉自己的仇人？因为对一个尚且年幼的女孩来说，亲手夺取生命的心理冲击是不可逆的。即便阿琉当时坚信自己复仇正当，但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呢？她能始终如此坚定吗？道德焦虑不会因为逻辑的自洽而消失，《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便是例证——即便他试图、甚至已经从逻辑上说服了自己，他的道德本能仍然让他饱受折磨。相较之下，将山贼交由政府裁决至少有一个“好处”：法律的执行者在行使权力时是“去人性化”的，他们不必承受道德谴责，因为作出决定的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本身。
然而，法律和规范并非完美无缺。在萧师姐与李知府的对话中，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探讨的核心问题浮现——官僚理性的极端化如何导致道德责任的消解。李知府的逻辑将国家的保护义务与纳税绑定，仿佛社会契约只是纯粹的利益交换，而不包含任何道义责任。这种治理方式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最终会把生存权利变成特权，而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鲍曼指出，现代官僚体系正是通过分工、命令与规则，将道德责任拆解，使人们在体制内毫无愧疚地执行残酷的决定。李知府的逻辑，正是这种“现代性”的体现。
所以萧师姐才说，这个世界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