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生病了吗？2009年，医学家兼医学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诺伊曼(Hans-Joachim Neumann) 和当代史学家里克·埃伯勒(Henrik Eberle)在他们的著作《War Hitler krank?:Ein abschlieBender Befund》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研究深入透彻、结论令人信服，书中驳斥了许多关于希特勒所谓疾病和所谓药物成瘾的谣言与谬传。令人惊讶的是， 柏林记者兼小说家诺曼·奥勒(Norman Ohler)又重提这些陈词滥调，就好消息诺伊曼与埃伯勒的研究成果从未存在过一样。事实上，除了关于兴奋剂柏飞丁(Pervitin)的发明者及其发展历程的一些有趣史料发现外，奥勒的作品在内容上并无新意。

两位作者对阿道夫当时的健康情况的总结分为以下四点:1.希特勒患有肠胃痉挛，这是一种肠易激综合征，具有心身性疾病特征；2.希特勒左臂和左腿的震颤不是莫雷尔所说的“颤抖性麻痹”，而是帕金森病的症状，1941年首次显现；3.希特勒无疑还患有高血压和不断恶化的冠状动脉硬化症。4.无医学实证证明希特勒罹患精神疾病。动脉硬化和帕金森导致了希特勒的身心日益衰落。莫雷尔的治疗方案以解痉药(尤可达、尤帕佛林)，维生素注射为主，未使用精神类药物。 1943年前无证据表明希特勒使用兴奋剂，其行为并非受精神疾病或酒精和违禁品等精神药物的影响。希特勒自始至终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其决策体现清醒意志，发动战争、种族图沙等关键决策均发生在无重大健康干扰时期。

奥勒作品的缺陷是否跟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学术训练有关姑且不论，但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整个论述充斥着严重的技术性缺陷，使得这部作品连作为纪实作品的价值都几乎没有，书中所谓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如封面宣传所言)显然名不副实。除了大量缺乏实例或文献佐证的断言外，奥勒的论述中至少存在同等数量的未经证实、甚至无法证实的推测。例如他声称阿道夫的大脑因神经违禁品遭受不可逆损伤”，或臆测此时阿道夫只能通过麻醉剂来支撑自己的妄想”。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奥勒在论述过程中将此类推测直接作为论据使用，例如他断言德军在““闪电战”中的惊人胜利纯粹是因为士兵服用甲基苯丙胺(柏飞丁)所带来的兴奋作用。尽管柏飞丁作为兴奋剂对德军的影响广为人知，但其作用远未达到奥勒所暗示的程度。

从作者对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在书中的种种臆想。例如奥勒曾称阿道夫的私人医生特奥·莫雷尔(Theo Morell)曾随意地散发柏飞丁，以至于“狼穴大本营滥用甲基苯丙胺”的消息已传到了柏林， 而作者仅引用莫雷尔以前的一位老病人于1944年4 月14日写给莫雷尔的信:“我们经常谈起您和你们，这些回忆总是让我们非常振奋。”单从“振奋” 一词解读出柏飞丁的使用，可以看出作者的想象力是何等的丰富！这不禁令人怀疑奥勒在写作时是否陷入了自我陶醉的狂热中，以至于抛弃了基本的客观论证。从对帝国航空部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作者的“深厚的文学素养”-“印有万字的帝国红色战旗在楼顶自信地飘扬，仿佛在明确无误地表明:即使是风，即使是天空中看不见的东西，也要服从这个政府机构，尤其是帝国元帅的领导。

奥勒同样对莫雷尔在病历记录中对维生素和葡萄糖标注“X”的做法提出了种种臆测。奥勒在书中认为莫雷尔病历中关于阿道夫注射尤可达的次数与事实情况相去甚远，声称所谓的““X”R就是令人成瘾的镇痛药尤可达(Eukodal),尽管他最初还谨慎地表示这“或许可以推测”，但在下文，他就将这一推测当作确定性的结论使用--“虽然没有医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阿道夫对违禁品的依赖，但莫雷尔在1944年9月写下的那些字迹难辨的病历卡足以说明，阿道夫在这一时期的违禁品摄入是多么频繁。此外，再加上那神秘的‘X'和‘注射如常，以及很可能没有被记录在案的‘治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阿道夫摄入的违禁品剂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时间一长，就连阿道夫也混淆了这两种发音相似的药物--他要尤帕佛林(Eupaverin),心里想的却是尤可达(Eukodal)。”事实上，根据诺伊曼和埃伯勒的研究，莫雷尔给希特勒注射解痉药尤帕佛林，是为了治疗其慢性肠道疾病。但奥勒却断言:....这些虽非确证，但都是线索，表明阿道夫在1944年最后一季度已经对尤可达成瘾， 并持续渴望这种麻醉剂。”

奥勒是书中充斥着此类主观臆断，不管是关于阿道夫的内容，还是关于德国民众和国防军所谓滥用柏飞丁”的叙述。他甚至时常引用与自身论点相矛盾的史料。例如他写道第1装甲师的军需官在西线战事前为该师准备了2万片柏飞丁，而第1装甲师的口粮供给兵力(Verpflegungsstarke)为15，000 人，理论上每人只能分到不到两片的药量，这显然不足以让官兵持续“亢奋”；奥勒还提到了第77战斗机联队联队长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Johannes Steinhoff)在1943年的地中海战场执行任务时第一次也是唯--次服用这种当时还不熟悉的柏飞丁，虽然作者在注释指出了这点，但他显然没有发现这个案例其实并不利于他的观点。

奥勒在书中的诸多例证中，多次援引可信度存疑的回忆录陈述，如“谎言男爵”(Luigenbarons)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Spee)的说法。[2]奥勒在书中提到的所谓“元首可卡因成瘾”之说，实则源自耳鼻喉医生埃尔温·吉辛(Erwin Giesing)的战后证词--而诺伊曼与埃伯勒早在其著作中证明这种说法并不可信。此外，奥勒的书中存在约二十处事实性错误，这些错误使其难以被视为二战史专家。例如他声称古德里安在1940年发明了闪电战、 [3]阿道夫为重新建立“领袖原则”“而下达了敦刻尔克停止进军令，更有多处注释内容与待佐证的文本毫无关联，暴露出他学术素养的缺失。

[2]: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马格努斯·布雷希特肯
(Magnus Brechtken)的新作《Albert deutsche Karriere》首次全面解构了施佩尔的谎言，该书聚焦于施佩尔的回忆录，揭露了其中大量捏造与篡改。例如施佩尔声称1930年12月4日首次接触纳粹，并在阿道夫的演讲中经历“觉醒时刻"。然而事实上，施佩尔早在1930年春就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汽车俱乐部”并担任荣誉职务，当时他已是一名坚定的fxs分子；施佩尔还在回忆录中描述他如何在一夜之间设计出体育场的改造方案，以满足阿道夫的审美需求，然而这纯属虚构。
[3]:事实上，闪电战既非德军的正式军事术语，更非其既定的战术战略原则。古德里安本人既非“闪电战之父”，也非装甲兵之父”。关于古德里安本人在德军装甲兵建设作扮演的角色，可参考《曼施坦因VS古德里安:一个步兵将军是更好的装甲兵将领？》
[4]:卡尔·海因茨·弗里泽尔(Karl-Heinz Frieser)也提到过类似的说法，事实上，龙德施泰德在5月23日已发布命令让装甲部队停下来，阿道夫5月25日的命令实质上只是对其做法的确认而已，这单纯是因为阿道夫相信龙德施泰特的看法，而不相信陆军总司令部的判断，为此，他将下一步行动的决定权交给了龙德施泰特。关于阿道夫下达停止进军令的原因可参考《永远关上的胜利之门:1940年德军为何在敦刻尔克前止步？》

综合来看，这本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荒诞、不客观且极度不科学。奥勒本人在本书的终章《千年的迷醉》中写道:“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研究和探讨这个自诩的禁欲主义者的吸毒史，绝不是以猎奇，或以博人眼球为目的，刻意去挖掘某个不为人知的秘闻。”在读完这本之后，作者的这番说辞显然令人难以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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