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暂别》（译林出版社，2024年，6章）
为了不让场面太过尴尬，我不断地找话题。我问起他的生意，他说目前在朋友的公司打工，带着一个营销团队，但他很想出来单干，缺的就是资金。这次来北京的一个目的，就是去那位老朋友那边看看能否拉到投资，没想到朋友却搞了传销。我有点儿紧张起来，我怕他再提起钱的事情。
过去几年里，我几乎所有的积蓄都帮他填补他亏欠的漏洞了，如今再让我拿钱出来，说实话我会很为难。但他没有提跟我借钱的事情，他只是打量我：“你真过得好吗？”我说：“好啊。”说完我莫名地难过起来。
他接着说：“爸爸妈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他们没有在你面前说什么，怕给你压力。但他们经常跟我说起他们的担心。”我说：“我真的很好啊。我做我喜欢的事情，一切都很好。”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好。”

吃完饭，我带他到了我的住处，很小的一间，原本是用来储物的，与厨房没有完全隔开，所以每当有人做饭时，房间里全是油烟味道。现在房里一下子站了两个人，显得分外拥挤。哥哥把包放在床上，打量我的住处。
两书架的书，小书桌，几个箱子，扫一眼便能看完。这是亲人第一次看到我在老家之外的住处。在北京我几乎没有什么亲戚，偶尔有一两个，也是远房的，根本没有走动。所以，哥哥说他来看我，我有点儿兴奋。

他问我租金多少，一听我说的金额，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么贵啊，再说住的这地方实在是……”他忍住没说出来。只有一把小凳子，他坐不下，只好坐在床上。他又问：“你在这里住了几年？”我说四年了。我们一时无话可说。他躺了下来，望着天花板，我打开电脑看写的稿子。
他说：“你把你写的书给我两本，我在回去的车上可以看看。”我迟疑了一下：“书里写了你，你看了别生气。”他笑道：“你放心，我不会的。我知道你写了很多家里的事情，这有什么呢。”我把自己的几本书拿了出来，他接着说：“我那些同事经常翻看你的文章，你嫂子都把你的书看完了。”我说：“他们说没说写得如何？”哥哥笑了：“好嘛。都说写得好。”

我记得有一年他在上海躲债，一时兴起在网上找来我写的文章，他说他一口气看了好多篇。过去他从来没有主动看过我写的文字，这次看完有了很不一样的感受。我写的事情多是他熟悉的，可我的角度和想法是他陌生的。
他经常是我书中写的主角，我写过他的难堪，也写过关于他的回忆，写过他的孩子们，当然还有我们共同的父母。他从床上坐起来，认真地说：“我不会把书中的那个我当成自己，我就当成一个书中角色而已。所以你不用有压力，你写你的就好了。”

我本打算两人挤一晚，他看了看床，迟疑了一下，我便说：“小区外面有快捷酒店。”我们又一次出门，走出小区。我跟他说既然第一次来北京，那么不妨多住几天，我好好陪他逛逛。他说：“我没有时间了，公司还有事情，我明天就回去了。”等红绿灯时，他说：“你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遇到什么事跟我说。”

到车站时，时间尚早。我带哥哥去地下的麦当劳坐，给他点了套餐。他一点一点地吃着，像个乖顺的小孩。我跟他说起他的两个孩子，他话也多了起来，大儿子这样小儿子那样。“我对他们也没有期盼，平平安安就好。”我点头说：“咱们爸妈也是这样想的。”他说：“你已经远远超出父母的期盼了。你是他们的骄傲。”

到了时间，哥哥要进站了。我拿出手机：“我们从来没有合影过，来一张吧。”我们凑在一起，对着手机镜头拍了一张。回去的地铁上，翻看我刚才拍的合照，忽然发现我们兄弟俩长得越来越像了。从小，我像爸爸，他像妈妈，而现在我更像是稍微年轻版的他。虽然有点儿惊讶，但也不意外，毕竟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兄弟一场。

母亲急着要下楼，芝麻还没种，湖田的草也没除干净，地里的各种事情都在等着。而父亲继续站在窗边，没有动弹。我问父亲收成，父亲算了一笔账：“十一亩地，麦子收了五千多斤，卖出去几毛钱一斤，毛收入五千块，扣除农药钱、人工钱等，我跟你母亲忙了大半年，纯收入几乎为零。这还算好的，有的人忙了一年还倒贴钱。”

我忽然明白了父亲“懒”的原因：你种多种少，勤快也好，懒惰也罢，最终的收入并不会增加多少，甚至有可能没有什么收入，那忙来忙去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越来越不愿意去地里，越来越不愿意费心费力，而母亲却不这样想，她认为种地虽然已经不挣钱了，但好歹能顾个嘴，不种地能做什么呢？
像他们这样已经快七十岁的人，唯有种地还是能做的。日常花销，可以通过打零工来维持，比如说，帮搞装修的师傅做下手，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元；或者去渔庄端盘子、洗菜、扫地，一天也能有一百元；或者去农场帮人种红薯，一天也是一百元……但土地，是万万不能丢弃的。

我已经跟父母说过很多次，其实可以不用种地了（为了动动身子，种几亩地就可以了，不要种十几亩那么多，太过辛苦），我跟我哥哥完全承担得起赡养父母的费用，平日我也时不时给他们钱。父母亲说好好好，我们的心意他们心领了，但地还是要继续种下去——他们还有精力来做。

过去没有电动三轮车的年代，他们去十几公里外的农场种地，来回都靠走，常常到天黑透才回来。我跟我哥哥那时候还很小，坐在屋子外面等他们。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辛苦，一见到他们就哭，非要让他们给我买这个买那个。

他们不是“能人”，他们的同辈人，有的在外做生意跑单子，早就赚大发了，他们不行，他们只能依靠土地。可以说，土地就是我们家的“传家之物”。年轻人都不在，年老如我父母这一辈，有去药厂上班的，有外出做生意的，哪怕种地没有什么收入，也没有觉得有多悲苦——毕竟主要收入不在于此。

我想起曾在大学毕业时就户口迁移的问题打电话给父亲：“我是把户口迁回老家，还是留在城里？”父亲想也没想就说：“回来做么事？我好不容易供你读出去，算是鲤鱼跳了龙门，你户口又落回乡下算个么子事！”我听了父亲的话，把户口落在了城市（没有想到的是，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很多人想把自己的城市户口改成农村户口，因为可以享受一些政策“红利”）。
不过矛盾的是，我家盖新房，有三层，一层是父母住，二层留给了我，三层是哥哥一家。在父亲的构想中，我们一家还是会住在一起的。一层一个小家庭，三层合起来又是团团圆圆的大家庭。但这是很难实现的。哥哥一家已经在市区买房，我在苏州买房定居了下来，只剩下父母亲住在一层，上面两层唯有过年时才会有短暂的几天热闹。

我们家周遭都是新盖的四层五层新楼，上面几层几乎都是空的。一方面是为了面子，另一方面还是为了那个“儿孙满堂”的愿景。当年新屋刚盖好时，父亲带着我在楼上楼下转悠，说道：“二楼我就简单装一下，以后你回来住，想么样弄就么样弄。”
我说：“我应该不会回来住的。”父亲愣了片刻。我明白他那一刻略带失落的心情，可我说的是实话。我已经习惯了在外面的生活，要不是父母亲在老家，我也很可能不会每年都千里迢迢赶回来。他们是我最深的牵绊，而土地是他们最深的牵绊。如果有一天父母亲不在了，我与这片土地就没有什么牵绊了。
有一次，父亲感慨道：“你们都没有地了，以后想回来都没有根了。”母亲在一旁说：“没就没了，要这地做么事？种地几辛苦的，要费这个力做么事！”父亲叹口气道：“理是这个理了，只是想起来有点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