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瞿镛(?-1864)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中录有六卷的影钞元本《新编四家注解经进珞琭子消息赋》，作注者题为“保义郎监内香药库门臣王廷光、宜春李仝、嘉禾释昙莹、东海徐子平”，所谓的四家是也。卷首有王廷光进书序。
虽然瞿镛书中未录有该序，但是幸运的是，在今天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中仍藏有元刊本的《新编四家注解经进珞琭子消息赋》。
书中序言写于宣和五年(1123)，上呈宋徽宗皇帝御览。在序文中，王廷光说当时命书极多，而“议论有合于圣贤画卦重爻立法，而得其指归者，《珞子三命》而已。王廷光进此书的时间恰好是“政、宣间，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的时代，而从其序言中大致可以得知其意图。
王氏是在向徽宗献言，既然朝廷以官员出生时所蕴含的阴阳五行吉凶为任职的重要依据，那么选一本权威标准的命理著作是很重要的。而现在命书泛滥，标准不一，直接影响到朝廷的用人。所以王氏认为很有必要进献这样一本由其亲自注解的《珞琭子赋注》。有了这样一本书，朝廷再推步官员的五行八字，就不会有失了。
虽然王廷光的愿望达成与否今人不得而知，但是由此事所反映出的当时朝廷对命理术的狂热，今人是可以感受一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