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担任太史公：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资料，是基础，没有历史资料历史学者就是在制造空中楼阁。但是历史学者比历史资料更重要，有史识和正确史观的历史学者是重中之重。研究某个历史课题首先要用正确史观认识当时的历史环境，然后才能用史识去分析、研究历史资料。在西汉历史环境中，研究司马迁的经历和担任太史公的经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汉武帝即位后反对黄老学，建元元年刚即位就要封禅、建明堂、改服色推行儒术，这是反对崇尚黄老的外戚窦太后集团，在首次较量中汉武帝失败了。太史公在此前称为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中下级官员，在汉武帝时才提升为太史公，并且按照春秋制度，朝位在丞相之上。司马迁父子被任命为太史公是汉武帝为削弱丞相、外戚权力采取的措施，古代迷信盛行，汉武帝本人也非常迷信对天地崇尚，汉武帝提高天官太史令为太史公是借重神权加强皇权。在东汉甚至皇帝自称代表神权，制造图谶管理国家，因此西汉太史公代表的神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可想而知。太史公作为天官提升是与西汉一系列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汉武帝时期设立了很多新的职务，包括太史公、大司马、司直、司隶、刺史、中书令等，把大农令也改称大司农，仅从这些官职名称上，就能体现他对司马氏的尊重，就像汉武帝提拔很多寒微的人才与外戚对抗，提升中下级职务的太史令，利用神权让司马氏执政，也有利于汉武帝统治。他对外戚招揽门客的态度用卫青的话是切齿痛恨，汉武帝即位长期受外戚制约才有这样的感受，他受权臣丞相的制约也严重，不要以为封建社会是皇帝专权就能为所欲为。他也受过丞相公孙弘等的制约，被迫改变自己的初衷，这就是汉武帝要设立太史公，让天下计书先上报宫廷的太史公，再上报丞相的原因，卫宏《汉旧仪》设立太史公这个职位的内容在《隋书》等也有记载。汉武帝能加强皇权是借重神权获得，太史公司马迁具体怎样执政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可是也可以从太史的职权，以及《汉书》中国家管理制度上了解。萧望之传等和《晋书》都记载了汉武帝是在游宴后宫时设立中书尚书制度，由宦官处理中书朝政。早期的宦官尚书是刑人，在太史公选拔尚书时，就要求和御史同样都是能诵九千字和通六体，就像《后汉书》记载的这时宦官中有士人参与，尤其是司马迁选拔的尚书，都是有学问、才能的士人，比如张安世，《晋书》记载司马迁在宫中领导尚书处理国家政务，汉武帝任命他兼任中书令，是借神权处理政务，削弱丞相，从寒微文士选拔的公孙弘权势已经下降，可依然能制约汉武帝，因此他才让太史公执政，在宫中先受理计书。司马迁早年参加过平定西南的战争，从秦朝地图看他平定昆明、邛都等是现代云南大部和四川西部，司马迁有军政经验，担任太史公、中书令几乎取代了丞相地位，是实际的丞相。太史公在西汉的地位尽管史料缺乏，可是从他的属官尚书的地位就能推测，在西汉汉武帝以后尚书甚至能直接指责九卿，盖宽饶告卫尉差遣自己，尚书责卫尉。皇帝甚至直接让尚书去审判、指责丞相、御史大夫。丞相黄霸荐举史高任太尉，尚书受命问责黄霸。天下计书依然要先上报宫廷中书令、尚书和领尚书事的官员，封事由中书令直接负责，领尚书事的都无权过问。司马迁担任的太史公、中书令是世官，子孙直到汉宣帝时才罢免。《史记》记载的宫廷秘事，都是司马迁在宫中耳闻目睹，真实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具有宝贵的史学价值，不同于后世很多神化皇权天命历史。在司马迁领导的中书尚书系统是决策机构，丞相领导的九卿负责执行，因为司马迁太史公的身份，汉武帝是用让丞相百官执行天命（太史公代表神权）的形式，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宫廷，强化自己权力。汉宣帝时期虽然废黜太史公为令，不再用司马氏，也仅是把中书尚书权力从司马氏手中夺到皇帝手中，汉宣帝废黜太史公，也丧失了汉武帝时用神权强化皇权的作用。太史公朝位在丞相上，俸禄二千石，比丞相三公低，封建社会不能用俸禄高低评价权势，皇帝连一文俸禄都没有，也不能说地位低。包括太史公在内汉武帝新设立的官职有很多，俸禄都不高，权势却很大，翟方进任司直二千石，却率九卿迎接丞相，仅次于二公，尚书仅六百石，却能代表皇权。刺史早先也仅有六百石，却能管二千石的郡守。北军中候也六百石，还不如校尉司马的一千石高，却掌管了五营校尉。司直这个职务没有在百官志中记载，司直是武帝时设立，东汉废除不常置，也是为了削弱丞相权力设置。太史公司马迁家族在汉宣帝时被废黜后，一度遭到迫害，新朝时与周公、孔子、伊尹、皋陶的后代都被封子爵，列辅佐名臣。司马迁在西汉就是被尊敬推崇的人物，也可见太史公地位在西汉的影响力，尽管太史公领导的中书尚书系统中仅记载了名臣张安世等，但也能体现中书尚书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