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不少答主对这一说法进行辟谣，因此本回答主要专注于他们没有展开的内容，即，“莱茵大营死亡一百万德国俘虏” 这个说法从何而来。让我们先来看德国出版社Pour le Mérite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经典魔法对轰文学，《计划中的死亡：1945至1946年美国和法国战俘营中的德国战俘（Der geplante Tod: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n amerikani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Lagern 1945-1946）》，本书作者为加拿大作家James Bacque，即著名的《其他损失：对二战后德军战俘大规模死亡事件的调查（Other Losse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ss Deaths Of German Prisoners Of War After World War II ）》。

当然，我先说结论，本书的内容的确非常魔法对轰，但因为作者James Bacque非科班出身导致研究过程出现了先画靶再找箭的问题——导致整个论断过程出现了核心错误，即Bacque认为没有脚注的Other Losses代表了死亡。有一个曾经管理过战俘工作的美军上校Philip S. Lauben向Bacque解释说“这个数字与死亡和逃亡相关，但逃亡实际占比很低”，Bacque就此异常坚信Other Losses是死亡的别称，他之后还对美国军方对第一版书籍出版后提出的异议进行了反驳，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因为草台班子效应导致美军没有根本对数据进行严谨归类和注解。

接下来我将展示本书中部分内容的节译，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一些个人思考。从本书的前言部分，可以窥见作者整本书的逻辑，这当然是经典的【先画靶再找箭】，进而导致了方向的偏差，并让作者最终得出了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以下为节译：
长期以来，我和我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事几乎难以相信我们的发现。我们站在法国市政厅阁楼的椅子上，拉下布满灰尘的档案箱，这些箱子本应包含战俘营的死亡名单，但现在却是空的。
我们当时认为，这些箱子是空的，或许只能证明战后这个地区人手短缺。当被问及他在自己营地里埋葬了多少德国战俘时，一位法国神父的眼中流露出不安，并且前后矛盾地说了两次不同的数字，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法国集中营这个痛苦的话题，而不是出于负罪感。
1945年，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写信投诉军方不愿给他提供汽油，而他需要这些汽油去运送食物给饥饿的战俘，这似乎是个重要线索；但在信的边缘潦草地写着“已办妥”，我们认为这只能意味着他已经拿到了汽油。
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位不知所终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另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尽管得到承诺，但仍然没有收到汽油。曾在与那位神父同一个营地的法国看守说，死亡人数甚至比神父否认的数字还要多。
越来越多的证据碎片浮现出来，直到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大量证据让我们确信，我们的社会犯下了一桩我们不愿相信的可怕的反人类罪行。每一天，我们都必须在可怕的真相和那个关于我们历史的美丽传说之间做出选择。
当我们完成了在法国的第一阶段调查后，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那些集中营中确实发生过灾难，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关于美国悲剧的零星证据。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在华盛顿进行调查，尽管美国军队保存自己暴行证据的想法看起来很荒谬。
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美国陆军档案馆中，我们找到了标题为“战俘和解除武装的敌军人员周报（Weekly Prisoner of War and Disarmed Enemy Forces Report）”的文件。每周的报告中都有一个副标题为“其他损失（Other Losses）”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与法国的统计数据相吻合。
这对我们来说是有说服力的，但这也仅限于我们。“其他损失”只能意味着死亡，但这并没有被明确地说出来。下面列出的数字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一切都吻合。这里隐藏着证据，但是经过了加密。可是，谁能破译它呢？
在我的寻找过程中，我来到了菲利普·S·劳本上校的门前，他的名字出现在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机密文件的分发名单上。他曾是SHAEF德国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在许多关键的月份里，战俘的转移和遣返工作都是由他负责的。因此，我知道他一定掌握着相关信息。
在他的客厅里，我展开了那些文件的复印件，努力保持冷静。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说出的话要么会使我们一年多来的工作付诸东流，要么会证实我们确实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发现。

以下为节译：
劳本和我一项一项地查看各个栏目，直到我们看到“其他损失”这一项。劳本说：“这意味着死亡和逃亡的案例。”
“逃亡案例有多少？”我问道。
“非常非常少。”他说。
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逃跑案例占比不到0.1%。
【一旦掌握了这个无可争辩的证据，就可以逐步收集其他信息，并将它们整理成这本书的连贯内容。】
由于广泛的掩盖行为，以及一些战俘相关文件在撰写时就具有误导性，死亡人数可能将永远存在争议。许多档案在五十年代就被销毁或被隐藏在委婉的词语中。许多谎言层层堆积，将真相深深掩埋。
档案被销毁、篡改或作为机密封存，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加拿大和英国作为法国和美国的盟友，在SHAEF的指挥下也俘虏了数百万战俘，因此我们也寻找有关他们营地中发生的事情的线索。德国人在英国和加拿大营地中的命运并不那么清楚，但几乎没有类似暴行的迹象。来自军队本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战俘的一些线索表明，除了1945年美军移交给英国的约40万人外，几乎所有战俘都健康存活。其中许多人是在转移过程中死亡的。
1988年，当加拿大军队要求英国政府移交关于英国关押德国战俘的重要的菲利莫尔报告时，被以“仍在使用中”为由拒绝。在渥太华和伦敦的档案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数百万在德国被加拿大和英国关押的德国战俘命运的记录。
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近为两位寻找集中营资料的作者开放了档案，但却拒绝让我在同样的档案中查找有关英国和加拿大战俘营的报告。尽管我的请求是通过加拿大军队和加拿大红十字会转达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是多次拒绝让我查看有关这个主题的信件。
英国人和加拿大人都知道美军营地中正在准备发生什么。英国人目睹了至少一个营地中的暴行。只有加拿大政府提出过抗议，而且仅此一次。
人道、自由的新闻界和立法机构的价值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我特别要感谢四个人。如果没有菲利普·S·劳本上校的诚实和勇气，真相就不会大白于天下。本书极大地得益于恩斯特·F·费舍尔（Ernest F. Fisher）上校的帮助。恩斯特·费舍尔曾是第101空降团的中尉，后来成为美军上校，他还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军队历史学家，是《从卡西诺到阿尔卑斯》一书的作者，该书写作时他是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的资深历史学家。恩斯特·费舍尔拥有我所需要的指导性知识，并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和他的妻子埃尔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花费了许多时间查阅文件。正是他发现了那份极其重要的题为《欧洲战区医疗史（Medical History of the ETO）》的文件。我们一起在华盛顿、苏特兰和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研究了这份文件和许多其他文件。他是一个勇敢、聪明、谦逊的人，一位认真的学者和忠实的朋友。
我特别感谢伊丽莎白，她从未限制我，始终支持着我。

毫无疑问，许多学者会在这本书中发现错误；这些错误完全是我的责任。我欢迎他们的批评和未来的研究，这些或许能帮助我们在漫长的谎言之夜后重建真相。

接下来，是再版后的前言，出于看新不看旧的原则，我因此选择了Pour le Mérite的2008版：
这本书自1989年以来陆续在德国、加拿大和美国出版，随着时间推移经历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德文版最后一次更新是在1993年，此后直到1999年第8版都是原样重印。在本版中加入了关于德国、美国和苏联政府刻意压下证据的最新发现。
从莫斯科中央特别国家档案馆获得的新信息实质上证实了本书提出的论点。这些信息最初被收录在1999年的加拿大版本中，该版本是这次修订的德文版的基础。其中尤其是第二篇尾声经过了最广泛的修改，在加拿大版中以“第二次修订版序言”的形式出现。
附录1中的德国和法国营地地图也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些营地的位置，参考文献也做了更新。附录8是首次收录在德文版中。原版中的一些小错误和不当表述已被修正。最后，本书还增添了新的图片资料。

然后是恩斯特·F·费舍尔所作的序言的节译：这起巨大的战争罪行最终是如何被揭露的？第一个线索是在1986年由作者詹姆斯·巴克（James Bacque）和他的助手发现的。当时他们正在为一本关于劳尔·拉波特里（Raoul Laporterie）的书做研究，这位法国抵抗运动英雄曾救助过约1600名逃避的难民。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采访了一位前德军士兵，此人在1946年成为了拉波特里的朋友。拉波特里在1946年将这名叫汉斯·戈尔茨（Hans Goertz）的人和另一个人从法国战俘营中解救出来，在他的连锁商店中给他们提供了一份裁缝的工作。戈尔茨解释说：“拉波特里救了我的命，因为在那个营地里，每个月都有25%的人死亡。”他们是怎么死的？“饥饿、痢疾和疾病。”在巴克尽可能详细地核查了戈尔茨被关押的营地档案后，他发现这只是1600个营地系统中的一组三个营地之一。根据他在巴黎温森市的法国军队档案馆中找到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报告显示，所有营地的条件都同样糟糕。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在美军控制的营地中发生过大规模死亡的第一个确凿证据。这个证据是在军方报告中以“其他损失（Other Losses）”这个看似无害的标题下被发现的。
这个术语的可怕含义后来由菲利普·S·劳本上校向巴克解释，劳本曾是SHAEF德国事务的负责人。1987年春天，巴克先生和我在华盛顿会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在国家档案馆和位于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的乔治·C·马歇尔基金会一起工作，将我们发现的证据拼凑在一起。1944年，英美两国最高政府机构制定的计划表明，他们决心通过将德国降级为一个简单的农业经济体，来永远摧毁其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尽管这意味着数百万平民会因饥饿而死。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由于公众的反对，盟军领导层很快就放弃了这些破坏性的计划。艾森豪威尔的仇恨，在一个顺从的军事官僚体系的纵容下，造就了这个死亡营地的恐怖，这在美国军事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种仇恨带来的灾难性后果，SHAEF的军官们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冷漠态度，是美国卷入这一事件最令人痛心的一面。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1945年，他们完全无法想象会在战后杀害如此多的手无寸铁的德国人。要认识到这种恐怖的规模，只需要明白这些死亡率远远超过了德军在1941年6月至1945年4月期间在西线遭受的所有损失。在接下来的报告中，这场悲剧的面纱将被揭开。

关于本书中，有大量详细的统计数字辩经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询后阅读，下面的文段与为作者提供了核心证据的劳本上校相关：劳本是一位不耐烦、思维严谨且具有讽刺幽默感的军官，负责管理那些带有白星标志的卡车，这些卡车现在负责将获释的战俘运送回家。这些相同的卡车不久后还将把那些没那么幸运的人送过边境，进入一个将持续多年的新囚禁生活。尽管有劳本的巧妙组织，但这些移交工作开始时依旧进展缓慢，部分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上级们对战俘的情况想当然，说什么是什么，而不是先调查真实情况。在一位美军将军宣称法国人将在他们即将接管的德国区域内发现约275,000名已在美军营地的战俘后，劳本不得不指出，这个长期以来被法国人和美国人视为“纯粹福音”的数字，最初是由一位从未亲眼见过这些营地的法国将军估算的。实际上，劳本说，在移交时只有大约170,000人。劳本还指出，布朗克将军声称法军只俘虏了100,000名可用人员，这“听起来像是国际规模的盗窃和侵占”，因为SHAEF此前报告称法国人已俘虏了235,000人。由于美国政府在确定要移交的战俘数量时是基于法国人自己俘虏的数量，法国人声称自己俘虏的人数越少，美国就会移交更多战俘以达到当时仍在谈判的请求数量。

按照劳本的看法，法国人是在试图从美国人那里多获得135,000名劳工。这整个计算过程体现了移交期间法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混乱，最终对战俘有利，确定有35,000人，可能更多，现在被认为不应该移交给法国人，而是应该释放。在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命令下，劳本上校接到命令，要召集一次与法国方面的会议，以快速解决这个问题。9月26日，劳本在巴黎康邦街41号主持了一次有20名美法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人和法国人相互进行尖刻的指责，或虚伪地呼吁要更好地对待战俘。法方最高级代表是路易斯·布伊松（Louis Buisson）少将，他直到不久前还是德国的战俘。现在他是轴心国战俘事务总监。法国人重申他们希望获得175万战俘作为法国的强制劳工。布伊松指出，在已经移交的约45万人中，至少有5万人“无法达到（从事劳动所需的）身体状况”。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显然意味着这些人永远无法具备工作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很快就会死亡——美国人对此保持沉默。
会议主席劳本上校强烈要求布伊松承诺按照日内瓦公约对待战俘。布伊松请求美国为战俘提供衣物。劳本说“美国将承担责任”提供初始服装。布伊松将此理解为美国人现在愿意提供服装，而根据富勒的说法，这些服装应该已经随着移交的战俘一起发放了。受此鼓舞，他向美国的“人道主义之爱”发出了“慷慨激昂的呼吁”。他认为，美国可以通过从挨饿的德国人那里没收物资来养活为法国工作的战俘，以此证明这种“爱”。他为战俘发出的人道主义呼吁以这样的声明结束：如果战俘死了，法国人就无法从他们那里获得有用的劳动成果。代表美国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上校（劳本认为他很愤世嫉俗）回应说，他也“希望战俘不会在法国冻死，因为[他]担心这会引发移交更多战俘的问题”。他向布伊松将军保证，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种灾难发生，因为美国担心战俘可能会冻死，而这是日内瓦公约所不允许的。劳本上校指出，他既无权讨论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允许要求德国红十字会为这些人收集冬衣。这次会议的总体效果是，所有令人不快的话题都被搁置一边，而法国人要求进一步援助的请求则被推迟到以后再说。

这些希望似乎是有理由的，因为几天后，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举行的美军军官会议上，与会者同意让伦弗罗上校请求劳本上校向G4（后勤部门）提出增加食物配给的问题。这些额外配给是为了补充法国人每天仅提供1006卡路里的配给。参与移交和"调查"的军官们的证词表明，除了那些被否认的内容外，没有任何事情符合真相。当时作为中尉的恩斯特·F·费舍尔上校是调查小组成员之一，他当时对这种粉饰行为印象深刻。劳本上校后来说，美国和法国在孚日山区的战俘营情况糟糕到“整个孚日山区就是一个大型死亡集中营”。劳本上校在1987年说：“我对战俘的状况感到相当震惊，但对于获取额外食物的事情我已经没有记忆了。”无论如何，对于被转回美军战俘营的战俘来说，额外的食物配给并不会继续提供。没有人向普拉德万（Pradervand）提到这一事实，因为这意味着所提供的食物只能让这些人多活几个星期，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挨饿至死。关于额外食物的消息，与其说是食物，不如说只是个消息而已。

这个权威的含义可以从劳本上校在1945年8月11日收到的以下报告中看出：以下是来自德国沙尔丁（Schalding）营地记者的报告：“这就是沙尔丁的生活！两万名德国战俘被挤在巴伐利亚一个小城镇边缘的一片小草地上。几道围栏，几顶帐篷，这就是这些健谈的战俘的栖身之所。没人想着过去。只有一个呼声，只有一个词：释放！终于到了1945年6月17日。第一批一千名德国战俘离开营地回家。每天都有新帐篷，新的文书处。每天都有新的人从美军占领区的各个地方来到这里，但没有任何阻碍。一辆接一辆装满获释战俘的卡车开走。在四周之内，两万名德国战俘被释放回到了他们的亲人身边。然后，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营地搬迁到了靠近帕绍的沙尔丁。在新地点，所有可用的设施都已安装就绪，大型营房为两千名士兵每人提供一张床。卫生设施是由战俘们自己建造的，他们做这件事时充满兴趣和热情。一位优秀的厨师（曾在柏林阿德隆酒店工作）为营地居民提供充足且多样化的食物。美国和德国营地管理人员都在努力尽快释放每一位战俘。那些暂时无法返回亲人身边的前德国士兵，可以获准到附近农场或其他重要工作岗位工作。当然，也会提供娱乐活动。”儒安（Juin）要求军方提供关于1945年秋季情况的多份报告，其中只有少数几份保存在温森（Vincennes）。毫不意外的是，这些报告都声称营地情况正在改善，并且正在做出巨大努力。法国约二十个军事区中的大多数营地在这些报告中都未被提及，尤其是劳本上校所描述的孚日山区那个“大型死亡集中营”。

这种掩人耳目的做法至今仍在继续。1987年，劳本上校请求我不要把他的地址透露给记者，因为“当这本书出版时，麻烦才真正开始”。然而，英国广播公司还是找到了他的地址——不是通过我——并在他接受五角大楼代表的预先指导后，成功获得了对他的采访。在这次预先指导中，劳本被警告说他对自己的经历理解有误。五角大楼代表重新向他解释了一切。他说英国广播公司后来会来做采访，届时他将否认一切。就像安布罗斯教授一样，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会声称巴克威胁劳本说出了一些他本不想说的话。但劳本本人并未这样说。一个不了解1945年情况的五角大楼代表，在1990年能够向劳本解释他自己的经历，这种想法本身就很荒谬。劳本是SHAEF德国事务部门的负责人。他是负责赔偿和人员移交的军官，帮助确定和定义了“其他损失”这一术语。他去过挪威组织数十万德国人的返回。他写了详细的报告，展示了法国人如何试图“偷取”战俘，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劳动力，尽管他们无权这样做。

当红十字会和法国媒体威胁要公开营地的灾难性状况时，艾森豪威尔委托他主持与法国方面的一次敏感会议。劳本经常处理每周的战俘/解除武装的敌军人员报告，当我在1987年的采访中与他讨论这些报告时，他说“其他损失”指的是死亡和逃亡案例。这不是我向他暗示的，也不是我“解释”给他的。这些信息是他自发提供的，源于他的知识和经验。这种想法确实很荒谬：一个外国作家简单地走进劳本上校的客厅；他在妻子在场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意愿做出陈述；这个陈述将在书中发表，证明他和他的军队犯下了一个从未发生过的可怕暴行。不，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因素。劳本允许我打印采访内容，而且感谢上帝，他第二次重申“其他损失”指的是死亡和逃跑案例。几周后在他家里，远离我的影响下，他签署了打印的陈述并寄回给我。一个多月后，在知道恩斯特·E·费舍尔上校是军队历史学家的情况下，劳本对费舍尔说“其他损失”指的是死亡和逃跑案例。劳本还主动补充说“孚日山区是一个巨大的死亡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祝我的书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