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二）
25. 1
厦门大学 周 宁
李俊华 编选
禁海严，开海难。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须面对武装组织的西方扩张势力，二是必须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与防范。过去中国人面对的世界大洋是一个无组织性的自由世界，中国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享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他们面临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征服与殖民的军队与政府。面前是强大的西方扩张势力，身后是严酷的内陆朝廷。开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开海是有限度的，必须加以限制、防范：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
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面对中国保守的内陆，是作为海商还是海盗。开海已使海盗归位为海商。限制性开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盗。海禁复开半个世纪，个体海商在艰难残酷的环境下整合为武装海盗集团。中国海商海盗组织自己的船队，在甲板上装上从葡萄牙人卖来或荷兰船上抢来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盗头目李旦，已经以平户为基地，基本上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间的海上贸易。此时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势力。
纪念郑芝龙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郑芝龙以海商-海盗的身份整合了中国民间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抚的“海防游击”的身份，整合了中国内陆皇权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束了内部陆地与海洋、官方与民间势力的冲突，重出外洋。
郑和是没有后人的，与其祭奠郑和，不如祭奠郑芝龙。郑芝龙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成为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的头目，而在于他设法取得朝廷的招抚，使海商海盗集团合法化，统合内陆政权与海上民间势力遏制西方扩张，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海域后，海上冲突就有三种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代表中国内陆朝廷的水师与中国民间海商海盗。这三种力量相互攻击也时而联合。郑芝龙继李旦、颜思齐后统领海上众寨，首先整饬内部，加强海商海盗集团的军事战斗力。1625至1628年间，郑芝龙有计划地侵扰闽粤海岸官军，抢劫富户助饷，招募饥民当兵。当朝廷知道郑芝龙已聚集起上千条舰船、数万名勇士，强大到不可剿灭、只可招抚时，郑芝龙的机会来了。
郑芝龙的机会来了。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联合荷兰舰队在福建铜山围剿郑芝龙，几乎全军覆没。福建巡抚熊文灿派人下海招抚，郑芝龙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后，便入泉州接受招抚。熊文灿委任郑芝龙“海防游击”，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郑芝龙逐一消灭了其他海盗集团，创造了有明一朝从末出现过的海靖奇迹。对明朝政府，这是平靖海疆，对郑氏海商集团，重要的意义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国海已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竞争对手只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
中国重出大洋、海外扩张的机会来了。帝国衰落，民间力量兴起。郑芝龙在郑和之后，创造了中国的另一种海上传奇。1633年前后的郑氏海商集团，已完全不同于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郑氏海商集团以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合政治组织、军事武装，是纯粹市场动员下的海外扩张，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形式获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尽管海战的装备与战术仍略逊于荷兰人，但郑氏集团更近于祖国的陆地补给，在整个东南亚的商港都有华族移民作为他们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扩张主义者没有的优势。
与其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在世界格局与西方扩张的历史过程中理解郑芝龙的成败功过，将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郑芝龙或者是与朝廷对立的海盗元凶，或者是被朝廷招抚的海防将领，或者在南明朝廷拥兵自重，或者投降满清朝廷被软禁，一生功过，从盗贼到降臣，以皇权政治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换一种视野，将郑芝龙的活动放到世界历史中，放到西方扩张与世界的西方一体化进程中，放到中国近代的衰落与东西方冲突的历史选择的焦点上，郑芝龙也许从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盗贼降臣变成世界历史中创造时势的英雄。
从中原朝廷看，郑芝龙是逞凶斗狠、杀人掠货的大海盗，从世界格局看，郑芝龙是中华民族竞逐富强的真正英雄。17世纪远东水域，是国际竞逐、东西方冲突的焦点。郑芝龙创造性地整合了一直处于对立内耗状态中的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使中国海上纯经济性的贸易移殖活动获得了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以统合强大的中国力量与西方海上扩张势力抗衡，并重新赢得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 （二）
25. 1
厦门大学 周 宁
李俊华 编选
禁海严，开海难。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须面对武装组织的西方扩张势力，二是必须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与防范。过去中国人面对的世界大洋是一个无组织性的自由世界，中国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享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他们面临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征服与殖民的军队与政府。面前是强大的西方扩张势力，身后是严酷的内陆朝廷。开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开海是有限度的，必须加以限制、防范：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
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面对中国保守的内陆，是作为海商还是海盗。开海已使海盗归位为海商。限制性开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盗。海禁复开半个世纪，个体海商在艰难残酷的环境下整合为武装海盗集团。中国海商海盗组织自己的船队，在甲板上装上从葡萄牙人卖来或荷兰船上抢来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盗头目李旦，已经以平户为基地，基本上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间的海上贸易。此时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势力。
纪念郑芝龙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郑芝龙以海商-海盗的身份整合了中国民间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抚的“海防游击”的身份，整合了中国内陆皇权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束了内部陆地与海洋、官方与民间势力的冲突，重出外洋。
郑和是没有后人的，与其祭奠郑和，不如祭奠郑芝龙。郑芝龙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成为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的头目，而在于他设法取得朝廷的招抚，使海商海盗集团合法化，统合内陆政权与海上民间势力遏制西方扩张，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海域后，海上冲突就有三种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代表中国内陆朝廷的水师与中国民间海商海盗。这三种力量相互攻击也时而联合。郑芝龙继李旦、颜思齐后统领海上众寨，首先整饬内部，加强海商海盗集团的军事战斗力。1625至1628年间，郑芝龙有计划地侵扰闽粤海岸官军，抢劫富户助饷，招募饥民当兵。当朝廷知道郑芝龙已聚集起上千条舰船、数万名勇士，强大到不可剿灭、只可招抚时，郑芝龙的机会来了。
郑芝龙的机会来了。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联合荷兰舰队在福建铜山围剿郑芝龙，几乎全军覆没。福建巡抚熊文灿派人下海招抚，郑芝龙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后，便入泉州接受招抚。熊文灿委任郑芝龙“海防游击”，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郑芝龙逐一消灭了其他海盗集团，创造了有明一朝从末出现过的海靖奇迹。对明朝政府，这是平靖海疆，对郑氏海商集团，重要的意义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国海已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竞争对手只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
中国重出大洋、海外扩张的机会来了。帝国衰落，民间力量兴起。郑芝龙在郑和之后，创造了中国的另一种海上传奇。1633年前后的郑氏海商集团，已完全不同于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郑氏海商集团以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合政治组织、军事武装，是纯粹市场动员下的海外扩张，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形式获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尽管海战的装备与战术仍略逊于荷兰人，但郑氏集团更近于祖国的陆地补给，在整个东南亚的商港都有华族移民作为他们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扩张主义者没有的优势。
与其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在世界格局与西方扩张的历史过程中理解郑芝龙的成败功过，将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郑芝龙或者是与朝廷对立的海盗元凶，或者是被朝廷招抚的海防将领，或者在南明朝廷拥兵自重，或者投降满清朝廷被软禁，一生功过，从盗贼到降臣，以皇权政治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换一种视野，将郑芝龙的活动放到世界历史中，放到西方扩张与世界的西方一体化进程中，放到中国近代的衰落与东西方冲突的历史选择的焦点上，郑芝龙也许从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盗贼降臣变成世界历史中创造时势的英雄。
从中原朝廷看，郑芝龙是逞凶斗狠、杀人掠货的大海盗，从世界格局看，郑芝龙是中华民族竞逐富强的真正英雄。17世纪远东水域，是国际竞逐、东西方冲突的焦点。郑芝龙创造性地整合了一直处于对立内耗状态中的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使中国海上纯经济性的贸易移殖活动获得了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以统合强大的中国力量与西方海上扩张势力抗衡，并重新赢得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