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
25. 1
厦门大学 周 宁
李俊华 编选
公元1633年即明崇祯六年，10月22日。
深秋的早晨，金门料罗湾，郑芝龙指挥的大明水师，突然包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郑芝龙的战船、火船乘东北风向九艘荷舰冲击，炮火硝烟将宁静的港湾烧成沸腾的地狱，恐怖不可想象。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敌人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下沉。又一艘荷舰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荷兰舰队在战斗和台风中丧失了四艘大兵船，还有其他三艘兵舰不知去向。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海上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一切都变了。
遗憾的是，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下了11年。距离祖上1433年郑和远航结束，已整整200年。在帝国朝代更迭兴衰史上，这场海战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西交流与冲突历史上，这却是不可忘记的大事。
1433年是明宣德八年。这年郑和在下西洋途中、在印度古里病逝。皇帝下诏，下西洋全部停止。大明帝国皇家船队消失之后，西方冒险家的舰队乘虚而入，15世纪西方向东方海域扩张，不是因为西方强大，而是因为东方海域的权力真空。郑和远航停止后两个世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东方各大港口，西方炮台、教堂取代了郑和时代的“官厂”，各主要航线上，已经不见了当年宣谕天下、示中国富强的宝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满帆的商用军舰。
从郑和到郑芝龙，200年间，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竞逐富强的第一轮机会。西方舰队贩运货物、劫掠商船，重炮轻帆、横行海上，不论是中国民间海商还是皇家水师，都无法抵御西方的海上力量。
1633年夏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蒲陀曼率领8艘军舰偷袭厦门港，发疯般烧毁了当时停泊在港内的30艘中国船。郑芝龙号令闽粤水师150艘兵船追剿荷舰。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爆发，郑芝龙指挥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与皇家水师组成的中国舰队，第一次与西方扩张者的舰队大规模地遭遇海上。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海战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航海贸易霸权。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网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穿航在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各港口的商船，绝大多数都是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帆船。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
从1433年郑和船队停止下洋，到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是中国航海贸易暗淡的200年。应该看到，郑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郑和下西洋如何开始，而是这样辉煌的远航何以永远结束。它在政治上挥霍理想，在经济上挥霍财富，不但没有持续发扬中国千年航海贸易传统，反而断送了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先后四次诏令“片板不许下海”。朱棣一边派遣官方船队下洋，一边颁令将原有民间海船全部改造成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并野蛮焚毁违禁的双桅海船。12-14世纪间中国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最优秀的水手与最有势力的海商。禁海开始，郑和下西洋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政治扩张，建立朝贡体系，另一方面是厉行海禁，打击中国潜通外洋的海商与私下住蕃的移民。
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政策残酷，不仅破坏了民间海外贸易，也遏制了民间海外移民拓殖。西方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统一起来向世界扩张，中国的这两种力量却相互矛盾，前者遏制与消灭后者。海禁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海禁对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事业的破坏是致命的。1433年的世界仍是东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西方化了。
纪念郑芝龙，是因为我们曾经用过多的热情与想象、过少的理性与反思纪念郑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在纪念郑和代表的皇家远航的背景下，回忆历史上中国民间航海贸易拓殖力量的遭遇。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竞逐富强的力量与机会，究竟蕴藏在何处又失落在何处？
海禁出海盗。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讨海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为海盗。如果法律是残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
海禁使冲突不断加剧，越禁而盗愈兴、盗兴而寇入。无奈，1567年即明隆庆元年，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
（一）
25. 1
厦门大学 周 宁
李俊华 编选
公元1633年即明崇祯六年，10月22日。
深秋的早晨，金门料罗湾，郑芝龙指挥的大明水师，突然包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郑芝龙的战船、火船乘东北风向九艘荷舰冲击，炮火硝烟将宁静的港湾烧成沸腾的地狱，恐怖不可想象。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敌人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下沉。又一艘荷舰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荷兰舰队在战斗和台风中丧失了四艘大兵船，还有其他三艘兵舰不知去向。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海上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一切都变了。
遗憾的是，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下了11年。距离祖上1433年郑和远航结束，已整整200年。在帝国朝代更迭兴衰史上，这场海战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西交流与冲突历史上，这却是不可忘记的大事。
1433年是明宣德八年。这年郑和在下西洋途中、在印度古里病逝。皇帝下诏，下西洋全部停止。大明帝国皇家船队消失之后，西方冒险家的舰队乘虚而入，15世纪西方向东方海域扩张，不是因为西方强大，而是因为东方海域的权力真空。郑和远航停止后两个世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东方各大港口，西方炮台、教堂取代了郑和时代的“官厂”，各主要航线上，已经不见了当年宣谕天下、示中国富强的宝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满帆的商用军舰。
从郑和到郑芝龙，200年间，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竞逐富强的第一轮机会。西方舰队贩运货物、劫掠商船，重炮轻帆、横行海上，不论是中国民间海商还是皇家水师，都无法抵御西方的海上力量。
1633年夏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蒲陀曼率领8艘军舰偷袭厦门港，发疯般烧毁了当时停泊在港内的30艘中国船。郑芝龙号令闽粤水师150艘兵船追剿荷舰。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爆发，郑芝龙指挥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与皇家水师组成的中国舰队，第一次与西方扩张者的舰队大规模地遭遇海上。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海战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航海贸易霸权。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网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穿航在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各港口的商船，绝大多数都是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帆船。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
从1433年郑和船队停止下洋，到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是中国航海贸易暗淡的200年。应该看到，郑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郑和下西洋如何开始，而是这样辉煌的远航何以永远结束。它在政治上挥霍理想，在经济上挥霍财富，不但没有持续发扬中国千年航海贸易传统，反而断送了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先后四次诏令“片板不许下海”。朱棣一边派遣官方船队下洋，一边颁令将原有民间海船全部改造成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并野蛮焚毁违禁的双桅海船。12-14世纪间中国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最优秀的水手与最有势力的海商。禁海开始，郑和下西洋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政治扩张，建立朝贡体系，另一方面是厉行海禁，打击中国潜通外洋的海商与私下住蕃的移民。
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政策残酷，不仅破坏了民间海外贸易，也遏制了民间海外移民拓殖。西方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统一起来向世界扩张，中国的这两种力量却相互矛盾，前者遏制与消灭后者。海禁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海禁对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事业的破坏是致命的。1433年的世界仍是东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西方化了。
纪念郑芝龙，是因为我们曾经用过多的热情与想象、过少的理性与反思纪念郑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在纪念郑和代表的皇家远航的背景下，回忆历史上中国民间航海贸易拓殖力量的遭遇。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竞逐富强的力量与机会，究竟蕴藏在何处又失落在何处？
海禁出海盗。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讨海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为海盗。如果法律是残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
海禁使冲突不断加剧，越禁而盗愈兴、盗兴而寇入。无奈，1567年即明隆庆元年，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