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儒家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思想家，先秦哲学体系化的重要代表。其学以批判性继承孔孟为特征，兼摄法家、道家思想元素，构建“性恶论”与“礼法并重”的复合理论体系，被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为“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荀子》三十二篇涵盖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多维领域，尤以《性恶》《劝学》《天论》《礼论》诸篇彰显其思想独创性。
荀子思想体系以“天人相分”的宇宙观为哲学基础。他在《天论》中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剥离传统天命观的神秘色彩，强调“制天命而用之”的实践理性。这种自然主义天道观，既否定墨家“天志”说的宗教倾向，亦修正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唯心路线，为儒家开辟经验主义认识论路径。
“性恶论”构成其伦理学的理论内核。《性恶》篇开宗明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通过分析“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等生物本能，论证道德规范的外在建构性。其“化性起伪”学说主张“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将礼制视为矫正人性的必要工具。这种与孟子性善论的尖锐对立，实质反映战国末期社会失序背景下儒家道德重建策略的分化。
礼法思想体现其政治哲学的整合特征。《礼论》提出“礼者，养也”的功能主义诠释，将等级制度解释为调节物欲的社会分配机制；《王制》篇强调“法者，治之端也”，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治理模式。这种礼法二元结构，既保留儒家价值内核，又吸纳法家制度理性，预示汉代“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雏形。
在认识论领域，荀子发展出“虚壹而静”的认知方法论。《解蔽》篇批判诸子“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主张通过“心知道”的认知能力实现“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其“积伪”学说强调“学不可以已”的渐进认知过程，《劝学》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著名譬喻，揭示知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这种重视后天教化的认识论，与柏拉图回忆说形成东西方哲学的有趣对照。
荀学在秦汉之际遭遇双重命运：其礼法思想经韩非、李斯转化为秦代严刑峻法，导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汪中《荀卿子通论》）的经学传承脉络；然其性恶论因挑战道德内在性，遭董仲舒“性三品”说稀释，至程朱理学更被斥为“大本已失”（《朱子语类》）。直至清代考据学兴起，汪中、郝懿行等学者方重新发掘其学理价值。
思想史维度观之，荀子学说具有三重突破：其一，突破儒家心性论传统，开创“外王”路向的制度儒学；其二，建立“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论，为古代中国社会控制理论提供分析框架；其三，其“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上承名家辨术，下启《墨辩》逻辑体系。近现代学者牟宗三指其“知性主体”开发不足，徐复观则强调其“经验主义的人性论”具有现代转型潜能。当代新儒家尝试重构其“天生人成”说，以回应当代伦理重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