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前471年），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后世尊为“太上老君”。其思想以《道德经》五千言为核心文本，构建起以“道”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开创中国古典形而上学的先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其“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虽生平事迹扑朔迷离，然其学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堪称“轴心突破”式的思想革命。
老子哲学体系以“道”为终极范畴。《道德经》二十五章定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揭示道作为宇宙本原的超越性与生成性双重特征。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演化模型，既包含对世界统一性的形上追问，又暗合现代分形理论的自相似结构。这种非人格化本原论，与《周易》“太极”说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宇宙论的双璧。
“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则体现其认识论精髓。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命题，揭示事物对立面相互转化的普遍规律；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直”的生存智慧，则展现以退为进的实践策略。这种辩证思维模式，既为孙子兵法“奇正相生”提供哲学依据，亦影响程朱理学“理一分殊”的理论建构。
政治哲学层面，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治理范式。其“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譬喻，主张通过减少行政干预激发社会自组织能力；八十章“小国寡民”的构想，虽被误读为复古倒退，实则蕴含对技术异化的超前批判。这种“道法自然”的政治理想，在汉初黄老之治中得到短暂实践，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图景。
伦理观方面，“上德不德”命题颠覆传统道德框架。三十八章通过“失道而后德”的价值序列解构，揭示制度性道德的虚伪性；第八章“上善若水”的德性隐喻，则将自然属性与伦理品格创造性结合。这种非规范伦理学进路，既为庄子“至德之世”提供理论前提，亦与儒家“克己复礼”形成张力性对话。
在文明批判维度，老子表现出先知式洞见。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揭示感官异化，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批判制度性伪善，八十章“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则直指技术文明的负面效应。这些思想与卢梭“回归自然”说、海德格尔技术批判形成跨时空呼应，印证其学说的超前性。
《道德经》的语言策略独具特色。其采用“正言若反”的悖论修辞，如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运用“婴儿”“赤子”等意象隐喻本真状态；开创“道可道非常道”的否定性言说方式。这种诗性哲学表达，既突破《周易》的象数语言，又区别于《论语》的格言体，形成中国哲学独特的言说范式。
思想史视域下，老子学说经历三次转型：战国黄老学派将其发展为治国之术；东汉道教将其宗教化为修炼理论；魏晋玄学通过王弼注本实现哲学升华。宋明理学虽表面排斥，实则吸收“无极而太极”等概念；现代新儒家方东美更指其“为中国哲学保存了超越性维度”。
当代学术对老子的诠释呈现多元进路：陈鼓应强调其“自然无为”的生态智慧；李泽厚从“儒道互补”角度剖析其文化调节功能；安乐哲（Roger T. Ames）运用过程哲学解构其本体论。科学哲学领域，“道”概念被类比为量子场论中的基态真空；管理学则从“无为而治”发展出自组织领导理论。
老子思想的现代启示在于：其一，“道法自然”为生态危机提供东方解决智慧；其二，“柔弱胜刚强”的策略思维启示非对称竞争；其三，“致虚极守静笃”的修养论回应现代心灵困境。正如二十一章所言“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这种将形上之道落实于现实人生的智慧，持续滋养着人类文明的精神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