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此前一年的1985年，首届“柯达杯”世少赛在中国举行。阿根廷来了一批记者到中国采访。“来了9个人。跟他们关系不错，处得挺好。”中阿记者们就此结下不解之缘。
就这样，1986年初来乍到世界杯，一不认识球员，二不认得路的中国记者，便跟阿根廷记者一起拼坐着甲壳虫出租车，到了阿根廷队驻地。下车后，互相一拍肩膀，你拿几块钱，我拿几块钱，分摊着付了出租车费。“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AA制。”程征老师笑称。这，也是后来被誉为阿根廷足球专家的程征老师，职业生涯第一次采访阿根廷队。同时，也是他与年轻的马拉多纳初次面对面。当天的训练结束后，各国记者们一涌而上，将马拉多纳团团围住——16岁率队夺得世青赛冠军，17岁成为阿甲联赛史上最年轻本土射手王，两年前以创纪录的750万美元加盟意甲那不勒斯的阿根廷球星，这一年马拉多纳26岁，鹤立鸡群，星光熠熠。“马拉多纳身边围的（记者）最多，围了10来个人。围绕其他运动员的就比较少了。”令人意外的是，现场居然还有马拉多纳的父亲、老马。凭借外语优势和一年前在中国的邂逅之缘，程征老师亦跟老马聊起了家常。“他爸挺朴实的，一个普通平民家庭。马拉多纳的小弟弟是世少赛阿根廷队的明星，所以当时他爸妈全跟着来中国了，比较熟。”
1986年，是中国内地体育专业媒体首次派出记者采访世界杯。前往墨西哥采访世界杯的内地体育媒体有3家：《中国体育报》、《新体育》杂志和广州《足球》报。我是《中国体育报》的记者，《新体育》派出的是饶广平，《足球》报是严俊君，还有摄影记者廖德营。《足球》报东家之一还派出一名官员，记者名义，但不写稿子。也就是说，采访1986年世界杯的内地专业媒体文字记者3人、摄影记者1人、不写稿记者1人。当年中国内地的体育记者年龄偏大，我是最年轻的，也已经30岁。那时大学毕业年龄就不小了，各行各业里我们这样文革后才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算新鲜血液。

当时的同行中，饶广平大哥不足60岁便英年早逝，令人唏嘘。大名鼎鼎的严俊君已淡出江湖多年，他与廖德营应该还在广东，或许严老板在侍弄他手里那些光怪陆离的奇石，自是一乐。
50个小时不眠不休初识墨西哥我们是5月29日飞抵墨西哥的，也就是世界杯正式开幕前两天。乘中国民航班机从北京起飞，途经上海，然后直飞旧金山。在旧金山一处华人家庭旅馆休息了不到10个小时，转机飞往洛杉矶，随后再转机飞往墨西哥。我那时有个毛病，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都睡不着觉，不管是飞机、火车，还是汽车。到了美国就有点儿打蔫了，在旧金山华人旅馆我也没睡着。到达墨西哥后先忙着跑到各处看看，组委会、新闻中心什么的，然后发出第一篇稿子。算了一下，从出发当天在北京早晨起床算起，直到躺在墨西哥总统酒店的房间里睡觉，总共50多个小时。记忆中是熬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躺下后一气睡了十多个小时。那时年轻身体好，醒来后精神百倍，仿佛根本不曾缺觉。
不过，墨西哥大赛也改变了我在交通工具上睡不着觉的毛病，比赛期间太累，一次竟在组委会的班车上睡着了。从那时起便开了戒，我也可以在飞机上呼呼大睡了，真乃世界杯的一大收获。前方朗读后方记录电话录音机齐上阵1986年时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数码相机，说起来恍若隔世。怎么传稿子呢？只能通过电话，国内把电话打过来，我念一遍写在本子上的稿子。国内那一端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根据录音进行整理。诚然，之后还要人工拣字，就是拣铅字，进行人工排版，很费劲儿。其实当时还有一种略先进的方式：电传。所谓电传是用汉语拼音把文章写出来，当然无法标注四声，然后通过电传机传到国内，国内有专门的译电员译出。但这种方式似乎只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使用，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而且配备价格不菲的设备。这种方式是从国外使用的外文电传借用过来的，就像用外文打字机打汉语拼音。汉语拼音电传不仅使用受到很大局限，而且也没有使用很长时间，算是一种短暂的有限范围内的过渡。后来还使用过传真机，记者外出背着小型传真机，把稿子写在纸张上传真回编辑部。再后来，我们进入到电脑和互联网时代，一切才都变得简单了。
同行采访本上的秘密记得日本记者的采访本子都是特制的，很专业，纸页的正面是普通横格，背面则印有1/3球场图，也就是底线、球门、小禁区、罚球点、大禁区、禁区弧、部分边线的图。这样，很方便地可以标出进球的线路，用O和X代表双方球员，攻防位置清晰，再画上进球线路等。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时代，记者有这么一个采访本，看比赛时记录起来就方便多了。还可以提供给编辑部，制作出相应的进球图来。和同行接触是最方便的，几乎是随时随地，在新闻中心，在去球场或训练场的车上，在体育场的记者席上，只要你开口搭话就可以。那时我们记者对韩国队球员还不像后来那么熟悉。这不成问题，在记者席直接找个韩国记者，请他帮忙在球员名单表上写上汉字就可以，韩国记者一般都能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