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届世界哲学大会入选论文
1.1 专名和摹状词（我在此谈论的摹状词都是限定摹状词）
弗雷格说“我称每个代表一个对象的符号为专名”。罗素(Russell)将专名与摹状词严格的区别开来，认为专名不是摹状词。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专名，而“《形而上学》的作者”则是一个摹状词。他认为专名就是一个名称，没有任何描述性的东西。例如从“亚里士多德”这个词，我们知道的就仅仅是一个名称。在这里他犯了个极大的错误！不错，我们在对亚里士多德没有任何了解之前，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亚里士多德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这个名称。但随着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我们知道了他是《形而上学》的作者，亚历山大的老师，吕克昂学园的创始人。于是“亚里士多德”这个名称的涵义变成了一个由众多观念组成的集合。当别人再提到这个名称的时候，必然激起我们所知道的组成这个集合的元素。此时，“亚里士多德”这个词不是一个没有涵义的名称！不同的使用者在使用“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有着不同的涵义，因为不同的人对这个专名的所指了解程度都不尽相同。因此，当一个认识者从接触专名开始，在他那里这个专名就经历着由简单名称到集合的变化，并且这个集合的元素也随着认识者知识的变化不断变化。
那么专名“亚里士多德”这个由众多元素组成的集合是一个开放的集合还是一个封闭的集合呢？陈波认为：“名称的涵义是由一个永远开放的摹状词集合构成的，这些摹状词描述了它所指称的对象的一些区别特征。”①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固然，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已经死了，关于这个存在物的所有属性都不会在增加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封闭的集合。但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任何一个人也不能穷尽，语言只有被使用时才有涵义、所指，而我们使用者不能穷尽对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个集合是一个开放的集合。
我认为所有的专名都是摹状词，并且是多阶摹状词。例如：“《形而上学》的作者”是一阶摹状词；“《形而上学》的作者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二阶摹状词；“《形而上学》的作者亚历山大的老师吕克昂学园的创始人”就是三阶摹状词；而专名“亚里士多德”则是多阶摹状词。那么摹状词在指称观念时，肯定是限定的阶越多，确定性越高。但是也许有人会说：限定的阶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高。这种看法没有错，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一阶摹状词的限定因素出错，这个词就全错了。但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高阶摹状词，其中某限定因素出错，对这个集合影响要小得多。（例如：即使我将柏拉图说的某句话错记为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也不能因此认为我对亚里士多德一无所知。）虽然他会影响整个集合的确定性，但不能因为其中某限定因素出错而否定整个集合。
塞尔（John R.Searle）就认为：“支配专名用法的规则使得专名被用来指称而非描述某个特定对象，专名具有所指而不具有涵义。”②对于一个对亚里士多德一无所知的人，第一次听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他的确没有获得任何涵义。当别人向他介绍：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形而上学》的作者等等时，“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一个有涵义的词语。所以塞尔的观点是错误的！
1.2 但是专名不等于摹状词，否则当一个人说“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时”就等于说了一句“A=A”废话。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时”是类似于“A=X”这样一句话。如果将A代表专名“亚里士多德”，那么X就是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所得的函数，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两个限定因素就是函数X的自变元，当函数X的值等于A时，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确实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时，这个命题就是真命题。
但是大多数时候专名的涵义并不等于摹状词的涵义。除非恰巧某个语言的使用者知道且仅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不知道亚里士多德这个对象的其它任何属性（比如“《形而上学》的作者”），那么此时专名“亚里士多德”才与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值。但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少见的，即便如此：专名“亚里士多德”和 摹状词 “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涵义也不同，后者通过两个限定因素描述对象，前者以专名特有的方式描述。也就是说通过不同涵义、不同的指称方式指称同一对象是可能的。由此可以知道，没有完全等同的两个事物（包括观念），任何事物（包括观念）只能完全等同于自身。所以系动词“是”通常只表示大致的等同或等值，只有在“A是A”这样的话中才表示完全等同。而更多的时候，一个人所知道的一个专名描述的集合，不等同于一个摹状词所描述的集合。例如我会知道亚里士多德说过某句话或关于他的其它事情，所以当我使用专名“亚里士多德”不会等同于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我没有必要造出一个摹状词（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东西都加在一起限定的摹状词）来指称亚里士多德，这正是专名存在的价值。我们只要直接说出这个集合的名称-----专名，而不需要把整个集合的所有元素说出来。
我知道《形而上学》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关于它的书名的来源等等，我可以将“《形而上学》的作者”作为一个限定摹状词使用。但假设一个人对《形而上学》不了解，只知道它是一本书，甚至仅仅只知道这个名称，对其它一无所知。当这个人仅仅是知道“《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时，此时名称《形而上学》并没有实际所指的对象，因为它的使用者对其一无所知，它的使用者只能知道了一个名称。此时“《形而上学》”没有实际所指，也就无法成为限定摹状词的限定因素，“《形而上学》的作者”也就不能成为一个限定摹状词，而只能成为一个非限定摹状词。因为这个使用者既然不知道“《形而上学》”为何物，也就不能根据这个摹状词指称亚里士多德。由此可以知道：专名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高阶摹状词，要根据使用时的不同情况来确定。
1.3 专名和摹状词不能穷尽其所指！
“《形而上学》的作者”是一阶摹状词，但其中一个限定因素“《形而上学》”又是一个专名，那么这个专名“《形而上学》”又是一个多阶摹状词。于是又产生了问题：“《形而上学》的作者”倒底是不是一阶摹状词？有没有一阶摹状词？一个摹状词，对其限定因素又可以进行再描述，也就是它的限定因素又可以被描述成一个摹状词。因此我认为没有绝对的一阶摹状词，只有相对的一阶摹状词。任何摹状词都是一个函数，而限定它的不同层次的限定因素也是一个函数。沿着一个摹状词往下寻找它的限定因素，我们找不到最终确定的自变元。任何专名，摹状词都是一个浮在海上的集合，一个没有确定自变元的不确定函数。因此摹状词只能获得相对确定德的涵义。任何专名、摹状词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函数。
即使专名、摹状词是一个有确定自变元的函数，语言的使用者不可能通过这种描述完全认识对象本身。我们用这种外在限定的方法描述专名“亚里士多德”这个集合，无论限定怎么多，也不能穷尽亚里士多德本身。专名“亚里士多德”只能不断的接近亚里士多德的本来面目，而不能穷尽其所指。
注解：
① 陈波《逻辑哲学》，2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塞尔《专名》，引自A.P马蒂尼奇《语言哲学》，521页，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1.1 专名和摹状词（我在此谈论的摹状词都是限定摹状词）
弗雷格说“我称每个代表一个对象的符号为专名”。罗素(Russell)将专名与摹状词严格的区别开来，认为专名不是摹状词。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专名，而“《形而上学》的作者”则是一个摹状词。他认为专名就是一个名称，没有任何描述性的东西。例如从“亚里士多德”这个词，我们知道的就仅仅是一个名称。在这里他犯了个极大的错误！不错，我们在对亚里士多德没有任何了解之前，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亚里士多德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仅仅是这个名称。但随着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我们知道了他是《形而上学》的作者，亚历山大的老师，吕克昂学园的创始人。于是“亚里士多德”这个名称的涵义变成了一个由众多观念组成的集合。当别人再提到这个名称的时候，必然激起我们所知道的组成这个集合的元素。此时，“亚里士多德”这个词不是一个没有涵义的名称！不同的使用者在使用“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有着不同的涵义，因为不同的人对这个专名的所指了解程度都不尽相同。因此，当一个认识者从接触专名开始，在他那里这个专名就经历着由简单名称到集合的变化，并且这个集合的元素也随着认识者知识的变化不断变化。
那么专名“亚里士多德”这个由众多元素组成的集合是一个开放的集合还是一个封闭的集合呢？陈波认为：“名称的涵义是由一个永远开放的摹状词集合构成的，这些摹状词描述了它所指称的对象的一些区别特征。”①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固然，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已经死了，关于这个存在物的所有属性都不会在增加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应当是一个封闭的集合。但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任何一个人也不能穷尽，语言只有被使用时才有涵义、所指，而我们使用者不能穷尽对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个集合是一个开放的集合。
我认为所有的专名都是摹状词，并且是多阶摹状词。例如：“《形而上学》的作者”是一阶摹状词；“《形而上学》的作者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二阶摹状词；“《形而上学》的作者亚历山大的老师吕克昂学园的创始人”就是三阶摹状词；而专名“亚里士多德”则是多阶摹状词。那么摹状词在指称观念时，肯定是限定的阶越多，确定性越高。但是也许有人会说：限定的阶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高。这种看法没有错，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一阶摹状词的限定因素出错，这个词就全错了。但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高阶摹状词，其中某限定因素出错，对这个集合影响要小得多。（例如：即使我将柏拉图说的某句话错记为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也不能因此认为我对亚里士多德一无所知。）虽然他会影响整个集合的确定性，但不能因为其中某限定因素出错而否定整个集合。
塞尔（John R.Searle）就认为：“支配专名用法的规则使得专名被用来指称而非描述某个特定对象，专名具有所指而不具有涵义。”②对于一个对亚里士多德一无所知的人，第一次听到“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时，他的确没有获得任何涵义。当别人向他介绍：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形而上学》的作者等等时，“亚里士多德”这个专名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一个有涵义的词语。所以塞尔的观点是错误的！
1.2 但是专名不等于摹状词，否则当一个人说“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时”就等于说了一句“A=A”废话。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时”是类似于“A=X”这样一句话。如果将A代表专名“亚里士多德”，那么X就是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所得的函数，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两个限定因素就是函数X的自变元，当函数X的值等于A时，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确实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时，这个命题就是真命题。
但是大多数时候专名的涵义并不等于摹状词的涵义。除非恰巧某个语言的使用者知道且仅知道“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不知道亚里士多德这个对象的其它任何属性（比如“《形而上学》的作者”），那么此时专名“亚里士多德”才与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值。但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少见的，即便如此：专名“亚里士多德”和 摹状词 “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涵义也不同，后者通过两个限定因素描述对象，前者以专名特有的方式描述。也就是说通过不同涵义、不同的指称方式指称同一对象是可能的。由此可以知道，没有完全等同的两个事物（包括观念），任何事物（包括观念）只能完全等同于自身。所以系动词“是”通常只表示大致的等同或等值，只有在“A是A”这样的话中才表示完全等同。而更多的时候，一个人所知道的一个专名描述的集合，不等同于一个摹状词所描述的集合。例如我会知道亚里士多德说过某句话或关于他的其它事情，所以当我使用专名“亚里士多德”不会等同于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我没有必要造出一个摹状词（把我知道的所有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东西都加在一起限定的摹状词）来指称亚里士多德，这正是专名存在的价值。我们只要直接说出这个集合的名称-----专名，而不需要把整个集合的所有元素说出来。
我知道《形而上学》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关于它的书名的来源等等，我可以将“《形而上学》的作者”作为一个限定摹状词使用。但假设一个人对《形而上学》不了解，只知道它是一本书，甚至仅仅只知道这个名称，对其它一无所知。当这个人仅仅是知道“《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时，此时名称《形而上学》并没有实际所指的对象，因为它的使用者对其一无所知，它的使用者只能知道了一个名称。此时“《形而上学》”没有实际所指，也就无法成为限定摹状词的限定因素，“《形而上学》的作者”也就不能成为一个限定摹状词，而只能成为一个非限定摹状词。因为这个使用者既然不知道“《形而上学》”为何物，也就不能根据这个摹状词指称亚里士多德。由此可以知道：专名不是什么时候都是高阶摹状词，要根据使用时的不同情况来确定。
1.3 专名和摹状词不能穷尽其所指！
“《形而上学》的作者”是一阶摹状词，但其中一个限定因素“《形而上学》”又是一个专名，那么这个专名“《形而上学》”又是一个多阶摹状词。于是又产生了问题：“《形而上学》的作者”倒底是不是一阶摹状词？有没有一阶摹状词？一个摹状词，对其限定因素又可以进行再描述，也就是它的限定因素又可以被描述成一个摹状词。因此我认为没有绝对的一阶摹状词，只有相对的一阶摹状词。任何摹状词都是一个函数，而限定它的不同层次的限定因素也是一个函数。沿着一个摹状词往下寻找它的限定因素，我们找不到最终确定的自变元。任何专名，摹状词都是一个浮在海上的集合，一个没有确定自变元的不确定函数。因此摹状词只能获得相对确定德的涵义。任何专名、摹状词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函数。
即使专名、摹状词是一个有确定自变元的函数，语言的使用者不可能通过这种描述完全认识对象本身。我们用这种外在限定的方法描述专名“亚里士多德”这个集合，无论限定怎么多，也不能穷尽亚里士多德本身。专名“亚里士多德”只能不断的接近亚里士多德的本来面目，而不能穷尽其所指。
注解：
① 陈波《逻辑哲学》，2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塞尔《专名》，引自A.P马蒂尼奇《语言哲学》，521页，牟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