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古代的走资派们毕竟都完蛋了，照粉明者的逻辑，可恶的斯巴达消灭了雅典的小萌芽，可恶的罗马消灭了迦太基的小萌芽，可恶的日耳曼人消灭了罗马的小萌芽，可恶的胡人消灭了大唐的小萌芽.........接下来，可恶的满清消灭了明朝的小萌芽。好像这萌芽也被灭的太容易了一点。

又扯远了，话归正题。世界是复杂的，原因是多种的，主要矛盾固然要抓，次要矛盾也不能忽略，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综合了.......
说到综合，第一个就说中国人思维方式。
中国擅长综合思维，西方擅长分析思维，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而言，综合思维对价值判断比较有好处，分析思维对事实判断比较有好处，也就是说，为人处世要综合，科学研究要分析。遗憾的是，中国人分析思维明显不足，没有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意识。大家知道，科学起源于哲学，哲学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形而上学，就是为哲学而哲学，在此基础上有了大学，有了不祷告而搞研究的“神学家”。
古代中国却没有这个为哲学而哲学的意识，我们很现实，是为社会而哲学，为万民请命，开万世太平，目的性很强。因此，我们的哲学中产生不了科学。外国的科学，是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搞起来，中国的科学，是劳动群众自下而上在劳动实践中摸索，而且由于没有科学方法可言，只能称为技术。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只有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才会产生一定水平的社会分工，导致商品生产的出现，这个生产力主要指的是科技水平。明朝末年的科技水平，中国无疑远远落后于西方。1644年，培根正在写他的科学理论指导书《新工具》，笛卡尔正在搞他的数学坐标系，波意尔搞出了空气泵，而且靠的是计算不是经验。胡克测定了各种弹簧的K值，而且开始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切片。莱布尼茨和牛顿刚刚出生，但你不会指望他俩天才到看完《九章算术》就能发明微积分吧！
至于人才储备那根本无从谈起，太学院里读的都是孔孟，全是指点江山的伟人，牛津剑桥里读的都是数学和不大成熟的物理学著作，满是夜观天象的半吊子神学家。

第二个，说政治经济。
粉明童鞋会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反驳我，明末已经有了手工工场啊，有了工场，很快科技就会发展起来，然后大明就无敌于世了呀！
对此，黄仁宇说，不成！他归咎于政治体制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说除去工场，还得有文化，有法律，建立一套上层关系才好，当然他的结论是明朝的体制建立不了这种上层关系。
如果假定给明朝100年，让他们进行体制改革，建立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体制行不行呢？
我不得不说，这属于政治课没学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雇佣劳动是生产关系，法律制度是上层建筑。马克思说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而且，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了的，绝不可能自然地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
必须特别指出，雇佣劳动跟科技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说搞资本主义一定能导致科技进步，就跟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样荒谬。只能说，某个制度更容易调动人们积极性的科技创新积极性，或某个制度能集中起来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行科技创新。
单从科技创新这个角度说，科技创新的主体是特殊的人---有科学追求的科学家。科学家你可以用钱去诱惑他创新，但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科学家也不可能去安心搞创造，这就必须动用一定的资金保障其生活。发达资本主义的资金是国家和私人共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都是国家出。
原始资本主义谁出钱呢？一般是国王和贵族赞助某个事业，且都仅仅是为名声而已。起码在国王和贵族脑中，是有不为牟利而发展科学这个意识的。


嘻嘻，感谢程欣的补充，说的太对了。出口过多导致国内货币过剩，就会引发通货膨胀。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是可以控制的，因此明清都只容许官方出口少量商品，控制参与人数，还常常以所谓纳贡还礼为名义，这其实都是为防止私人从事这项活动。
皇帝聪明还不止如此，他知道就算不放开禁海令，就算国家干的太多，参与的人太多，也会导致私人贸易的出现，等既成事实出现，再想不流血就触动出口商人利益，实在就难上加难，所以干脆禁的严一点。


只能说，马克思时代的工人，吃的不好不是工人运动主要原因，劳动时间过长是关键。
他们的生活水准也确实不高的，但这里面最大因素是.....欧洲人是喜欢吃肉的，一搞工业化，耕地都种了庄稼，牧场少了，19世纪人又多了，结果就是工人只能吃面包，导致工人过的很不舒服。一个旁证是，绞刑架下的报告里，说纳粹德国居然一礼拜才给犯人吃一次肉汤，非常残酷.....
但是，工人的地位无疑比当代中国高的太多。而且当时也能分为工人贵族和普通技工，工人贵族类似高级白领，普通技工是现在的一般白领（现在工人赚的也不少啊）。恩格斯《论住房问题》中提到，广大普通工人买不起房，非常苦恼。而现在呢，普通白领也一样处境，至于工人，根本想都甭想。

这么热闹，真高兴........
那天出去了，所以后边草草啦。地精的论点都是汲取各家代表观点，拼凑起来的，经济学上我是不懂的，根据高中课本和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杂陈起来，比不了程欣的专业。
经济学虽然好，但是经济学毕竟不是历史学，经济学的主体是人。只要是人，就要被自然环境影响，不能完全靠它解释历史，俺是有个宏伟构想地，就是地理及自然环境决定社会进化形态，社会进化形态决定经济文化。俺还有个观点，是江南富庶地区太小了，中国太大了，中国又必然是统一的国家，汉文化政权不可能分裂，这就决定了它的资本主义难以成功。
这里面最需要论证的是汉文化政权不可能分裂，这是汉字结构化体系决定的，汉字区分了汉族与非汉文明民族，面对非汉文明民族,统一汉族是出于自然选择的本能。
至于汉字为什么结构化，就是人种问题了，是汉族特出的结构化思维决定的。

中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城里的纺织场主不过就是专门从事纺织业罢了，这种手艺农民都会，不替代不了的问题。只要某一类人、某一种工艺是可以轻易替换的，在中国体制下他们面对皇权就是软弱无力的。

1600年的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了一架机器，缺少了一部分就会运转不灵。
明朝呢，还是一堆砖块而已，打碎一堆，再烧制一堆就是了，反正烧制工艺很简单，动物都会。。。。。。

我认为，明代覆亡的直接原因，有崇祯年间地方士绅势力坐大这条。
既然没有市民，那皇帝的对手主要便是不合作的地方士绅宗族势力。
正常情况下，士绅宗族势力是分散的互相竞争的关系，无法联合起来抵抗皇权，即便造反也可以被国家军事力量轻易各个击破。
应该说，地方势力坐大是必然历史趋势，因为官僚体系下权力会倾向于世袭罔替，久而久之地方便积弊难除了。不过难除不等于不可以除，在明朝皇帝权力无限的舆论下，任何臣子在皇权面前都是菜鸟一只。
但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却不懂得如何利用这个权力，被东林党人的阿谀奉承骗的不轻，以致没能像现任一样采取暴力手段削平大小地主，在江南地区强征税负钱粮，缓解国家经济压力，这才导致明朝内乱而亡。


在这点上，万历天启全是大聪明人，只有崇祯才是糊涂蛋。
他不晓得中国皇帝与大臣，不是大强盗和小强盗的关系，而是人与狗的关系。皇权从不来自绅权，只有打狗棒，也就是军队支持，绅矜都是一群案板上的肉罢了，想用钱的时候杀几只，不用的时候就养肥待宰。
搞东厂锦衣卫，也不过就是握紧打狗棒的手段，迫害东林党，不过就是趁机宰几只爱叫唤的宠物犬，还能捞点狗肉汤喝喝。

还有个情况，程欣注意没有，就是明朝末年在江南地区已经征不上税了。
明清的科举制度有一条规定，就是生员及其家人不服徭役，举子就可以不交税负，结果就是税负转嫁到普通农户头上，农户税负过重。导致有很多自耕农便主动投效到地主门下，宁可给地主交租也不交税。
于是，没有钱粮的国家想出了又一个馊主意：捐贡生。成为贡生就可以不交税，这纯属竭泽而渔的措施，搞到一笔钱后再也没有第二笔了。
没钱怎么办？好办，派宦官去抢呗。会抢的皇帝就吃香，不会抢的就遭殃！

万历还干了件好事，是派海瑞去清查富户吞并土地的行为。
这倒不是为民伸冤，而是利用民众贪便宜的心理，使得江南税负可以重新征收起来。本来土地给了大地主，现在国家给了你一个机会，只要提出申请，就免费拿回土地，以后照章纳税就是了，这是多好的双赢措施啊！

除了公开打击，皇帝还有阴招，利用豪门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撕咬。所谓"民抄董宦"便是个智慧杰作，我就不信流氓地痞在没有京城后台的情况下，真敢去大人家里打砸抢。这个后台仅仅是徐阶吗？恐怕未必。

总之一句话，明朝皇帝都不傻，崇祯除外。
建文虽然可怜，做人却够狠，叔叔伯伯一个都不放过，手段比得上我大清雍正爷
英宗武宗，虽然才智稍逊，未成大器，但深知亲抓兵权的道理，还会靠打仗聚拢人心。
嘉靖万历天启为人谨慎内敛，却是不折不扣的扮猪吃虎狠角色，治理手段越发升级变态，从太祖爷自己干自己担骂名，变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东林党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和平演变，文化攻心，崇祯这个唯一的傻缺便上了当，贤王你当没问题，还相当个贤君？傻缺吧！国家之乡愿贼也！